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社的语言焦虑和多语制

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多语言的城市国家。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政府对传统语言的功能做了明确的界定:华语(普通话)、马来语和淡米尔语是母语,马来语是国语,英语是工作语言。政府的语言政策造就了一个以英语为主的多文化、双语言的社区,两项语言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一、用英语作为所有学校的教学语言,将所有华校转为英校;二、在华社中推广华语,鼓励少说方言,传统的闽南、粤、客家方言渐渐地边缘化。短短60年间,新加坡华人逐渐放弃方言,转而使用英语和华语。本文从历史角度描述这一双重语言转移的过程,以及表现在语言选择、语言认同、语言自信等方面的语言焦虑。语言焦虑是多文化、多语言社会的自然衍生物。

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推动河南省与越南经济合作研究

21世纪以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中越两国优势互补,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作为中国中部地区大省,河南省在经济、文化、人口规模等方面具备较强的实力与影响力。由于交往历史与地理位置等因素限制,河南省与越南的经贸往来在经济体量、多样性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在利用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合作优势的基础上,采取多种途径进一步推动河南省与越南的经济合作持续发展,有利于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促进中越关系全方位、多层次发展。

以学习者需求为导向强化编码功能——《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五版)评介

文章重点对《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五版)在搭配、同义词和语域三方面的修订进行评介:信息量大幅增加,内容深度也大为加强,编排方式有革新,改革搭配栏,增设同义词词典和语域说明。可以看出,第五版处处考虑使用者的实际需求,词典的编码功能得到强化,提高了学习者进行语言编码活动遇到困难而向词典求助时的查得率。

文化传承视域下古诗词教学的价值取向、策略与路径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程、进课堂的背景下,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符号的古诗词,在教学中如何实施文化传承,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以统编语文教材为例,古诗词教学要厘清价值取向、制定教学策略和找准实施路径。在教学价值取向上,建构充满文化味的课堂,追求文化的熏陶;在教学策略上,点面结合,以一带多,采取主题撷取和跨单元整合的方式;在具体实践路径上,要知声韵、悟意境与懂诗人,落实古诗词文化的核心要素。

2005年:新加坡电影重现活力

新加坡电影曾经历过近 20年的中断和沉寂,10年前才开始缓慢复苏。2005年,在推介、制作、放映、交流和研究等各个方面, 新加坡电影都特别活跃,显示出从复苏走向复兴的迹象。它目前拥有有力的政策扶持、观众群成熟稳定、电影人队伍逐渐壮大、信息技术交流活跃等有利条件,同时也面对电影审查严厉、市场高度竞争、题材有限、明星缺乏等不利因素。新加坡电影重新起步较晚,尚未形成明显的自我风格,但这些数量不多的作品再现了岛国的都市场景和社会变迁,展示了新加坡本地文化特色,成为新加坡文化创新的象征之一。

外来词译音成分的语素化——以西北地区汉语方言中的“尕”为考察中心

方言作为语言多样性的体现,是通行于一定地域的地方语,具有极强的本土文化内涵。可以说,探析一地方言,对于我们了解一方文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土生土长的西北人对“尕”字是绝不会陌生的,无论是在日常谈话中、街头小巷商店的名称中,还是湖泊道路的名称中,都可见其出现。本文将以西北地区汉语方言中的“尕”为考察中心,分析其字形结构的产生,探究其如何从充当外来词译音成分的单纯记音汉字到音义兼表的语素字,进而了解其背后蕴含的地方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

城市群政策能否促进区域金融协调发展?——基于方言视角下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区域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本文试图解释城市群政策对金融协调发展的影响,并深入探究其中的机制路径。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有效提升了地区的金融发展质量,一方面提升了金融发展总量,另一方面弥合了地区间的金融发展差距,由此实现了总量和均衡的双重拟合。进一步地,本文确证了方言一致性在整体上有助于城市群政策发挥积极作用,不仅在城市群内部促进了金融协调发展,还在城市群分割处弱化了由城市群政策带来的市场分割效应,体现了非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金融要素"之间扮演的重要角色。从机制上看,与城市群密切相关的地方文化--方言,更多的是通过经济个体间的身份认同(信任)来促成地区间的金融协调发展。鉴于此,本文认为对城市群的划分和发展,不仅要考虑地理距离,还应考虑以方言为代表的文化距离,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荀子的广义功利主义伦理学及其知识论基础

学术界关于荀子的伦理学是功利主义还是德性伦理存在争议。荀子所说的"快乐"并不限于物质范畴,而是兼重情感方面的快乐,因此,荀子的功利主义伦理学是属于密尔类型的广义功利主义伦理学。荀子的伦理学在内在德性、道德人格两个要点上也符合德性伦理学的基本要求。对于荀子而言,功利主义与德性伦理并非绝对不能兼容。二者之所以能够兼容,是基于其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糅合的知识论基础。

精准扶贫与企业创新

基于当前中国企业广泛参与精准扶贫行动的背景,文章以2016-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对其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精准扶贫行为显著提升其创新产出,但并没有在研发端增加企业创新投入,且在创新结构不变的情形下企业创新质量显著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对其创新产出的正向影响部分源于在审批端获得了更多便利。文章首次基于扶贫者视角展开讨论并探索企业专利申请及授权审批过程的“黑箱”,既为理解中国精准扶贫行动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证据,也为理解影响中国企业创新质量的制度因素提供了新思路,还提示有关部门警惕部分地区、部分企业借精准扶贫行动之机牟取私利的现象发生和部分地区政企关系由直接资源交换转化为更隐蔽、更具破坏性的间接互利行为的不良倾向。

从《周易·系辞》看刘勰《文心雕龙》的“原道”与“通变”之精神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周易》作为五经之首,以一道贯通其间,这"道"是"宇宙自然之道""万事万物之道""圣人君子之道"。假如只停留在形而上的哲学层面来理解和谈论《周易》,则仅能得到"玄之又玄"的效果。既然《周易》之"道","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则能"毕天下之事",何不由"形而上"向"形而下"引申、发展,更全面和具体地探究与领略易"道"之真谛呢?"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周易》有提及"文",推导出"道"与"文"的逻辑关系,不知这对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有怎样的启发和影响?刘勰熟读且深入研究《周易》,深得其中要领和精髓,并引申到文学领域,完成《文心雕龙》这部文学批评史上的经典著作。本文拟从"原道""通变"两方面,通过比较《周易·系辞》与《文心雕龙》,探讨"自然之道"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从梁启超“趣味”美学看老子学说的现代传承

梁启超"趣味主义"美学思想体系,建基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其中,老子学说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道德经》的"五千言",并非文艺美学专论,但其中的微言大义,处处隐含充满审美情调的哲思。老子学说启发并参与梁启超"趣味"美学的建构。相应的,梁任公构筑的"趣味主义"理论,致力于包括老子学说、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在内的现代转化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