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资本化的“横向集中”与“纵向集中”:重新理解马克思和恰亚诺夫

资本化农业如何改造小农,是农政研究中最核心的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两个理论——马克思主义和恰亚诺夫理论——都有不足:前者忽视了商业资本通过纵向一体化及各种商品关系对小农生产的资本化改造,以及在商品关系中发生的剩余价值的剥削,而后者则在微观层面忽视了劳动力商品化对小农家庭经济行为的改造。这两个理论恰好在这两点上分别对对方做了有益的补充。本文在重新批判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恰亚诺夫理论的基础上,将两条理论路线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提出农业资本化的“横向集中”和“纵向集中”两条道路,并以当代中国农政变迁的实践来辅以阐述这两条道路所形成的多种资本改造小农农业生产及从小农家庭获取剩余的方式。

中国农业转型中地方模式的比较研究

市场的发展与资本的进入引发了中国的农业转型,将小规模的家庭农业转变成各种形式的资本化农业。这在一个新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中重新提出了农业转型研究中一个长期辩论的课题:在资本化农业的冲击下,家庭农业能否继续生存?什么因素塑造家庭农场与农业资本之间的对抗?本文提出,是地方的政治经济而不是农业生产中某些能阻止资本扩张的天然障碍在塑造这种对抗,并产生出一系列家庭生产者与农业资本之间互动的模式。这些模式间的差异首先来自于直接生产者是如何与产品市场对接。我根据此区分出三种农业转型的地方性路径:企业带动的公司化经营、农户的家庭独立经营和合作化经营。我以实证资料来展示,在每个模式中,地方的政治经济如何塑造这一模式的特点。

“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8)

周立教授团队撰写的《"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9)》一文在《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一经刊发,在国内乡村发展研究领域引发强烈反响。应广大读者要求,特此刊发该团队《"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8)》以飨读者。此文是对中国乡村发展的纵深调研,打破常规视野中"千城一面、万楼一貌"的程式,一点触及,多点发力,多视角发现乡村中国的魅力,总结乡建历史和经验,传承乡村文化,开启城乡中国发展的新研究时代,学者情怀贯穿其中,读后为之动容。欲知详情,请君细赏。

超越人类的地理学视角下丽江古城旅游地的营建与消费

文章以超越人类的地理学为切入点,采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化访谈以及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宠物狗为研究对象,分析丽江古城旅游地中宠物与人类行动者关系的营建与消费,以此探索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同塑造的地方。研究发现:(1)丽江古城的地方意义全然镶嵌在人与非人类的完整行动者网络之中,而不应简单地理解为"社会关系"的表征和建构。宠物狗可以联结不同的行动者并营造丽江古城"家"的地方意义。(2)宠物狗参与构建丽江古城地方意义的过程与旅游消费情境紧密结合,这种消费并非是单向的,而是非人类行动者与人类行动者互动的双向过程。(3)在浪漫化的丽江古城地方意义之下,对于人与宠物狗关系的营建与消费表象实则在展演着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研究旨在为旅游地社会文化现象分析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解构提供新的视角。同时,在实践层面上,研究对丽江古城作为旅游地"人-地"关系的演化与有效治理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农村的商品化

自2011年秋季学期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组织“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延请当代国内外著名学者围绕中国与世界的“农政变迁”“发展转型”两大主题阐发其卓越的研究与思考。这一系列讲座包容社会科学研究的多个学科、多种分析视角、多类主题，对于全面认识与理解乡土社会的历史传统、现实处境与未来前景，富有启迪。本刊将陆续刊登这一系列讲座的录音整理稿，以飨读者。

理解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困境:来自恰亚诺夫视角的解释

恰亚诺夫的《农民合作社理论》被广泛解读为倡导农民合作社的生命力及其相对于资本主义农业优越性的理论框架,本研究认为,其理论恰恰提供了对大部分农民合作社难以成功的最有力解释。恰亚诺夫从俄国小农群体与乡村社会的现实出发,指出农民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五个主要障碍,这些障碍以互相勾连的形式将小农合作组织拖入一个恶性循环,而打破该恶性循环只能通过以国家为后盾的全国性合作社组织系统才能实现。本研究根据来自20个省份的65个典型合作社案例材料阐述了恰亚诺夫指出的障碍因素可以解释中国农民合作社的长期发展困境,而恰亚诺夫指出的出路所需要的结构性条件在当今中国似乎并不存在。本研究主要有两层贡献:第一,全面介绍了恰亚诺夫的农民合作社理论;第二,以其理论视角来解释中国主流合作社模式陷入困境的现实。

国家干预与农业转型

本文试图延续农业政治经济学领域有关南亚、东南亚农业转型的研究传统,侧重于从国家干预的视角解释当前中国农业转型的逻辑。国家干预塑造农业转型的具体形态发生在税费改革前后农业治理体系转型的大背景下,农业治理转型表现为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以及农业治理的组织费用发生重大变化,这使得以项目化为表现形式、以农业现代化为政策目标的国家干预行为与分散的、数量众多的小农户打交道时治理成本高昂,农业管理部门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扶持龙头企业、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以降低政策执行成本,故而规模经营主体成为国家农业政策的接应主体和政策具体执行的代理人。这个代理人的培育过程,正是中国农业转型的推进过程。

腐败与市场化:中国公共采购中的正式与非正式规则

近年来,腐败与市场自由化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吸引着学者的注意。传统观点认为增加经济市场化能够减少腐败。然而,中国的情况提供了相反的证据:腐败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而增加。市场与腐败共同发展这一悖论引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腐败是如何在市场化过程中存在的;怎么解释政府规制的失败。扩展制度理论框架关于正式与非正式规则的概念,并用中国的政府采购作为案例,本文说明正式投标规则会被能够促进腐败的非正式规则所修改、规避甚至取代。本文列举了四种腐败机制,在每种机制中采购参与者都有可能在正式规则的幌子下扭曲竞争过程。因此,在中国,公共采购显示了市场竞争的结构性前景,而不是它的内在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