多源流视域下东南亚国家早期儿童教育治理政策探析

早期儿童教育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各国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高度重视,是公共政策治理体系建设中的重点领域。东南亚国家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结合国际视野、立足本土特色,在早期儿童教育治理的政策决策、管理体制等方面不断探索,早期儿童教育服务水准得以较大改善。基于多源流理论对东南亚国家早期儿童教育治理政策展开分析发现:贫困带来的儿童受教育权利危机、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与劳动力分工等社会变革交叠影响促使有关问题进入政策视野,形成问题源流;各大国际组织、各国政府部门的共同推动构成“政策原汤”;在政府引导与各方利益主体诉求下生成政治源流;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彼此嵌套,最终实现“三流耦合”,通过入法、政策修订等过程,成功开启了东南亚国家早期儿童教育治理的“政策之窗”。目前,早期托育服务和学前教育是我国教育系统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存在诸多短板且处于新发展阶段的改革窗口期,早期教育治理体系亟待完善。借鉴东南亚国家的经验,坚持多角度分析问题、明确政策共同体职责,以及注重“政策溢出”的外部影响力,是今后我国早期儿童教育改革政策议程的可行路向。

参观者还是参与者?——企业自身参与职业教育影响因素的扎根研究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政府、学校、企业与社会等多方利益主体。以扎根理论为方法论指导,通过对珠三角地区20位产教融合性企业管理者的深度访谈,构建出包含办学实力、经济周期、政策增量、产权明晰、岗前培训、技术创新的影响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六因素模型。对六因素归纳分析发现,政策环境体系不够完善、经济生态稳定性不足、职业教育供给与企业需求失衡是影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三大主要阻力。为此,在政策层面,应落实政策存量清理,精准分层扶持;在经济层面,要拓展多元培养模式,打造共创共享联盟;在教育层面,要提升职业教育教学质量,重塑职业教育声誉。

东盟共同体建设的教育行动路向——兼谈对我国推进区域化教育发展的启示

“东盟共同体”是东盟迈向高度一体化区域组织的行动载体,政治安全、经济以及社会文化三大支柱建设形塑出“东盟方式”的演进逻辑,其中教育领域作为社会文化共同体的核心要素,是加速东盟共同体整合与拓展的重要驱动力。东盟共同体建设以教育行动为契机,从顶层设计出发,相继出台一系列战略规划与行动纲领,采用以东盟教育部长领衔的平行组织架构,构建成员国教育体系的区域化协调关系。为此,东盟鼓励各国对接共同体教育行动标准,探索项目引领的区域内跨国教育合作模式,推动资格框架与质量保障一体化,创设高等教育共同空间以增加全球合作机遇。展望其未来趋势,东盟共同体时代的教育行动追求公平、多元、高质量发展,将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打通职业教育互联互通渠道视为关键领域。东盟共同体建设中的教育行动经验,启示我国在推进区域化教育发展中要推进“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的顶层设计,建立教育合作跨国、跨地区协调合作机制,打造高质量发展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高地,以“教育+多学科”融合方式拓展人文科技交流领域,重视中国—东盟教育合作中的非政府组织与民间交流活动。

澳大利亚学校教育惩戒:转向、实践及启示

澳大利亚学校教育惩戒历经了松散耦合、紧密耦合、灵活耦合三个主要阶段的发展演变,最终实现了从存废“体罚”、过度“零容忍”再到灵活“积极式”的新转向。根据2007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学校纪律政策》的最新要求,“积极式”教育惩戒是一种利用支持性手段,减少学生不当行为、培养学生积极行为的学校教育方式。在实践过程中,澳大利亚学校形成了以分级审查式惩戒、冷静恢复式惩戒、多元立体式惩戒、动态升级式惩戒、申述救济式惩戒五大措施为主的特色惩戒模式,从惩戒的正向性、合作性与生态性三个维度,呈现出鲜明的积极式特征。其做法与经验对于当前我国中小学校教育惩戒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组织场域视角下日韩课后服务的行动逻辑

课后服务作为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是纾解学生多样化教育需求与学校教育资源供给矛盾的实现路径。从组织场域理论视角出发,对日韩课后服务的历史变迁与社会背景进行时空溯源,在“制度逻辑”层面,锁定功能定位、利益主体、现实指向三大要素;在“实践逻辑”层面,对政府行动方式、学校支持体系、社会参与力量深入剖析。比较梳理结果,两国课后服务组织场域呈现出制度同构现象,均采取了高度集权的政府统筹方式、鼓励以学校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合作,但在政策理念与政策功能、资源配置与实践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我国可适度借鉴日韩经验,规避其风险,在重塑教育公共性、促进教育公平、打造高质量体系、拓宽多元供给渠道等方面切实推进。

行动与展望:全球疫情下UNESCO对亚太地区教育援助探析

在抗击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UNESCO对亚太地区会员国提供了重要支持。在可持续性、包容性和本土性的原则指导下,具体举措有:为学生提供远程数字学习资源与技术,对教师进行资源配置和能力培养,设立援助中心发挥指挥效应,加强受援国自身能力建设。面对未来挑战,UNESCO提出应对策略:亟需扩充教育援助经费渠道,加大与当地非官方组织的合作力度,采用多部门与多学科的融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