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创生:媒介及新媒介文艺意义生成

“自创生”是用以描述系统自我生成性质的重要概念,“自创生系统”是能够自主生产、递归进化的系统。自创生理论以生成论为哲学基础,在去“本体”化的过程中建构了独特的“自体论”。按照自创生理论,媒介是典型的自创生系统。进入现代社会,媒介系统将物质性与技术性转化为自身的生产力,展现出更为强劲的自主性,并在进阶演化和更新迭代的螺旋式生成运动中表现出递归性以及人、物、媒介之间新的缔合关系。数字新媒介系统的自创生进入了“数智化”阶段,形成了以计算法则为主导的信息生产方式,也带来了新世界即赛博空间的涌现。新媒介的数智化自创生,建构了新媒介文艺意义生成的自创生性质。从自创生视角看,新媒介文艺实践不过是数字化的人类行动者与媒介性行动者在互动耦合过程中,联合其他生产要素共同开展的自创生性文艺意义生产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媒介性与文艺性交叠衍生,数字文艺性也由此生成。

批评视域中的中国21世纪文学——洪治纲教授访谈录

一虚构写作:不少长篇小说的思想穿透力偏弱曹霞:洪老师好!很高兴有机会和老师做一个访谈,那我们就从老师最近关注较多的长篇小说这一文体谈起吧。洪治纲:21世纪以来,在虚构性写作中,长篇小说的出版数量一直挺可观。有些作家始终保持两三年一部的写作进度,有些作家则沉淀多年推出一部。即使有些作品热闹一时,但绝大多数很快都变得悄无声息。我每年都阅读一些重要作家或反响热烈的最新长篇,但极少作品能勾起我的阐释欲望。不知道你是否存在这种感受?

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二为”口号的提出

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二为”口号之间的关系值得细考。“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非必然取自第四次文代会提出的“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它与“人民”这一党文艺工作的母题存在本源性联系。提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的历史功绩,主要不在“人民”这一概念本身,而在“人民”出现于1979年这一重要历史关头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它揭示了党对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重新选择,也向文艺工作者重返岗位发出了集结号。第四次文代会提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并非出于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盖棺定论,而是寄寓了党在文艺观念剧烈交锋的历史时期实现文艺工作平稳过渡的迫切愿望,它的提出带动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深入探讨,并最终触发了文艺“二为”口号的生成。

论美学研究从“文艺美学”到“艺术美学”的发展之路

美学原本就与艺术学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它在很长时期里都是艺术研究的核心。由于这个学科名称在东亚的汉字翻译,以及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美学大讨论”,使得对于“美的本质”的研究在中国美学中占据着中心位置。20世纪80年代“文艺美学”的提出,对于这种研究状况构成了重要的补充和调整,在美学研究的发展和文艺学的美学转向这两个方面实现了双赢的效果。当前,艺术研究一方面有着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与美学脱钩的倾向。加强美学与艺术学的结合,倡导艺术美学,对当前发展艺术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走向社会实践的艺术:参与式艺术的批评话语与理论启示

随着我国城镇化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建设,艺术介入城乡发展新格局的一系列具体实践也催生了对关于“艺术之社会参与”的理论的需求。以参与式艺术作为分析对象,立足前卫美学的三股理论思潮和两派批评论争,可以通过审美的自律与他律之辩来反思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关系。参与式艺术在艺术美学上的最大突破体现为对间性关系的开启,它使艺术成为在作者、作品、观众与世界之间进行沟通的关系媒介。参与式艺术的理论研究有助于促进艺术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跨界融合,而当前国内涌现的许多创作案例也说明当代艺术在继承文艺“为人民”传统的基础上,正在深度融入城乡空间重构和日常生活重建。

异域之境:海外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意义——评《百年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艺理论建构》

闫月珍、蒋述卓等人所著《百年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艺理论建构》,将海外华人学者的文艺理论研究视为中国文艺理论的建构,在对海外华人学者100多年来的文艺理论研究进行全景式的扫描之后,按照他们各自的学术论域,以较大的篇幅阐释了他们的文艺理论研究贡献。刘若愚、叶维廉等人的比较诗学开拓,徐复观、唐君毅等人的中国艺术精神阐释,陈世骧、高友工等人的中国抒情传统建构,以及“非虚构”诗学研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史研究,文化研究潮流中的理论与批评转向研究等,均启发了国内的文艺理论研究,对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和话语建构影响深远。

解构的行动属性和行动效应——以英语世界鲁迅批评为中心

解构作为“行动”,本质上是一种有力的阅读书写行为,同时表现出对文本阐释的绝对自由的追求以及对作者意图的反叛冲动。解构的行动效应,在20世纪80、90年代英语世界鲁迅批评的“解构范式”中得到充分体现:其一,在理论立场上,通过质疑鲁迅的写作意图以挑战或消解文学的革命与启蒙意义;其二,在文本阐释上,对“鲁迅/叙述者”的阶级位置进行严厉的审视,甚至有意“制造”鲁迅与民众之间的阶级距离,从而揭示鲁迅笔下启蒙者的自我怀疑、否定以及行动上的“无能”。我们需要反思英语世界鲁迅批评的伦理失范问题,避免一种预设的、二元对立的批评立场,而应以切合中国语境的、对话的、整体性的立场重审鲁迅的写作,在肯定启蒙价值的基础上为鲁迅阐释重新安置一个稳定可靠的批评视角。

拓衢路,置关键:蒋述卓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

蒋述卓基于文化诗学的理论立场,从多重维度深思明辨,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起到了“拓衢路,置关键”的作用。在研究内容方面,文化诗学突破了以范畴为核心的话语形态研究的局限,拓展到了古代文论的学理层面,注重中国古代文论的人文精神、民族性格、思维方式、批评形态研究。在研究路径方面,在文化诗学视域中,蒋述卓开辟了历史价值还原、中西比较融通及当代批评实践三个相互关联的研究方向,体现了中西古今交汇贯通的文化格局。在研究意义方面,文化诗学在文化、文学与文论的复合关系中审视并发掘出古代文论研究在文化建设、人格塑造、审美超越与话语创构方面的学术价值。

传统题材的后现代主义改编——网络动画《大理寺日志》批评

国产网络动画《大理寺日志》运用后现代主义手法对传统神探题材进行了改编,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和追捧。在动画生产上,每个环节都是去中心化、去权威性的,观众成为“第N作者”参与到了动画的创作过程中。在形象塑造上,白猫少卿既是对传统严肃断案神探的解构,又是人与猫的拼贴,迎合了“猫文化”盛行背景下的大众消费。在主题表达上,作品的主题“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是私人化和即时性的,是对宏大叙事的反抗,契合了“活好当下”的时代氛围。而半架空叙事与诙谐设定等因素则进一步中和了主题的严肃性,在沉重的悲剧中营造出轻松幽默的效果。

作为“数字人文2.0”的新媒介文艺批评

新媒介文艺批评是从“数字人文2.0”切入的,当前的批评实践还不成熟。作为“数字人文2.0”的新媒介文艺批评应具备两个基本属性,即智能化与数字人文主义。智能化指向的批评方法,具体即在接纳文艺批评具有科学性前提下将各种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应用于实践的批评方法。数字人文主义指向的是思想模式、价值观以及核心性评价标准,其基本内涵即在一个“转译”与“纯化”双重实践造就的“杂合体”世界中,将人置于万物平等、万物互通的数字化生态环境中,以开放多元共存主体观,思考和确定人的存在方式、追求人类的理想生活。

作为“数字人文2.0”的新媒介文艺批评

“数字人文2.0”需要按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理解。具体可以把包括本文所说的新媒介文艺现象及其研究与批评在内的全部数字人文知识生产看作广义的“数字人文2.0”,而狭义的“数字人文2.0”应回到“人文学”或学术研究层面.

余华小说研究中三个待解的问题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余华的创作就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从编撰《余华研究资料》,到后来修订《余华评传》,我曾对余华研究的国内成果及其相关情况,进行过长时间的跟踪和梳理,发现余华研究始终处于数量与质量的不平衡状态之下。每年发表的有关余华创作的研究文章,均在200篇以上,有些年度达300篇以上,但绝大多数都停留在一些既有观点的重复之中,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或更换主要概念,或更换理论资源,而在有效推进余华创作的深层次研究中,具有原创性的优秀成果非常少。

从“重写鲁迅”到“弑父”——对美国华人学者鲁迅批评的历史考察与反思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华人学者的鲁迅批评经历了审美批评、传记批评到解构批评的范式变化,与美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形成了同构关系。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后殖民思潮影响下,美国华人学者的鲁迅批评呈现出一种理论化趋势,对源头、总体性的批判性审视,使其普遍表现出极端的“弑父”倾向。在批评策略上,他们将“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视为国族主义的象征符号,并以怀疑主义的态度不断解构鲁迅的作者意图,从而颠倒了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权力关系。事实上,全球化的理论扩张尽管不断推动美国华人学者鲁迅批评的理论化和多元化,但也导致批评权力的独断,以及过度阐释、理论同质化、忽视文学事实等弊端,需要从认识论层面对之进行批判性反思。

《红楼梦》文本图像研究的新拓展——读王怀义《<红楼梦>文本图像渊源考论》

在学界的《红楼梦》研究中,图像叙事视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路径。图像叙事凭借图形、图像传递信息形成图像文本,可以实现话语隐喻、文学文本、图像文本三者在语义层面的互释和同构。通过这种叙事模式,图像不仅可以传递可视化信息,还可以传达特殊的话语隐喻,提供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跨学科视角和思路,这也正是王怀义教授新著《〈红楼梦〉文本图像渊源考论》(中华书局2022年版,以下简称“王著”)的研究旨归。

“武侠中国”的现代重塑——动画《一人之下》批评

20世纪末武侠题材开始以动画形式走入大众视野,作为本土特色鲜明的题材,在发展历程中不断面临机遇和挑战,诞生了具有突破性的作品《一人之下》。《一人之下》通过对“江湖”“武”“侠”三要素的解构和再建,让观众看到多重符号在动画设置好的特定场景中共同运作和相互影响,借此实现“武侠中国”的现代重塑;《一人之下》在一众热血动漫的喧嚣浮躁中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隐忍和内敛,展现独特的生命美学;《一人之下》虽然只有单一文本,却出现“宇宙化叙事”的特征,有望在武侠中国现代重塑的基础上打造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武侠宇宙”。

论小说叙事中的“背景”

作为中外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体,小说从古老的故事一路蜕变而来,已经变得极为复杂,形态各异,花样迭出,规矩难觅,法则难求。带着本质主义的思维,人们总是希望找到一些具有评判标准的通用律则,但常常又会发现,仍有大量优秀的小说处在各种所谓的律则之外。这或许正是小说艺术的魅力所在。当一种成熟的文体不断走向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说明它的内部仍然充满巨大的活力、潜力和可塑性。

我们应该如何重塑古人形象?——以《故事新编》为中心考察当代文坛的创作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故事新编”类小说自鲁迅《故事新编》始,经历了“故事新编”“新故事新编”和“后故事新编”三个时期,发展已百年,但鲜有佳作。其重塑的古人形象虽然数量增长迅猛,但写作主体缺乏精神建构的自觉性,重塑的古人形象大多欠缺可信度和审美性。在这方面,《故事新编》提供了三方面文学经验:其一,追求创新,但不作“观念化”“娱乐化”的简单消解,而是对古人形象进行艺术性重构;其二,以古讽今,重视人性书写,让重塑的古人形象生发出丰富的精神蕴藉;其三,以“尊重史实”与“文学想象”相结合的叙事模式,让重塑的古人形象既有人物成立的逻辑性,又有人物的精神风采,呈现出丰盈的审美性。

构建艺术浸润式具身体验,以论带史,以论证史——美育浸润行动下大学美学与美育的教学思考

大学美学与美育教学强调教育过程学生的体验性,要培养学生的高雅趣味,这势必要求教师在教学中避免对空言说,要将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使理论接地气。应当构建浸润式具身感性体验,以艺术教育为核心,坚持专题研究,强调以论带史,以论证史,实践“话语—问题”式的教学模式和教材编写理念。

“作家中心”·“读者中心”·“数字交互”——新媒介时代文学写作方式的媒介文艺学分析

1990年代以来,新媒介的发展给文学带来了两方面变化:其一,给传统的印刷文学带来了冲击;其二,催生出了不同于印刷文学的新媒介文学形态。蓬勃发展的网络文艺不仅对网络文艺批评实践提出了现实要求,也要求学界及时推进网络文艺批评理论研究。对此,以单小曦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独特的媒介文艺学理论。该理论认为,构建媒介文艺学的必要性来自于文学现实和理论现实两个方面。首先,文学理论必须面对文学现实,需要认识到新媒介的力量,认识到新媒介给文学带来的现实影响。在当今社会,传统纸媒印刷文学日益走向边缘,网络文学逐渐走到文学场的中心,已成大势所趋。文学理论要回应这个现实,必须面对新媒介给文学带来的新变化。其次,从理论角度来看,在印刷文化向数字文化转型的今天,书写印刷文化范式的基本观念、思维模式、理论观点、研究方法等都无法充分应对今天的新文学现实,特别是数字文学、网络文学等新媒介文学现实,这就要求今天的文艺学必须进行理论范式转换。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即力图展现媒介文艺学对当今中国网络文化现状与发展趋势的阐释能力,希望引起学界的关注,以期促进中国网络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谁的文本,谁的声音?——翻译小说叙事交流研究

认真梳理西方翻译和叙事学交叉研究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隐含作者在当前的翻译叙事交流研究中,存在着纷繁无序的状态,这导致了隐含译者在认识上的混乱。本文认为,隐含译者是在翻译某部作品时处于某种翻译状态的译者,翻译状态包括翻译目的、翻译策略、文化特质、意识形态、审美标准等。此外,在翻译叙事交流中,翻译叙事者是另一个重要角色。翻译叙事者分为可靠叙事者和不可靠叙事者,而不可靠叙事主要体现在事实/事件轴、伦理/感知轴与知识/感知轴等三条轴线上。对隐含译著与翻译叙事者的研究,可更深入地理解翻译交流中译者的角色、存在方式以及翻译话语的忠实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