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学术理路、理论特征与未来想象

回顾2024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体现出学术自觉、边界拓展、体系构建等趋势,贡献了多元的学术视角和有益的实践方案。学界围绕数字平台、技术话语、智能传播等前沿议题,区域国别方向、文明交流互鉴目标等战略议题,以及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等紧迫议题进行理论探索,生成了以多元主体、多层结构、多维分析为特征的理论探索空间,阶段性地回应了国际传播工作的需要。

议题嵌入:国际传播深度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深度国际化阶段,国际传播工作需要高度重视新闻驯化效应和文化融合逻辑,推动从议题设置到议题嵌入的理念转变,目的是更好地连接全球共通的意义空间,更为精准地实现本土议题的再本土化,更为广泛地到达和影响复杂多元的国际社会。为此,本文提出,国际传播的议题嵌入需要关注到全球公共议题的分布状况,需要理解对象区域和国家的运行方式,需要开放接收和充分吸纳参与者的多元阐释努力,需要挖掘和利用数字平台的精准化生产和投送能力。

深度交往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旧问题与新挑战

在中国与世界深度交往的背景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国际传播工作进一步锚定了方向、布置了任务。对处于深度转型中的国际传播研究而言,如何重新思考基础问题和前沿议题,积极回应国际传播的政策考虑和实践方向,在增强学术自觉和国际视野的基础上,真正做好自主的、开放的理论创新,正在成为学界反思的共识性方向。

博弈与融通:国际传播话语创新的辩证一体

话语与叙事虽然是国际传播的老问题,但也具有不断展开的新面向和可讨论空间。在实践中,中国作为发言主体的对外话语实践显现出更为明显的自觉和自立意识,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在各种全球危机背景下对曾经仰望的西方逻辑的不断祛魅,另一方面是对自身发展道路的延续性、稳定性和繁荣现实的高度自信。在五千多年文明赓续的基础上,对于人类发展之路新的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给予我们全新的知识生产的实证材料,进而形成更多、更具有竞争力的话语和叙事,从而给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提供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格局重构:国际传播实践中的内外关系和驱动力

思考国际传播格局重构需要聚焦五个方面问题:一是分析中国与西方、南方及周边国家的关系状态及其对国际传播工作的影响;二是探讨技术力量和资本力量如何重塑国际传播格局,包括主体结构、力量对比和话语体系的变化;三是针对当前中外交往状态,提出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的破局策略;四是从体制机制角度,识别我国国际传播工作面临的难点,探讨自我解缚的方法;五是讨论主流媒体在未来国际传播格局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处理与其他传播主体的关系,进而有效应对国际舆论场的新变化。

国际传播中的国际组织:主体性与话语权论证

国际组织作为国际舞台上重要的新兴主体,影响着冷战以来沉寂已久的世界格局,其传播能力和话语影响力也逐渐受到关注。然而,目前已有研究中多将国际组织置于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框架下分析,其传播实践被视为国际治理的附属行为,忽视了国际组织的国际传播主体性及其话语权。本文溯源国际组织的主体性在国际社会的认证之路,论证国际组织在国际传播场域中的主体性、实践方式以及话语权建构模式,辩证分析国际传播新格局下不同主体背后的权力关系。

流动的边界:互联网的划界逻辑与再连接可能

当今时代,作为物理竞争的延伸,对网络空间领土或者说互联网“划界权”的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从对传统意义上物理空间交往边界的界定框架与长期弥漫的互联网无边界想象思潮变迁历程的回顾切入,呈现出正在浮现的且划分方式日益复杂的互联网边界问题。本文从地缘政治、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系统四个视角,构建了互联网的“流动的边界”这一概念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互联网伦理边界、全球化视角下的“Z世代”文化边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全球南方国家边界为代表的互联网边界前沿议题,以期为国际传播研究打开新视域,并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新思路。

介入性:一个理解数字新闻实践的文化框架

以介入性为特征的新闻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日渐兴起,研究者可以通过比较视角、历时视角与规范视角来考察不同社会中介入性新闻的实践模式及其文化特征。比较视角下,“群众路线”等中国特色话语有益于介入性新闻文化话语体系的搭建;历时视角下,全球新闻业在不同阶段都呈现出积极介入社会的实践要求;规范视角下,数字新闻业主张将社会问题化约为行业问题来应对由信息生态转型所引发的一系列观念冲突。研究者应当以人本主义为价值锚点,挖掘数字新闻业与用户之间的亲密关系,并积极探索“介入性”之于数字新闻学的理论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