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本土化与中国学术研究转型”这一命题的问题意识非常明确,即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从本土化的立场、视野、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开拓学术研究的空间,建立学术研究的“中国范式”。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应重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的关系,因为在国别联系日益深入的今天,“本土文化”与世界必然发生深刻的关联。本土化作为学术研究的立场、视野和方法,落实到具体的学科,关注的问题会有所差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我想通过两个问题对“本土化”作一讨论。

从报刊角度重读香港地区文学——评赵稀方的《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

赵稀方教授的《报刊香港》从报刊角度展现了香港地区百年文学风貌,深入探讨了香港地区的文学体制、文学流变、文学思潮、文学生产、文学观念等重大问题,在报刊史料的基础上完成了对于香港地区文学史的整理和定位,标志着内地地区对于香港地区文学史研究以及华文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在华文文学史的书写上实现了方法、理论、范式、内涵等几个方面的创新与突破。在文学史范式的更新、贯通海峡两岸暨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的文学史与文学思潮、重建香港地区文学的主体性与特殊性、香港地区文学的史料建构、理论意义的彰显、重建冷战文化视野等方面为香港地区文学史重写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学术空间,进一步推进了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成熟与发展。

阐释的确定性、非任意性与文学性——与张江先生对话

张江《再论强制阐释》探讨了阐释的确定性、整体性、非任意性与文学性等一系列基础性问题。在具体论述强制阐释产生原因的过程中,此文显露出三个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其一,此文认为后现代主义将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分别赋予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而后者是强制阐释泛化的主要诱因。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解构了这种二分法,并提供了一种新型范式的确定性与可公度性。其二,此文以接受美学与读者理论为典型案例,论证后现代任意性的阐释方式使强制阐释大肆泛滥。这个例证本身却是漫画式的,经不住仔细推敲。其三,此文批评文学阐释与非文学阐释的淆乱为强制阐释推波助澜,断言文学的阐释目的是求取共鸣而无真假对错之分。这既简化了阐释的多重目的,又为任意性的强制阐释开启了理论之门。辨析这些问题,可以更好地认识强制阐释的生成机理,找寻相应的解决路径。

“丽旨腴词,文章领袖”——枚乘及其文学史地位

枚乘前后二封《谏吴王书》,从含蓄委婉到直白率放,各具精神,持说正论,纵横气象非凡,高士明鉴,清醒抉择。首创“七体”,虚拟摹划,贯通上下古今,牢笼天地四方之景,气势恢宏,充斥“神物怪疑”扑朔迷离的神秘气氛,通过主客对话,演绎生活哲理,阐述生命真谛,要言妙道,表达对天地人生的深入思考。劝百讽一之赋,继踵增华;讽一劝百,势不自反,又见其弊。“枚乘杂诗九首”尚待考论,在文学史上,可谓独步当时,“丽旨腴词,文章领袖”,并非虚言,实为理解枚乘之壶奥。

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严家炎先生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讲座

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第一会议室时间:2020年10月13日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主讲人:严家炎主持人:李建军与谈人:刘跃进、黎湘萍、董炳月发言嘉宾:赵稀方、吴光兴、陈定家、施爱东、张重岗、谭佳、彭明哲。

晚清至五四:中国现代性与文学视觉性

晚清至五四时期,中国开始百年现代化历程。视觉性是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种视觉性语境也反过来定义了现代性。摄影、电影等新兴技术的产生促进了现代性主体的产生,使他们重新审视世界、认识自我。文学在这一时期,受到视觉性表达机制的影响,呈现出现代性特点:一方面,文字顺应视觉化趋向的需求,表现出文字向视觉性的靠拢;另一方面,文学对抗视觉化趋向,坚守自己的阵地,用文字表意的方式对抗视觉技术呈现事件带来的震惊。用视觉文化的理论反观这段时期,可以发现图像与文字间的此消彼长、相互调适的动态过程。

四库馆臣视野中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历史地位——兼及对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说的反思

四库馆臣的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于纯粹的古典语境,体现了传统社会的主流观点,为我们反思现当代人的古代文学研究提供有益视角。魏晋南北朝文学在当下的研究语境中享有盛誉,却难以契合馆臣的文学趣味,因而在以馆臣为代表的传统士人眼中历史地位并不高,更不会被视为“自觉”的象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要坚持本土文化立场,并在此基础上汲取外来文明之长,以促使古今话语对接。

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起点--20世纪20年代前期留日学生关于社会经济问题的讨论

留日学生是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力量。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以日本“大高系统”为主的留日学生,从学术性团体“中华学艺社”中分化出来,另办政论性刊物《孤军》等,就中国的经济性质与社会性质,以及中国该走何种道路的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他们都认为中国将走向社会主义,对如何迈入却持不同观点,尤其是在应否效法苏俄走激进革命之路的问题上态度迥异。论争渐次分为两种立场:一者认为中国经济尚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并不具备社会革命的条件,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以社会主义为必要的手段;另一方则认为,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中国已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具备进行社会革命的条件,主张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参与论争的文化人最终选择了不同的革命路线。孤军社的分化,是“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分化重组的缩影,论争也为随后的革命实践提供了理论准备。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讨论,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等问题,已有较多论述,并与第三国际和苏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相关论述遥相呼应,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起点。

重新发明河流——津子围《大辽河》的叙述与存在论

文学对河流的书写史不绝书。许多河流已经文学化,成为人文地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像马克·吐温之于密西西比河,高尔基之于伏尔加河,康拉德之于刚果河,肖洛霍夫之于顿河,被无数欧洲作家和诗人吟诵过的塞纳河与多瑙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长江、黄河、易水、无定河、汨罗江、秦淮河、湘江等,更是在不断的修辞积淀中被意象化了,携带着丰富复杂的意义内涵。

五棵竹子:论当代小说的创意过程

借用艺术理论中郑板桥关于竹子的创作过程论,当代小说的从创意到呈现,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多重现实的“江畔之竹”、视角观察的“眼中之竹”、构思拟想的“胸中之竹”、形式表达的“手中之竹”与自由表述的“心中无竹”。古典话语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体现于当代性的自觉与对既有文学史遗产的扬弃,融合再造后,当代小说的创作因此获得一种带有普遍、通用的过程性描述。

弱共识与语境复义: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大模型重塑文艺美学

实质语义的弱共识性是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大模型自动生成文本的基本特性,也是文学文本的基本特性。科学与文学文本语元组合运动生成的形式语义都要在个人的直观理解中转化为实质语义。形式语义概念化的单义决定着科学文本实质语义的强共识,有利于汇聚物化在语言符号中的社会力量,以认识、改造自然物元组合运动而造福人类;形式语义实例性的语境复义决定着文学文本实质语义的弱共识,有助于个人心元组合运动的和谐化、文明化和个人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非强制性交往。大模型颠覆了传统科学文化概念化强共识公理系统,对于重新认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及价值、重塑传统文艺美学和人类文化等有重要启示。

责任伦理视阈中可敬中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为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国际传播确立了明确方向。揆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理念的发展历程,宜将可敬中国形象理解为负责任大国形象。负责任具有多维内涵,与中国传统责任意识、马克思主义责任观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紧密相连。塑造与传播负责任的可敬中国形象意义深远,是消融美西方社会各种意识形态敌意、化解中西方负责任逻辑龃龉、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客观需要。塑造与传播可敬中国形象,需要有机结合自塑与他塑的方式、战略与策略的理念、行动与言说的渠道、理论与故事的内容、民族与世界的价值、技术与艺术的手段等诸多方面。

词是复杂感情的产物——关于王国维《人间词》的解读

王国维的《人间词》今存104首。作者伪造词序以自高词品,删除浮艳之词和不标词题致使情感经历线索模糊和词意难解。解读其词者往往因作者是备受学界尊崇的国学大师,遂离开作品本意而努力寻求哲理与政治之寓意,从而进入误区。《人间词》作于辛亥革命前数年,主要抒写两次情感经历,并非凿空而道,而是复杂感情的产物。它体现了作者提倡自然真实之境界并反对深文罗织的词体观念。因此《人间词》的思想与艺术成就尚待重新认识。

论神话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记忆与传承

各民族神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不仅产生时间早,而且记忆内容具有纪实性、多元性、连续性与经典性等特征,为人们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成提供了客观依据,也为认知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提供了重要文本参考。同时,神话传承的多形态、多渠道又增强了传统文化记忆的互补性和大众化,并在创新与发展中形成了中华文化记忆的体系性。在中华现代文明建设中,可以通过神话记忆与传承更好地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特色,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精神,并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创新作出贡献。

论罗蒂希望的哲学与希望的政治

罗蒂的希望理论包括希望的哲学与希望的政治两个维度:前者指从知识到希望的范式变迁,即反对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与基础主义的知识,代之以人类的乌托邦希望;后者指自由主义希望,即宣扬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社会与民主制度。希望的哲学不为希望的政治提供哲学基础,而是提供再描述,以促进自由主义希望的实现。再描述是参与对话的好的预言,是希望的运行条件。与之相应的是,再描述刷新了传统哲学的角色,重塑了哲学家形象。探究希望理论有助于更加透彻地理解罗蒂何以批评费什、哈贝马斯、福柯与马克思等众多学者以及罗蒂与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观念纠葛。

主体危机与创伤的书写--黄崇凯小说创作论

黄崇凯的小说以嬉笑怒骂的语言与戏谑、嘲讽、无厘头式的美学风格,描写了普通青年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状态,刻画了一幅失去生命理想与热情,被平庸、碎片化的生活所吞噬,沉浸在孤独又巨大的自我世界里的失败青年群像,形绘出新世纪台湾地区青年颓废消极的精神症候。

找回失落的人文教育,为孩子成长注入更多可能

2023年12月9日,微博知名教育博主张雪峰发表观点“所有的文科专业都是服务业,总结起来一个字就是‘舔’”,引发人们的广泛热议。在信息技术加速发展、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极为丰富的当下,我们的教育忽视了对孩子人文性的培养,存在功利性与人文性的失衡与断裂。这既反映了一些教育者的短视,也无益于未来人才的培养。当人文教育逐渐陷入边缘化,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向内自省时,往往发现底层逻辑的缺失;向外探求时,又时常陷入价值茫然,找不到照亮自己的那颗“北极星”。

应还原正面战场文学的历史面貌

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筹备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我受命联系抗战文学方面的学者。抗战八年,若上溯到＂九一八＂事变,在通常所说的现代文学30余年中,抗战文学近乎＂半壁江山＂。然而,在查找信息的过程中,我才发现,关于抗战文学的叙述与评价,较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应有的历史地位仍有不小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