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时序跨文体:苏轼作品阅读方式的一种尝试

苏轼喜欢对同一主题进行跨文体创作,即在同一时间对同一件事用不同文体多角度表达他的看法和感受。因不同文体承袭不同传统,有其自身套路,难免影响作者处理话题的态度和格调,这在以往常被忽略,对此有必要尝试依时序跨文体重读苏轼作品。苏轼散文体的尺牍、题跋和杂记的数量庞大,是其作品中被忽视的宝藏。通过对苏轼诗与非正式散文文体差异的多重考察,探讨不同文体对作家表现同一事件方式的影响。对于苏轼在不同文体中处理相同主题或事件,不能简单解释为作家热衷在每个新作中都变换手法和方式。文学形式本身,或者至少是苏轼使用它们的方式,对结果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当苏轼从一种形式转向另一种形式时,参照系随之改变,他对主题的处理也随之改变。

陕西蓝田新街遗址仰韶文化晚期陶器残留物分析：酿造谷芽酒的新证据

为了进一步了解渭水流域仰韶文化晚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状态,我们对蓝田新街遗址出土的五件陶器进行了植物残留物的分析,并研究其是否为酿酒所用的器物。淀粉粒和植硅体分析显示,漏斗和尖底瓶是酿造谷芽酒的配套器物,酿酒原料包括黍、薏苡、小麦族、稻米、栝楼根、芡实,另外还有其他块根等附加植物原料。新街谷芽酒的原料组合与此前分析的米家崖酒非常接近,但增加了稻米和芡实。这也是首次发现黍与稻同时用作酿酒原料。根据我们对渭河流域几个遗址的分析,这一地区仰韶文化谷芽酒的最基本原料均为黍。仰韶文化遗址中尖底瓶的普遍而大量的存在,意味着以黍为主要原料的谷芽酒是当时常见的食物,是仰韶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饮食传统。

仰韶文化的谷芽酒:解密杨官寨遗址的陶器功能

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在中期(庙底沟类型时期)迅速向周边地区扩张,表现之一为具有代表性的陶器组合出现在许多同时期的遗址中,包括小口尖底瓶、小口平底瓶和漏斗。我们对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仰韶中期的这三种器物中的遗存进行了淀粉粒和植硅体分析,其结果揭示了它们作为酿酒器具的功用,并可藉此复原目前所知经科学鉴定的中国最早的谷芽酒(距今5700-5300年前)的酿制过程,即以黍和薏苡为基本原料,辅以野生小麦族种子、栝楼根、山药及百合等,在尖底瓶和平底瓶中酿制而成。这些植物原料包括栽培和野生种类,是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地区人群长期利用的食物资源。其中,黍在酿制谷芽酒中居于核心地位,对我们研究驯化黍的起源和传播有重要启示;薏苡作为普遍使用的酿酒原料,也有助于我们思考其驯化过程。结合以往的研究,谷芽酒应在仰韶文化人群的饮食和礼仪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作为一处大型中心聚落,杨官寨遗址的统治阶层很可能将组织酿酒和宴饮活动作为获取与维护权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陕西泾阳蒋刘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及相关问题分析

陕西泾阳蒋刘遗址是一处仰韶晚期聚落遗址。202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开展了抢救性发掘,出土遗物丰富,遗迹尤以袋状灰坑最为显著。本研究对该遗址植物考古浮选样品进行分类、鉴定和统计,发现炭化农作物主要以粟和黍为主,并有少量稻米,同时还有适生于湿地和盐碱地的杂草。本文分析了袋状灰坑的功能和埋藏过程,并通过伴生农田杂草遗存种类、环境状况、历史记载等方面讨论了关中地区史前时期稻米种植的可行性和局限性。

半坡和姜寨出土仰韶文化早期尖底瓶的酿酒功能

本项研究采用科学方法检验了陕西半坡和姜寨遗址出土的11件仰韶文化早期尖底瓶中的微植物和微生物遗存。从残留物中发现的淀粉粒、植硅体、霉菌、酵母细胞和棒状方解石晶体中获得的多种证据表明,这些尖底瓶曾用于酿酒。酿酒原料主要包括黍等其他谷物(粟、稻米、小麦族)、豆类和块根植物(栝楼根、芡实)。使用芦苇吸管咂酒可能是当时的饮酒方法之一。仰韶人掌握两种酿造方法:利用发芽的谷物酿造谷芽酒和利用发霉的谷物加植物茎叶制麹酿造麹酒。这两种方法有时分别采用,有时也许同时采用。

连天芳树人何处?——我写李清照的缘由

尊敬的各位教授、同学、朋友们,下午好,非常荣幸今天有机会做这讲“叶嘉莹中国文学讲座”第一讲。这个机会已经拖了三年多,终于能够实现,感到非常地高兴。今天要讲我写的一本关于李清照研究的书,题目是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The Poet Li Qingzhao and Her History in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2013年)。

海底数沙:两宋之际对于书籍和学问的认知改变

两宋之际书籍的大量印刷流通对人们的阅读和写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印刷术的兴起促成了各类书籍在社会各阶层的流播。印刷术导致的史料激增影响了司马光的史学编纂和叙述。李清照把经过编页处理的书籍作为信息库来进行知识查询。在北宋,苏轼的作品虽遭禁毁却仍得到流传,这体现出书籍印刷在当时具有的深刻社会影响力。在陆游的时代,因为印本的大量存在,书籍已经不再被看作独立的个体,而是互相关联的集合体。以上看似不相关联的历史事件可以引导学者深究宋代书籍印刷与学问知识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

仰韶文化晚期大口尖底器的酿酒功能初探

仰韶文化流行一种大口尖底器,器形大小不一,有些器壁上有小孔;其中大型者往往用作瓮棺,因此考古界一般认为是专门制作的葬具。本文对河南偃师灰嘴出土的一件仰韶晚期大口缸内壁的残留物进行了微化石分析,发现大量淀粉粒、植硅体、红麴霉菌及酵母细胞。研究结果显示,该器为酿酒器。酿酒方法是麴酒,可能是利用红麴霉和大米制麴;酿酒原料包括大米、黍、薏苡、豆类、山药、百合及其他根块植物。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大口尖底器所具有的典型形态特征——大口、有小孔和施附加堆纹——符合酿酒和储酒的需要;这些设计有助于快速发酵,有效封口以及方便过滤和转移酒液。用于瓮棺的大型器的原始首要功能为酿酒和储酒,用作瓮棺只是其第二功能。仰韶晚期处于地区性文化交流频繁的时期,一些形制相似的大口尖底瓶出现在相距1000多公里的遗址中,是这时期社会复杂化进程加剧的反映。需要将来对更多同类器进行残留物分析,以便验证本文的结论。

明代话本小说中的涉情书写——基于“主题模型”的方法论探索

在明清话本小说研究领域,采用“主题模型”的分析方法,对明代话本小说中的涉情叙事进行文本挖掘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分析以量化的方式展现明代话本小说中多种与“情”相关的主题,在利用“主题模型”的基础上,还结合了文本细读的方法,探究了明代话本小说中涉“情”叙事的具体策略、发展趋势及其与晚明“尚情”思潮的关系。主题模型的分析方法客观地显示了明代话本小说中涉情词汇的应用情况。在“尚情”思潮的影响下,话本小说对于“情”的叙事策略越来越富有技巧性,这体现了创作者与读者潜在的“尚情”心理。

论修辞学理论建构中的美辞学叙事范式

中国修辞学的理论建构有多种范式,这取决于修辞观。"美辞观"是其中之一,它贯穿了修辞学发展的始终。中国自古就有美辞观,至现代修辞学建立后,美辞理论体系日臻成熟。美辞学理论的发展有三个来源:中国的古典修辞思想、英国的美文学和日本的美辞学。其中,日本明治时代的美辞学理论影响最大。美辞学是修辞学理论建构的一种叙事范式,它经历了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在数字媒介技术发展的今天,美辞学的叙事范式,对国家修辞学、区域修辞学和全球修辞学的理论发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对中国、日本和英国修辞学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梳理了美辞观的演化和发展轨迹,指出了美辞学在修辞学理论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

陕西榆林石峁遗址皇城台地点酒类残留物及相关陶器分析

本文通过对石峁遗址皇城台出土的16件陶器进行分析,在器物内壁残留物中发现了酒类遗存。酿酒发酵方法可能包括利用谷物发芽和制曲两种技术。主要原料成分包括黍、小麦族、大米、百合、栝楼根、姜科植物、芡实和野豌豆。陶瓮可能用于酿酒,鬶、盉为盛酒器和温酒器,杯用于饮酒。这一结果首次揭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黄土高原酒的生产和消费情况,也显示了在早期城市化进程中,宴饮在社会分化和区域互动等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

全球科技史研究中的比较视域:明清时期在华耶稣会士的西学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欧洲人宣告了科学在西方的成功,并且假定了科学在其他地域的失败。自1954年起,李约瑟(Joseph Needham)强调了欧洲现代科学兴起的独特性,但他同时承认传统中国科学与技术在1600年以前的成就。"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自李约瑟回答了这一尖锐问题之后的数十年里,我们逐渐认识到,关注中国传统科学在发展出现代科学方面的"失败"虽然有趣并且具有启发性,在史学层面上却是受到了误导。我们不得不评估应当如何重写全球科学史。本文着重探讨中国人为何直到鸦片战争(1839-1842)后才了解到欧洲的"牛顿世纪"及其分析式的数学推理方式。一些学者仍然以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为例,认为清廷由于太过保守而未能了解正在兴起的早期现代世界。以后见之明而论,此种观点似乎无可置辩,然而诸多相对于中国来说的外部因素,例如18世纪中期耶稣会的瓦解,可以帮助解释为何牛顿革命在亚洲姗姗来迟,并且没有在18世纪发生。

《夷堅志》中不公正的蒼天和軟弱的神仙

《夷堅志》是洪邁生前就已經廣爲流傳的神怪故事巨製,往往被用來重構宋代的民間宗教和鬼神觀念。這篇論文探討在《夷堅志》研究中被忽略的兩點:(1)故事中神靈常從事欺騙和不義的行爲;(2)神靈常顯露與普通人無異的弱點。《夷堅志》中有许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故事,但也有違背因果報應的,告訴我們神靈有時任性、虚僞和不可靠,反映人們對神靈庇佑熱切渴望的同時,也對神的無常有深深的惶恐。我們可提出一個宋代神性觀念的不同思考模式,把正義和邪惡視爲坐標軸的兩端,將個别神靈的表現置於這兩極之間的横軸上。《夷堅志》還有許多故事中的神靈與凡人打交道時展現出人類的弱點,像凡人一般衝動和善變,讀者無法預測他們下一步會做什麽。這些人性的弱點賦予了故事的'人情味',讓我們在他們身上看到了自己。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這是爲什麽洪邁40間年發表了至少32種版本的《夷堅志》,故事總數超過一萬則,而讀者仍對這部著作保持濃厚興趣的原因。

北辛文化小口双耳罐的酿酒功能研究

山东济宁东贾柏遗址出土的北辛文化中期的两件小口双耳罐和两件磨棒上的残留物中发现较多的淀粉粒、植硅体、霉菌和酵母细胞。分析结果显示,两件陶罐曾用于酿酒,酿酒原料以稻米为主,并加入粟黍、小麦族、栝楼根和橡子。酿酒方法可能包括两种:一种为曲酒,利用发霉谷物,并且可能加入植物茎叶制曲酿造,其中根霉可能是曲中的主要发酵剂;另一种为口嚼酒,通过咀嚼谷物利用人的唾液糖化淀粉。北辛文化酿造曲酒的方法可能是受到了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但口嚼酒是目前最早的考古学证据。口嚼酒是否起源于海岱地区,需要进一步研究。

仰韶文化大房子与宴饮传统:河南偃师灰嘴遗址F1地面和陶器残留物分析

仰韶文化大房子的功能是考古界长期关注的课题,本文运用淀粉粒和植硅体分析方法,对河南偃师灰嘴大房子F1的地面及附近出土的陶器进行残留物分析,并据此探讨仰韶文化时期与大房子有关的社会活动和人类行为。分析证明灰嘴大房子F1、附近的灶及共存的陶瓮、陶缸共同构成宴饮活动所需的设施,包括酿造以黍、稻米、少量小麦族种子及山药等块根植物为主要原料的谷芽酒。可复原的酿酒程序至少包括糖化和发酵。同时,这一建筑是宴饮集会的公共场所;其平整、坚硬而干净的地面,不仅是酿酒过程保持清洁环境的需要,也可能还反映了人们在宴饮集会时对礼仪环境的特殊要求。大房子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出现的普遍性和形态的一致性,可能反映了以谷芽酒为饮料的宴饮礼仪是仰韶人群的一个重要的共同文化特征,它随着仰韶人的迁徙和扩散被带到仰韶文化分布区的每一个角落。仰韶大房子的结构逐渐复杂化及面积不断增大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宴饮礼仪规模的发展。以黍和稻为主要谷物原料的酿酒与饮酒活动的流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仰韶时期农业生产不断扩大的社会动力以及水稻在中国北方传播的社会背景。

山东大汶口文化酒器初探

中国有悠久的酿酒传统,近年来利用科技手段进行陶器残留物分析,使我们能够获得史前时期酿酒技术的直接考古学证据。本文对山东王因和西夏侯遗址出土的4件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器进行微植物和微生物分析,初步揭示了海岱地区在距今6200~4600年的酿酒传统。即,利用麹、根霉和/或毛霉制麹,以粟黍、小麦族、葛根、栝楼根和百合为主要原料而酿造麹酒。制作精致的磨光黑陶高柄杯是饮酒器,红陶杯和灰陶瓶也与酒有关。海岱地区和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期使用不同的酒器,但利用多种植物酿造麹酒是共有的酿酒方法。

河南偃师灰嘴遗址新石器时代和二里头文化时期工具残留物及微痕分析

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包含有仰韶中晚期、龙山中晚期、二里头时期及东周时期遗存。该遗址在龙山和二里头时期发展成为石器制造中心,在伊洛地区史前时期社会复杂化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进一步了解各个时期的生计结构,我们对灰嘴出土的28件切割工具(刀、镰和矛)进行了微痕、淀粉粒和植硅体的综合分析。分析结果说明,刀和镰主要是用来收割栽培谷物,包括粟黍、薏苡、小麦族和稻谷,但也收获或加工其他植物,如大豆和多种块根类植物,如山药、百合科、栝楼根等。结合浮选结果进行综合性分析,可知先民在灰嘴居住的两千多年历史中的生计形态变化表现为:仰韶时期是以粟黍-薏苡为主,到龙山、二里头时期逐渐转变为以粟黍-薏苡-麦类-大豆为主,同时始终以稻米和多种块根植物为辅。

渑池丁村遗址仰韶文化的曲酒和谷芽酒

本文采用对陶器进行非损伤性、多学科综合分析的方法(分析淀粉粒、植硅体、酵母和霉菌),识别残留物中与发酵过程相关的多种微型植物和微生物化石。通过对河南渑池丁村仰韶文化遗址中九个尖底瓶的残留物(距今6000—5100年)的分析,获得了古代酿酒技术的证据。丁村的仰韶人用尖底瓶制作谷物发酵酒,酿酒原料主要为黍、大米、薏苡、野生小麦族种子和栝楼根。他们采用了两种发酵技术,以酒曲或发芽谷物作为发酵剂。制作酒曲的主要菌种可能是红曲霉,同时也包括少量曲霉和毛霉,主要原料可能为大米。利用红曲霉和大米制曲酿酒可能起源于长江下游地区,随着水稻栽培的传播在新石器时期就已到达黄河流域。丁村距离著名的仰韶遗址仅10公里之遥,其酿酒方法可代表仰韶文化核心地区6000年前酿酒技术的发展状态。

东亚地区大豆(Glycine max)考古遗存的研究——大小是否重要?

一、简介大豆(Glycine max subsp.max)不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油料作物之一,也是禽畜主要的蛋白质来源①,其产量在全球所有作物中排名第七②。尽管这种作物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它是如何成为一种重要的作物,并最终成为栽培作物的等一系列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生物遗传学和历史文献研究得出的大豆演化历史表明,大豆是在东亚地区最先栽培起来的,并在周代(距今2500年左右)时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项重要作物。然而,大豆是在何时何地以及在什么背景下变得与人类密不可分,尚不明了。

陇东地区仰韶文化酿酒之法初探——以秦安大地湾遗址为例

以陶器残留物分析为基础,相关研究已在多个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酿酒的证据。为了解仰韶文化酿酒活动的普遍性与酿酒方法的多样性,本文将研究的地域范围拓展至陇东地区,对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小口尖底瓶、小口平底瓶和彩陶壶进行了残留物分析。三种器类上均发现了与酿酒过程有关的微体植物和微生物组合(包括淀粉粒、植硅体、酵母和霉菌),显示酿酒方法包括制作谷芽酒、麴酒和两法并用,原料以粟、黍、薏苡和小麦族等野生或驯化谷物为主,栎属、栝楼根、姜属和未知根茎类植物偶有添加。大地湾遗址的分析结果初步揭示了陇东地区的酿酒情况,并为仰韶文化的饮酒风尚增添了新证。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黄河中上游地区以旱作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的仰韶人群使用基本一致的酿酒方法,其间或许存在着技术交流。此外,彩陶壶作为酒具的线索值得注意,可能为理解其时陇东地区的社会与文化变迁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