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教育扶贫法治化的基本逻辑

教育扶贫在我国贫困多元治理路径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在后扶贫时代,为实现我国教育扶贫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需在"教育扶贫政策法治化"中完成法治对政策的批判,通过法治化澄清和确认教育扶贫政策形成的秩序规范,并为教育扶贫政策划定界限。教育扶贫法治化的核心任务是实现公民宪法作为发展权的受教育权,基本进路是立法者通过落实制度性保障义务完成以此项权利为价值基础的教育扶贫法律制度的建构。教育扶贫法律制度的建构可在教育法典的编纂中完成,其关键内容应涵摄以下方面:完善以能力培养为目标的学生资助体系、推动资源共享的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面向乡村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扶贫。

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之道

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核心议题。法治既是教育治理制度现代化的基本载体,也是教育治理方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更是教育治理理念现代化的外在表达。但是,目前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还存在不少法治障碍:教育立法体系难以满足教育制度改革的需要,教育执法效能难以适应教育行政方式的转型,教育纠纷解决机制难以回应权益保障的诉求。为此,需要健全教育立法体系,通过良法促进善治;规范教育执法行为,提升教育行政效能;完善多元解纷机制,满足权利救济需求。

教育治理与教育管理的关系辩正及其实践反思--对一个老问题的新看法

教育治理突出多元共治、权利保障和依法治教,确实有别于传统教育管理所强调的政府本位、管理至上和政策治教。但是,教育治理与教育管理并非对立关系,二者在话语背景、功能指向、涵射范围等方面都存在内在勾连甚或互补之处,渗透着概念演进的传承性与互动性,这就意味着教育治理格局建立于教育管理传统所奠定的现实基础之上,二者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仍须彼此关照。首先,共治格局下的政府作用不能因市场机制的引入而有所弱化,相反,国家公权力应当在基本规则制定、教育公平保障、动态过程监管、矛盾纠纷化解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其次,善治目标下的教育权利保障与教育义务履行、教育公平维护和教育秩序建构并行不悖,应当关注权利实现的边界和基础;再次,教育法治的推进并不排斥教育政策作为教育管理工具的重要价值,政策自身的灵活性优势及其施展空间仍然广泛存在,同时还能对教育法律的制定与运行施加良性影响。

何为“依法治教”之“法”:一个概念的检讨与拓展

"依法治教"的命题形成于教育立法的恢复和繁荣阶段,故而"依法治教"之"法"容易被理解为"实定法",旨在破除教育治理政策化的路径依赖。但这种传统观点难以解释教育制度改革中的"良性违法"现象,同时忽视了教育治理中广泛存在的公共政策、学校章程、校纪校规等"软法"资源,还可能陷入法律工具主义和行政中心主义。教育治理的普遍性、专业性、自主性和应时性,决定了其对"软硬法混合治理"模式有着极大的需求。"依法治教"之"法"并不局限于具体法律规定,而是指法治体系、思维和方式,亦即在尊重法律权威的基础上,将"法"之范围确定为多元法源形式,兼含"硬法"和"软法",它们的静态规范及动态运行均应受到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统摄。这种开放式观点可以使教育改革呈现出规范性和有序性,也因应了教育治理依据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助于确保"依法治教"命题的普适性和时代性,彰显出教育法治的体系性和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