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语助动词“会”分析框架之建立

本文旨在讨论如何分析新加坡华语的助动词——"会"。关于这个助动词,不少早期研究新加坡华语语法的学者虽已对它做了描写和分析,但迄今它的整体面貌仍不是很清楚。本文首先说明现有研究的局限,并引入语义地图模型(semantic map model)这种跨语言比较的工具以期解决由偏侧关系所造成的研究困难,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分析文献中的语料,进一步通过语法调查扩大语料范围,确定了新加坡华语的"会"的不同语法功能,最后进一步探讨了新加坡华语"会"的产生机制。

中泰现代外交关系的建立：以20世纪30年代后两国正式建交努力为中心的考察(1932-1946)

19世纪中叶中泰之间的朝贡体系瓦解,自此以后的近100年间,两国官方关系一直处于断绝的状态。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政局初定,便开始寻求与泰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年两国才签署正式的外交文件,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关系。本文以这一时期中泰两国围绕设领和建交等问题的交涉和努力为中心进行考察,揭示此过程背后变动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因素对于两国关系的走向,不同时期双方政府的不同考量,以及华人问题如何与外交问题相缠绕,如何制约和影响两国的建交进程。

遭受义“把”字句的产生理据——兼议“变异性扩展”和“承契特征”

遭受义“把”字句是一个义类容量较小的独立图式性构式,其直接来源是致使义“把”字句中的消损类。尽管其后果为“形式旧—意义新”组配,从致使义“把”字句到遭受义“把”字句的演变并不属于变异性扩展,因为按照目前的“扩展中的语义变异”假设,经变异性扩展产生的新图式性构式是源构式边缘义类或边缘构例的意义进一步创新的结果,而作为遭受义“把”字句源头的消损类致使义“把”字句也并非某个图式性构式的边缘义类。承契特征的作用在遭受义“把”字句的个案里体现得很清楚。遭受义“把”字句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其中的“违愿”或“不幸”意涵,该意涵根源于消损类致使义“把”字句一个既有的语义语用限制条件,即“NP+VP”的结果存在负面色彩。

“临界环境-语法化项”关系刍议

语法化发生于特定环境。语法化环境具有不均质性,包括歧解性内涵和与语法化项的关系模式的不同。决定这种差异性的既有语法化项自身的因素,也有非语法化项的语义和形态句法特征因素。

论判断、焦点、强调与对比之关系——“是”的语法功能和使用条件

判断词“是”衍生出的主要语法功能为焦点、强调和对比。本文重点讨论“是”的各种语法功能之间的关系和使用条件。“是”的不同语法功能主要是由所搭配词语的数量语义特征和所在句法环境的变项数目决定的,可以用精确的公式对其使用条件进行刻画。

量词的产生对指代词系统演化的影响

语法系统是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变化往往会影响到其他相关的部分,从而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演化模式。量词的产生深刻地改变了汉语名词短语的结构,并且使得原来的指代词系统不再适合新的结构规则而遭到淘汰,从而诱发了最普遍的两个量词“只”和“个”语法化为指代词,从而形成了当今南北方言的近指代词的两大分野。文章的研究对语言类型学具有直接的贡献,目前国际语言学界普遍认为指示代词是语言的基本范畴,不可能是从其他词汇语法化而来的,然而来自汉语史的强有力证据说明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汉语的指示代词是在特定的句法环境中从量词语法化而来的。

孔子之仁与老子之自然──关于儒道关系的一个新考察

关于儒家与道家的关系问题，学者多有不同见解，或强调二者精神之不同，或强调二 者之互补，或争辩儒道二者孰为主流。本文通过孔子之仁的观念和老子之自然的观念试图说明儒道 两家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 孔子强调仁者安仁，为仁由己，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固然是强调仁的内在 意义，但同时也透露了儒家道德实践中的自然的原则，即自然的道德流露高于勉强的或有意的道德 行为，而这一点恰好与老子所强调的自然的价值相一致。笔者曾论证老子哲学的中心价值是自然而 然的原则，儒家在道德实践这一中心课题上也是承认自然高于人为做作的。在这方面，儒家与道家 的精神是相通的。论者常认为道家是反对儒家伦理的，据笔者考察，老子并非一概反对儒家道德，只 是反对强制的或虚伪的道德表现。道家的自然原则为儒家的道德原则提供了一个实践的标准，为儒家道德原则的社会实践提供了润滑剂。

新加坡华语的语音与流变

新加坡华语是现代汉语在海外地区形成的变体之一,在其本土化过程中形成许多自身的语言特色。本文从对比视角出发,系统考察新加坡华语的语音特征和语流音变情况,包括其声韵母、轻声和儿化的处理、叠音词的读音、连读变调等。新加坡华语与普通话语音上的差异主要是受汉语南方方言、台湾国语及英语的影响而形成的,在规范化过程中宜采用'刚柔并济'的原则。深入分析新加坡华语的语言特征,可以为研究者了解全球华语的概貌以及汉语的国际传播提供帮助和参考。

从语义地图模型看新加坡华语的助动词“会”

本文在潘秋平(2018)的基础上,立足于情态概念空间,重新分析文献中所记载的新加坡华语的"会"的用例,并通过语法调查扩大语料范围,确定新加坡华语的"会"的不同语法功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讨新加坡华语的"会"的可能来源和形成机制。

对大专院校中文教学的一些看法——在“大专中文教学与教材研讨会”上的演讲

在强调“两文三语”的香港，中文教学具有和其他华语地区不同的含义。香港中文教学里的听说教学，指的是粤语的听说教学。我的粤语能力有限，不准备谈论粤语的听说教学。至于听说粤语和听说普通话的能力，从语言教学、全球化的语言应用环境与语言规划的角度来看，哪个更为重要，

从浪子到鱼尾狮:新加坡文学中的华人困境意象

一 華文文學中的困境意象在古今中國文學作品中,很多作家喜歡採用“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敍事模式來表現個人不幸的遭遇。在現代作家中,郁達夫的小說《薄奠》敍述一位潦倒不得志的作家“我”和一位窮困至死的人力車夫的認識,另外在《春風沉醉的晚上》描寫一位落魄文人與煙廠女工陳二妹因同住在一層組屋而認識,

儒家思想与东亚经济发展──新加坡个案探讨

儒家思想与东亚经济发展──新加坡个案探讨［新加坡］李焯然，李秀娟，佘绍华前言儒家思想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等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的国家和地区，在６０年代以后经济突飞猛进，其背后的因素和动力，引...

聆听回声,感知历史:音乐离散者的挑战

本文为麦科勒姆、赫伯特主编的《历史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的第四章。本文的主题离散的范式强烈地唤起了身份认同,这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学术局限,并能够与后现代理论结构巧妙兼容。对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理论家来说,离散一直着散发无尽魅力,有助于理解迁徙和离散问题,也为探索人们如何保持多点在场观念提供了出发点。作者通过关注离散理论的两个代表群体——犹太及美籍非裔移民群体——之间的音乐交流,探讨离散话语所涉及的历史、音乐和离散族群的挑战等一些意义和内涵。

框式结构语法化过程中形式和意义的互动关系——以“为……起见”的语法化过程为例

本文以"为……起见"的语法化过程为例来探讨汉语中框式结构语法化过程中形式和意义的互动关系问题。文章首先考察了"为……起见"在现代汉语中的共时表现,发现此框式结构内部并不是均质的。"起见"具有双线发展的语法化轨迹,本文便通过考察其中的一条(产生见解、主张—产生芥蒂、意见—标记原因、目的—标记目的)来揭示共时层面的差异形成的原因,着重揭示出其语法化的语义情境和句法环境,尤其是该格式结构内部相关因素之间的制约关系,并指出最初的语境意义对其后来用法有深刻影响。文章指出,研究框式结构的语法化应该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角度来进行。

烽火的烙印——二战前后新加坡林氏家族的式微与潮社权力格局的变化

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对华侨展开大规模的"检证"和"肃清"行动,领导和参与抗日救国运动的侨领自然是首当其冲,其中有不少因此而家破人亡,生命财产蒙受惨重损失。20世纪20年代以后新加坡最具声望的侨领之一林义顺的家族便是其中一例,林氏家族在二战期间的遭遇加速了家道中落的步伐,使得其最终在战后淡出潮社的权力中心,从后林义顺时代林氏家族的遭遇可以窥探二战前后区域局势的变化和日本南侵对当地潮人精英的冲击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潮社权力格局的变异。

永明声律的理论创立及实践探索

永明声律的理论创立及实践探索王力坚永明文人是以声律理论的创立兴起永明新变的，而永明的声律理论，促使与指导人们自觉地展开对声律实际运用的探索与革新，从而使产律之变，成为南朝诗歌新变──即新体诗的最突出表现。“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举行声，则后须...

“吃心/心脏母题”文本互涉及文类发展的启示——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小说《情人心脏》的解读

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在1907-1911年刊登了一批数量可观的小说(主要是文言小说),其中不乏题材新鲜、情节曲折的佳作,应该予以高度评价。署名六六的小说《情人心脏》,乍看起来以为只是源于薄伽丘《十日谈》第四天的两个故事,仔细推敲,可以看出这个吃心的母题,在英国文学、文化中曾有过漫长而曲折的演化;六六认识了整个发展的过程,在挪用、移借情节的时候,小心翼翼,既掌握小说写实及新闻性的特质,加以取舍与改造,又能配合清末东方的现实,体现自己的创作意图。作品基本上遵守祖本文类的范式,也许可以说是华语系小说第一次成功地移借西方小说的传统,跟国际接轨!这种混合体的创作方式,不但启迪华语系的作者:文类横植的可行性和移植的创作方法;反过来说,也可以给世界文学的创作提供借鉴。

20世纪上半叶中医在新加坡的体制化

中医在新加坡的体制化探索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可从与英殖民政府、新加坡中医界自身、与中国方面关系三个视角进行考察。其一是利用法令管制的空白获得相对自由的环境,同时通过官方支持慈善中医事业使中医间接受益。其二是新加坡中医界自身转型的实践,包括中医教学的继承与创新、医考与医刊的创设等。其三是与中国中医变革的联动,在中西医论争时加入中医阵营,并主动接轨民国政府的中医管理政策。评价新加坡中医的体制化探索历程,应梳理其体制化程度、特殊模式以及作为双重他者的特征,分析其正面意义和负面影响,从而构成新加坡中医作为海外中医发展的个案研究。

从《左传》和《易传》的解《易》模式看《易》象的生成——兼论经传关系

本文主要从《左传》《易》释与《易传》的诠经方式入手,观察先秦解《易》模式中的思维运作过程。尝试从这一角度重新思考经传关系问题,即经传的承续性可以透过它们在思维模式上的相关性获得新的解释。此外,本文还尝试探讨了以字义演绎来阐发义理的解《易》模式产生的本源性原因,即通过解析"《易》象"的构成,阐述"《易》象"的意义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