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策略与路径

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一重要论述从理论和实践上系统阐明了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新质生产力不是传统生产力的局部优化与简单迭代,而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必将带来发展方式、生产方式的变革,也必将对职业教育提出更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如何与新质生产力共生长、为新质生产力助力赋能成为职业教育在新时代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高等教育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本文认为把握机遇需抓好五个方面:一是全面协调好高等教育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把质量放在首位;二是全面协调好高等教育的结构,不断提高办学水准;三是全面协调好学科、校园布局,注重办学效益;四是协调好校、院、系的职权,适应建设学科团队要求;五是强调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发展观。

欧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经验

随着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特别是面向客户个性化需求的柔性生产加工系统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产业和劳动组织形式,对劳动者的职业知识、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单凭传统的经验知识已经难以适应目益复杂的职业岗位变化.职业的变化趋势向着复合化、综合化的方向进展,职业的数量日趋减少,各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事农业和林业以及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比例进一步萎缩,在第二产业类职业中,几乎每个领域都在缩减劳动岗位,情况最严重的是钢铁、机器和机动车制造领域、化学和石油处理加工、电子、精细化工、光学仪器、手表、玩具和运动器械、皮革、纺织工业及服装加工业等行业;而第三产业就业岗位数呈上升趋势.这种劳动者从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人员素质要求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在接受基本文化素质教育的基础上,接受系统的职业技术教育.

教育均衡视域下我国新疆少数民族学前双语教育发展的城乡差异分析

2011年以来,国家加大对学前双语教育的关注和投入,新疆实施了学前双语教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学前双语教育蓬勃发展。随着学前双语教育的发展,学前双语教育的城乡差异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基于2017年新疆学前双语教育测试数据,分析我国城、镇、乡学前幼儿入园率、汉语入学准备和双语教育资源差异状况。结果发现:农村仍有少量幼儿尚未入园;在汉语能力上,乡村学前教育仍与城市有显著差距;在教育资源方面,城乡差距有了新的表现,即农村教育资源短缺主要体现在班额和生师比过大,园区的设施设备已经基本满足需求;但城市幼儿园的教师队伍和硬件设备成为学前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短板。据此,提出了建立健全学前双语教育政策制度和法规体系,加大教育投入并进行合理分配,打造高质量学前双语教师队伍,遵循学前双语教育规律开展教学活动等促进城乡学前教育均衡发展的对策建议。

教育国际化、本土化与学校个性化

教育的国际化始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高等教育的学术本质 ,决定了凡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等学校都具有国际性的特征。教育的最初发展是为个人和本土 (社区、地方和国家 )的发展服务的 ,国际化是以本土化为基础的 ,本土化是国际化的内在要求。由现代科学技术主导的知识经济的到来 ,既推动教育的国际化和本土化 ,又要求学校的个性化 。

职业教育扶贫:应用型人才贯通培养体制探析——以“三区三州”为例

职业教育对象贯通学习意愿不足、中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不衔接、中高职对口升学渠道不畅通、实践性学习缺乏支持条件、毕业生对口就业能力不足等是限制"三区三州"职业教育应用型人才贯通培养的主要问题,导致了职业教育扶贫成效降低。中高职贯通培养是提升应用型人才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通过贯通方式培养兼具实践性与理论性的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实现劳动者与岗位对接,使职业教育与扶贫效能有效连接。构建应用型人才中高职贯通培养体制以提升职业教育扶贫效能,应在培养思路上突出区域性特征,贯通人才培养与当地产业发展,在培养体制上突出应用型特点,贯通职业教育入口与出口、特色专业与岗位需求、职业院校发展规划与人才培养规划,实现职业教育良性循环发展,改善职业教育扶贫效能。

边境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困境与创新——以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

云南省德宏州现行的义务教育阶段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以敞开国门办教育的战略思路与优惠导向的制度安排、"两个主体"政策为主要特点,具有代表性及示范意义。以德宏州为例管中窥豹,综观我国边境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践困境,仍存在教育政策缺乏有效指导、政府经费保障责任重心较低、教育政策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面对政策需求与政策供给的矛盾愈发尖锐的形势,亟待系统性思考边境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来华留学生的教育管理问题。从维护国家文化教育安全、增强国家认同意识的角度出发,责任重心上移,充分发挥中央政府责任;通过教育政策的创新与完善,建立一整套与之相匹配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适应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

跨境民族青少年国家认同学校教育探析——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

跨境民族青少年国家认同学校教育面临着时代挑战与现实困难,如:边境地区国家安全形势严峻、跨境民族国家认同易与民族认同发生冲突、跨境民族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不到位等。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当代国家安全的系统性,对跨境民族青少年国家认同学校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的跨境民族青少年国家认同学校教育理论框架解答了跨境民族青少年如何理性处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凝练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核;重视"人"的因素,充分调动教育对象的积极体验;从"政治""文化""心理"3个维度,概括出国家认同教育的内容。跨境民族青少年国家认同学校教育实践路径应将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重要指导思想,构建以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统摄的教育内容体系,建立以实效性为导向的课程体系,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利用并开发教育教学资源,建立综合性、过程化、形成性考核评价机制。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义务教育精准扶贫制度模式探究——基于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

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及AGIL功能模型为分析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义务教育精准扶贫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我国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义务教育精准扶贫制度体系,"AGIL"功能条件尚不到位,具体表现为:制度设计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外部环境契合度不够(A);教育无用论思想误区及公众自主脱贫意识淡薄等使得教育精准扶贫目标不集中(G);教育精准扶贫制度协同性欠缺(I);激励机制不健全,项目推动乏力(L)。当前,应构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义务教育精准扶贫制度的AGIL模式:积极适应外部环境,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教育精准扶贫制度框架;明晰发展目标,确立以发展为目的的教育精准扶贫思路;有效整合资源,构建以协调有效为重点的教育精准扶贫制度体系;持续推动扶贫制度执行,形成连贯有序的推动体系。

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经验启示

我国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是推动解决我国民族地区扶贫难题,实现民族地区“五位一体”建设,推动“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民生工程。在党和人民多年的奋斗和努力中获得了巨大成就和丰富的发展经验,形成了各学段覆盖,政策项目保障,可持续“造血”的民族扶贫体系,着力于解决我国民族地区因教育等资源矛盾导致的生产力低下、贫困代际传递等贫困问题,有着其深刻的理论价值与鲜明的时代意义。印度与我国有着相似历史进程、地缘环境以及国情现状的多民族国家,其民族教育扶贫组织机构建设和政策制定对我国民族教育扶贫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比较分析,发现我国要进一步坚持民族教育扶贫不动摇,以资金投入和国家优惠政策作为基础,尊重少数民族文化才能够更好地完善民族教育扶贫,实现最终目的。

民族团结教育20年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在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为重点内容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从学校入手扎实抓好民族团结教育,培养各族学生的民族团结意识,

凸显“边境特色”的教育政策规划价值序列建构——基于德尔菲法测评的树型价值体系

现行边境地区义务教育政策规划体现出"教育优先发展""教育公平""依法治教""提高教育质量"等较为普遍的价值导向,对"边境特色"反映不够充分,也未能有效回应"边境诉求"。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政策目标偏差、政策规划缺位、政策方案存在"一刀切""锦上添花"倾向等问题。因此,亟须建构凸显"边境特色"的教育政策规划价值体系。通过运用德尔菲法,可筛选出边境地区义务教育政策规划功能性、战略性、工具性三个方面的11个价值指标,构成树型价值体系。构建凸显"边境特色"的教育政策规划树型价值体系进一步厘清了边境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的定位,为明晰边境地区义务教育政策目标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思路,有助于边境地区义务教育政策规划体系方向的确定。

高等教育阶段国学教育何以可能

高校国学教育热折射出以国学教育为手段,提升大学生爱国情感、民族意识认同感、思想道德、人文素养的价值诉求与期许,但高校国学教育在实践中遭遇了诸多挑战。提升高校国学教育的有效性要从国学及国学教育的本体论问题入手,明确国学及国学教育的多维涵义,构建以培养国学精神为核心、有机结合理论知识与技能类知识、注重大学生"知情意行"系统改变的国学教育内容体系。在技术路径层面上,针对国学学位专业教育与通识性国学课程教育两类方式,完善制度建设,形成学位、学分、课程、教学管理等系列制度,实现高校国学教育纵向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学段、高等教育不同学习层次之间教学方式与学习经验的有序衔接,以及横向上校内学习资源、社会资源、社会实践活动的有机融合。

边境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模式建构——教育政策价值分析的维度

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阶段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缺乏专门的边境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各地方在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云南模式"与"延边模式",但这两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均存在价值与事实分离,造成边境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中一些实践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基于事实的分析还可以归纳出义务教育阶段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第三种模式,即:在实体价值层面,突出维护国家教育安全、强化中央政府责任、强调多样性与特色化;在程序价值层面,调整决策模式,关注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引入政策咨询等决策机制,以促进教育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完善政府责任分担机制与问责机制以提升政策执行有效性。

民族地区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的价值选择与制度安排

教育治理的行政区域壁垒及部门条块分割、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是民族地区建立符合教育现代化理念的教育治理体系的主要体制性障碍。这些障碍是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特点、政策环境、决策思维惯性相互影响的结果。在教育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下,建立民族地区现代化教育公共治理体系要坚持与教育现代化观念相匹配的基本价值选择,即公共治理的教育公共性与多元主体参与、权力分配的适度集权与分权、教育政策的决策民主化。同时,要构建"党委全面领导、中央承担主体责任、行政部门协同管理、学校自主管理、社会广泛参与"的民族地区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加强制度设计。即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责任重心上移,强化中央政府责任机制;加强顶层设计,建立顶层推进框架与统筹协调机制;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加强教育公共治理能力建设;发挥学校主体地位,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搭建教育行政系统外部治理空间,完善公共参与机制。

教育扶贫: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融合的实践逻辑--以“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为例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深陷教育贫困的状态,扶教育之贫是教育价值理性的要求,是教育扶贫功能发挥需首先解决的问题。教育扶贫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具有内在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以"人的发展"为核心发力点,以"思想引领"为重要途径,以"知识与能力"为直接方式。教育扶贫的实践路径应走上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轨道,即正视教育事业的长效性特征,对教育的基础环节常抓不懈;重视个体对教育回报的期待,以就业为导向,加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准确把握教育事业的系统性特征,构建教育扶贫的系统模式,以保持教育扶贫固脱防返成效。

重点学科建设对地方高等教育系统的影响:以H省为例

大学中的学科是高等教育系统的学术组织,学科发展是学科自身连续不断进步发展的过程,学科建设是不同主体特别是政府采取一定手段措施推动学科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重点学科建设是社会建构模式的重要体现,具有行政性、封闭性、荣誉性等特征,我国采用社会建构的学科建设模式。地方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重点学科建设经历了初始期、发展期和转型期三个阶段,形成了国家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和校级重点学科三个层次。重点学科建设一方面加剧了地方高等教育系统的非均衡性,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地方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学科发展的趋同性。由于三种机制的交叉作用,这一趋同性不断加剧,势必影响地方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化发展。因此,政府需要从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减少行政干预,引入市场和社会机制,推动高校尤其是地方一般高校学科发展不断走向正规。

从精英向大众化高等教育迈进中的政策问题

从目前到 2 0 1 0年 ,我国高等教育将从精英阶段迈向大众化阶段 ,这一转变还将同许多教育改革问题交织在一起。本文在比较借鉴有关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

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的走向

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继续深化改革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这是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在建立、健全之中,政治体制、政府职能的转变,也都在继续深化之中。综观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教育发展的要求,以及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内在趋势,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将围绕下列几个主要方面继续深化和扩展:(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