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研究

《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计划在五年内对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随着2020年的临近,易地扶贫搬迁任务迫在眉睫。易地扶贫搬迁是帮助贫困人口解决贫困问题的有效路径,其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搬迁人口从根源上摆脱贫困,重点是追求长期的脱贫致富,为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文章在通过将易地扶贫搬迁与新型城镇化相耦合,巩固易地扶贫搬迁扶贫效果的同时又能提高城镇化水平。通过剖析两者耦合可能存在的问题,如就业问题、文化融入问题、公共服务供给问题,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一些可行的解决对策,以期为脱贫攻坚和新型城镇化建言献策。

“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

广西由于城镇化整体水平低、产业与经济实力薄弱、城乡二元化凸显及人才储备供给不足等因素一直阻碍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一带一路"的提出为广西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广西可借助"一带一路"与显著的人文地理及政策优势积极开拓海内外市场,推动区域合作,统筹城乡发展,着力于教育和生态旅游建设,以带动广西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若干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四化”论，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如果把中国经济比作一辆马车，则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就是这辆马车的四个轮子，消费、投资、出口就是拉动马车的三匹马，“四轮三马”各司其职、协调配合，中国经济就能平稳健康发展。而其中城镇化的重要作用近些年来备受中央高层和经济学界的关注，李克强总理在为学习十八大报告撰写的辅导文章（《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中指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展望未来，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而经济学界的诸多专家学者也围绕中国新型城镇化这个主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推出许多富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本刊这里刊发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的一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特征、新型城镇化的动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新型城镇化中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城镇化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创新等，冀望对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理论和实践有所裨益。

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家庭城市融入困境研究

随着我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我国的农业转移人口模式已经由过去"一人"个体流动转变为"携家带口"的家庭式迁移,随之而来的"农业转移家庭如何在城市幸福美好的生活下去"的问题也更加受人们关注。尤其是在我国的民族地区,他们面临着子女教育、社会文化、住房体系等方面的融入的问题,特别是他们处在城市与农村"双边不融入"的尴尬境地,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因此,要解决农业转移家庭的城市融入问题,需要民族地区的相关政府部门、社会和市场以及公民个人的多方共同努力,以政府为主导,通过其协同治理,促进农业转移家庭的全方位融入城市,不断推动民族地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叠加期城镇化速度与质量协调发展研究

1996年以来中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的周期,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和城市病发作的叠加期。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城市病发作的叠加期,一方面,需要针对城镇化质量方面存在的缺陷和问题,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这是叠加期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首要任务;另一方面,也需要继续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这也是叠加期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基本规律。所以,叠加期的城镇化需要速度与质量协调发展,这是叠加期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城镇化速度与质量协调发展,需要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降低城镇化门槛、建设包容性城镇、积极完善城镇化战略格局和积极深化制度改革。

对接“一带一路”,推进广西新型城镇化——“‘一带一路’与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格局变化与协同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论文综述了2016年11月18—20日在广西南宁举办的"‘一带一路’与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格局变化与协同发展"学术研讨会7场特邀报告及论坛,本次会议就"一带一路"对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广西新型城镇化的空间布局及推进方式等问题展开深入、热烈的讨论,专家学者们各抒己见,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一些学术前沿的新理论和新问题得到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会议为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出谋划策,重点关注广西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问题。

推进新型城镇化应明确五大战略任务

从世界发展规律来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镇化与工业化互融共进,构成现代化的两大引擎。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中已得到证明。中共中央、国务院刚刚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是今后7年指导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总纲,内容全面丰富,总结并吸取了国内外城镇化工作的经验教训,指导性强,意义深远。

关注农地流转区域性差异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的农地流转一直备受关注,地方政府也在积极探索多种流转模式。但由于我国区域性的差异,农地流转模式也各不相同。通过对农地流转的政策背景分析,农地流转模式的评价,以及影响区域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本文梳理出了不同农地流转模式的区域适用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农地流转的契约化保障措施,以期为地方政府评估不同的农地流转模式提供参考。

中国城镇化理论研究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李克强总理亦提出：“把城镇化的潜力和效应充分发挥出来，就必须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广西中小城镇建设用地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根据2010—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个地级市的数据,本文对广西中小城镇建设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建设用地保证能显著地推动广西新型城镇化,且居住用地的作用最为显著。

同城化背景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可再生资源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根据2010—2017年广西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崇左和玉林六个地级市的统计年鉴数据,本文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崇左和玉林六个地级市的可再生资源与城镇化水平的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可再生资源能显著地推动北部湾经济区的城镇化进程,且人均道路面积最为显著。

产业结构演进对城镇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这两个动态角度测度了产业结构演进,并运用全国29个地区1996—2015年平衡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产业结构演进对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镇化的影响均强于产业结构合理化;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强于东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

广西产业结构变迁对城镇化的影响

通过构建广西产业结构变迁与城镇化关系的计量经济模型,测度广西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进程对城镇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广西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均对城镇化建设产生重要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提高能够有效推动城镇化发展进程,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却对城镇化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现实条件下,广西应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利用与东盟的边境贸易合作带动产业结构走向服务化道路,进而促进广西城镇化建设。

中国城镇化的最新进展和目标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取得了许多突破性成就,如城镇数量增长较快,城镇化进程加快发展,城市规模结构、空间结构和发展方式更趋合理,城乡关系进一步改善。但同时城镇化也存在城市平均规模过小、集中度偏低,城市群紧凑度不高,城镇化地区差异显著,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彻底、"半城镇化"现象突出和城市病日趋严峻等问题。在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阶段,不能再延续传统城镇化模式,必须坚持科学规划、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促进融合、深化改革,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产业结构与对外贸易——以广西与东盟为例

基于2003—2013年广西与东盟贸易额比重较大的6个国家的数据,运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了广西城镇化对广西向东盟出口和从东盟进口的贸易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广西城镇化的推进对广西向东盟出口存在促进效应,对广西从东盟国家的进口存在抑制作用。原因在于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引起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从而改变了进出口商品的需求和供给。另外,广西与东盟的GDP对双边贸易有显著的正效应,贸易距离对双边贸易存在显著负效应。最后,根据实证结果给出了有利于广西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依托乡土文化实现“就地城镇化”的“荻浦样本”——浙江桐庐县荻浦村的调查与思考

从乡土建筑到乡土社会，从人与自然共同演进到两者有机融合成为共同作品，古村镇的历史演进过程体现了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两种实践相统一的人类学缩影。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浙江省桐庐县荻浦村以不离本土的传承与更新方式，塑造了保护古村落文化本真性的传统特点，创造了市场主导、文化驱动型城镇化的现代样本。

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理念转变与实现机制

我国经济社会和城镇化进入新的阶段,亟须转变城镇化发展理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发展规律的城镇化路子。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健康城镇化具有速度适中、水平适当、布局合理、城乡协调、发展可持续等五个特征和基本要求。健康城镇化不再是过去的要素简单集聚和经济增长,片面强调城镇的生产功能,而是要更加重视城镇的生活和消费功能,是要素城镇化和人的城镇化双核驱动,协调并举。实现健康城镇化,需要借助四大机制,即速度、水平与质量协调机制(质量关系),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同步发展机制(产城关系),城乡统筹发展机制(乡城关系),生态文明与城镇化融入机制(代际关系)。

县域城镇化的质量测度与提升路径:以广西为例

通过构建县域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对2006—2013年广西县域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测度和评价,并在测度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广西县域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动力机制。研究结果表明:2006—2013年广西县域城镇化整体发展迅速,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但县域间城镇质量存在较大差距且有进一步扩大趋势;2006—2013年间对广西县域城镇化质量提升驱动作用强弱依次为内部机制、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内部机制作用明显表明广西县域城镇化质量提升主要依赖投资驱动。

中国城镇化创新发展进程中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新型城镇化国际研讨会于2015年10月10日在浙江大学举行。此次研讨会由浙江大学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房地产研究院普洛斯研究中心、苏州大学商学院联合主办，旨在进一步加强中国与新加坡在城镇化研究方面的交流，分享相关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发展之道。

李万峰:县域城镇化下半场重点

城镇化问题,近些年来有大量的研究和成果,但对县域层面的城镇化研究尚缺乏足够的关注。从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2014~2020年)》来看,县域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和重点。县域城镇化是以县、乡镇为单位的城镇化建设过程,发展有其独特性。在县域城镇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城镇接受大中城市的辐射,将城市的文明向农村地区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