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违法在刑事诉讼监督中的困境与对策———以海南省X、Y基层检察院为蓝本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提出纠正意见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手段,实践中,如何发挥好纠正违反法律监督职能的最大效果一直困扰着办案人员.本文以近年来海南省 X、Y 两个基层检察院对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的案件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适用纠正违法过程中遇到的实践难题及成因,试图寻找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提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质效,推进构建规范高效的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

检察机关做好群众工作的途径选择

为民是检察机关的工作职责和意义所在,做好群众工作是检察机关执法为民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乡镇检察室的设立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触角的延伸,是检察机关贴近基层、服务基层的重要举措。新时期群众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乡镇检察室理应从机制、执法办案等多方面着手,创新工作方法,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危险驾驶罪若干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危险驾驶罪自生效实施以来,其在立法和实施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和分歧:如查获时嫌疑人当场饮酒或逃脱的处理问题、危险驾驶罪的时效追诉问题及其是否适用累犯问题、能否适用逮捕等强制措施问题等。同时,在与交通肇事罪等其他罪名的关系问题上,危险驾驶罪是独立的罪名。因此,应修改《刑法》中累犯的条款以及追诉期限,并将"毒驾"列为危险驾驶罪予以追究,以更好地体现出法律价值。

正确理解与适用新刑事诉讼法的证据制度

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也是以证据的收集、审查、采纳、排除等问题展开的。刑事证据是否合法、客观、全面直接决定着对案件事实真相的认定。证据制度包括证人制度、证明责任、证明标准、非法证据排除等制度。因此,应认真学习和理解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制度,要善于运用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技术、新措施、新程序来提升侦查、检察、审判工作能力,从而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了实体保障,对于更加有效地惩罚犯罪、更加有力地保障人权和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审判中心视野下印证模式完善刍议——结合刑事错案分析

厘清印证模式与印证标准关系,扩展印证模式研究范围。通过解析刑事错案如何生成,深层次探究印证模式失灵原因,侦查机关封闭的取证方式,公检法相互协作关系,单一证据来源渠道,未明确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关系,可见印证标准只是错案形成的外因,不正当的程序设计(印证模式)才是内因。最后提出,强化律师在侦查环节权利,削弱侦查权并实现淡化三机关相互配合关系,完善证据规则与庭审实质化的完善措施。

盗窃罪的司法认定探析

在司法实践中,侵犯财产犯罪是主要犯罪类型之一,也是学者研究较广泛、深入的一章,而盗窃罪作为侵犯财产犯罪的"口袋罪名",与其他侵犯财产犯罪类型在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方面的手段、方式上会出现竞合,进而产生难以准确定性的困境。在传统的刑法理论中,"秘密窃取"是构成盗窃罪的必备要件,但是"公开窃取"往往也符合盗窃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

火箭发射对发射中心周围两种植被类型昆虫影响

火箭发射时燃料的排放及噪声等相关的干扰可能会对当地物种产生不利影响。为了验证这个可能性,该文探究了2016年6月25日文昌航天发射场火箭发射后,对其周边的两种热带森林类型(椰子林纯林和11种本地树种的混交林)昆虫多样性的影响。在两种林分样地内各随机设置3个400m2的样方,通过扫网和灯光诱捕昆虫,从而获取每个样方的昆虫物种多样性和多度。基于泊松分布的广义混合效应模型对比火箭发射前后两种森林类型的昆虫多样性变化,发现在火箭发射前混交林昆虫的物种多样性和多度都显著高于椰子林纯林;火箭发射后,混交林和椰子林纯林的昆虫物种多样性和多度都显著减少,发射后混交林的昆虫物种多样性和多度与椰子林纯林的没有任何差异。说明火箭发射可以减少文昌卫星发射中心周围两种热带森林类型的昆虫物种多样性和多度,但火箭发射对于昆虫多样性和多度的影响并不随森林类型的变化而变化,对两种热带森林中昆虫的物种多样性和多度的影响并没有显著差异。火箭发射对昆虫多样性产生的影响与台风等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相似,都会造成昆虫多样性和多度的降低。

司法改革背景下如何当好基层院检察长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检察改革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以司法责任制改革为主线的检察改革得以全面部署落实。当前,检察改革已经进入了深化期,如何保障司法改革的成果持续发力,让改革落地生根,这对基层院的检察长来说,是一种考验。为此,要坚定政治方向,坚决贯彻司法改革精神;要敢于推陈出新,探索司法改革制度建设;要加强队伍管理,提升检察队伍整体实力;要不断充实办案力量,保证检察工作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