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免疫学在心房颤动发病机制和诊疗策略中的研究进展

心房颤动(房颤)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严重影响患者生命健康及生活质量。目前房颤发生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研究表明免疫系统在房颤发生过程中被激活,参与心房重塑过程,并由此提出“电免疫学”的概念。现就免疫细胞电生理特性、免疫细胞与心肌细胞互作、免疫系统异常活动在房颤中的作用及机制进行系统综述。

心脏起搏主动与被动电极导线的拔除难度对比研究

目的 探究心脏起搏主动与被动电极导线在拔除的手术时间和并发症上是否存在差异。方法 选取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从2016年1月至2022年6月进行电极导线拔除的病人共109例,去除除颤电极导线患者8例,未使用工具拔除患者54例,剩余47例,共77根电极导线,其中主动电极导线31根,被动电极导线46根,其中22根使用锚定钢丝拔除,55根使用针眼圈套器拔除。比较两种电极导线之间的手术时间和并发症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基础疾病、拔除原因无明显差异。在未进行电极导线使用年限匹配的情况下,主动电极导线的拔除时间明显减少[(46.74±17.95)min vs(56.41±19.61)min,P=0.031],心房主动电极导线的拔除时间较被动电极导线明显缩短[(30.42±10.84)min vs(52.90±19.82)min,P=0.009],在心室电极导线中,两种电极导线的拔除时间无明显差异[(51.50±16.89)min vs(59.36±19.34)min,P=0.137]。主动电极导线的使用年限较短[(4.60±3.64)年vs(10.27±4.26)年,P<0.001],使用锚定钢丝拔除的较多(51.60%vs 13.00%,P<0.001)。根据导线年限对进行匹配后,手术时间在心房电极导线[(32.80±10.28)min vs (48.00±18.63)min,P=0.121]和心室电极导线[(56.62±15.51)min vs (62.33±20.59)min,P=0.410]中均无明显差异。结论 主动电极导线与被动电极导线在手术难度及并发症的差异主要来自于导线使用年限,而并非本身的导线类型。

经静脉途径拔除心脏植入型电子装置电极导线的回顾性分析

目的 分析经静脉拔除(TLE)心脏植入型电子装置(CIED)电极导线结果并筛选出并发症的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1年12月就诊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因各种原因行TLE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向前逐步logistics回归分析筛选出并发症的危险因素。结果 经TLE术的69例患者中,年龄65(58,75.5)岁,女性占44.9%。其中囊袋感染20例,参数异常或者升级CIED装置18例,电极相关并发症31例,总共拔除94根导线,导线植入年限为19.00(5.0,95.50)个月,最长植入时长314个月。电极完全拔除成功率为97.1%,临床拔除成功率为100%。6例患者拔除中出现并发症,总体并发症发生率8.7%,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为1.4%。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显示初始电极植入时间≥10年会增加TLE术并发症发生风险(OR=9.054,95%CI 1.214~67.518,P=0.032)。结论 TLE是处理CIED电极相关并发症主要的手段,安全性及有效性较高。CIED初始电极植入时间≥10年会增加TLE并发症发生风险。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白蛋白比值与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缺血性脑卒中发生风险的关联

目的:评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白蛋白比值(NPAR)与非瓣膜性心房颤动(NVAF)患者缺血性脑卒中发生风险的关联。方法:连续入选2010年1月1日至2021年10月31日期间就诊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NVAF患者6243例,根据NPAR四分位数将其分为四组:Q1组(n=1565)、Q2组(n=1558)、Q3组(n=1562)、Q4组(n=1558);高NPAR被定义为最高四分位数(≥1.94)。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NPAR与NVAF患者缺血性脑卒中发生风险的关联,应用限制性立方样条图(RCS)评估NPAR与缺血性脑卒中发生风险之间的剂量-反应关系,同时进行亚组分析和敏感性分析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结果:研究期间共357例(5.7%)患者发生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校正CHA2DS2-VASc评分和其他潜在混杂因素后,NPAR的对数值每增加1个单位,NVAF患者的缺血性脑卒中发生风险增加2.33倍(OR=3.33,95%CI:1.28~8.65,P=0.014)。与Q1组相比,Q4组NVAF患者的缺血性脑卒中发生风险增加67%(OR=1.67,95%CI:1.17~2.37,P=0.004)。RCS显示,NPAR与缺血性脑卒中发生风险之间存在正线性关系(P_(nonlinear)=0.196)。亚组分析提示,性别与NPAR在缺血性脑卒中发生风险上存在相乘交互作用(P_(interaction)=0.014)。在阵发性心房颤动患者中,高NPAR仍与缺血性脑卒中发生风险增加有关(OR=1.71,95%CI:1.16~2.53,P=0.007)。结论:在NVAF患者中,NPAR升高与缺血性脑卒中发生风险增加有关,提示NPAR可能是识别缺血性脑卒中高风险房颤患者的新兴生物标志物。

脂蛋白(a)水平与心房颤动发病风险相关性的Meta分析和试验序贯分析

目的:探讨脂蛋白(a)水平[Lp(a)]与心房颤动(房颤)发病风险的相关性。方法: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图书馆、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网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收集评估Lp(a)水平与房颤发病风险相关性的队列研究。采用Stata 16.0软件进行Meta分析,采用Stata 16.0和R 4.1.1软件对房颤发病风险的时间-事件数据进行试验序贯分析(TSA)。结果:共纳入5项队列研究,包括489351例受试者。Meta分析显示,血清Lp(a)水平最高者与最低者相比,房颤发病风险并未显著增加(合并RR=0.92,95%CI:0.78~1.09,P=0.349)。但在受试者平均年龄≥62岁的研究中,Lp(a)水平高(≥29.9 mg/dl)与房颤发病风险降低有关(RR=0.85,95%CI:0.75~0.96,P=0.008)。TSA结果表明,当前Meta分析结果稳健,即可得出Lp(a)水平与房颤发病风险无关联的阴性结论。结论:本Meta分析表明,总体上,Lp(a)水平与房颤发病风险无关联,但在年龄≥62岁的人群中,Lp(a)水平与房颤发病风险呈负相关。

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术后焦虑研究的进展

目前,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是防治心源性猝死的有效措施。尽管它提高了患者的生存效益,但由于心理及生物等各种因素,部分患者出现了焦虑症状,尤其是经历电击的患者。焦虑症状与不良心脏结局相关,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增加再入院率和医疗费用,从而降低了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的治疗效益。此外焦虑也是除颤器电击治疗的触发因素,电击、焦虑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尽管认知行为疗法治疗植入除颤器患者的焦虑症状有效,但临床依从性差,而网络干预途径有望成为新趋势,但尚未完善。因此心内科医师有必要对植入除颤器患者术后的焦虑症状进行筛查,并详细记录他们的心脏病史及除颤器随访记录,以便分析植入除颤器后焦虑相关的因素并进行干预,提高植入除颤器患者的治疗效益。

Brugada综合征诊断、遗传学及危险分层的研究进展

Brugada综合征(BrS)是一种严重的遗传性恶性心律失常病,临床特征多表现为多形性室性心动过速和心室颤动,引起患者晕厥甚至导致猝死。作为一种遗传性心脏病,BrS具有广泛的遗传异质性,同时还受到年龄、性别、家族史等的影响,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来判断患者的疾病状态及预后结局。对BrS患者进行危险分层仍具有挑战性,大量研究表明风险评分不仅在识别患者心律失常和心源性猝死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而且综合评分中包含临床症状、遗传、合并症、年龄及性别等因素可能有助于患者的危险分层,并指导患者个体化治疗。现就目前BrS诊断、遗传学及危险分层做简要综述。

无导线起搏器术中发生心内膜夹层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无导线起搏器植入术中发生心内膜夹层的危险因素。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观察性研究,连续纳入2019年12月至2024年5月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无导线起搏器植入术的患者。收集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如年龄、体重指数、既往基础病史,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左心房内径等超声心动图指标,手术分组(根据术者手术熟练程度,按患者手术时间进行分组),术中释放无导线起搏器的右心室间隔部位等。观察术中是否发生心内膜夹层,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与术中发生心内膜夹层的关联,进一步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观察单独指标与联合指标的预测性能。结果共纳入573例成功植入无导线起搏器患者,年龄75(65,82)岁,其中男338例(58.99%,338/573),左心房内径为38(35,40)mm,LVEF为61.90(58.96,63.69)%,既往冠心病史129例(22.51%,129/573),糖尿病史116例(20.24%,116/573),高血压史299例(52.18%,299/573)。术中发生心内膜夹层13例(13/573,2.3%),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年龄(OR=1.09)和高位室间隔(OR=8.06)是术中发生心内膜夹层的独立危险因素,术者熟练程度(OR=0.42)、左心房内径(OR=0.87)、LVEF升高(OR=0.89)是独立保护因素。年龄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01(95%CI 0.569~0.834),LVEF的AUC为0.672(95%CI 0.546~0.798),左心房内径的AUC为0.699(95%CI 0.525~0.874),手术分组AUC为0.785(95%CI 0.696~0.874),间隔部位AUC为0.605(95%CI 0.484~0.725),上述指标联合AUC为0.908(95%CI 0.856~0.960)。结论年龄升高、LVEF下降、左心房内径偏小、高位室间隔和术者不熟练是无导线起搏器植入术中发生心内膜夹层的独立危险因素,以上联合预测效能较高。

桥粒重塑参与β1肾上腺素能受体自身抗体诱导的室性心律失常

目的在主动免疫兔模型中探讨桥粒重塑在β1肾上腺素能受体自身抗体(β1ARAbs)诱导的室性心律失常(VA)的作用及潜在机制。方法18只新西兰大白兔(体重2.5~3.5 kg)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模型组(β1ARAbs组,6只)、干预组(Meto组,6只)和对照组(Con组,6只)。经背部多点注射β1肾上腺素能受体胞外第二环抗原肽(2 mg/只)建立动物模型。0、2、4、6和8周时测定抗体水平,8周时记录并比较各组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VA负荷及心室有效不应期(VERP),检测桥粒结构和桥粒重塑相关蛋白水平。结果与Con组和Meto组比,β1ARAbs组VA发生次数增加[(397.67±50.81)次对(32.67±3.76)次对(96.33±8.25)次,P均<0.001],VA持续时间延长[(164.13±10.79)s对(14.95±1.05)s对(57.61±5.27)s,P均<0.001],LVEF水平(55.97%±2.82%对76.44%±2.00%对70.58%±0.55%,与Con组比较,P<0.001;与Meto组比较,P=0.002)和VA诱发率(75%对6%对8%,P均<0.001)升高;VERP缩短[(115.92±2.24)ms对(136.33±5.80)ms对(131.90±4.38)ms,与Con组比较,P=0.005;与Meto组比较,P=0.025]。蛋白免疫印迹结果显示,β1ARAbs组磷酸化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p-ERK)水平升高(2.30±0.16对0.18±0.08对1.43±0.20,与Con组比,P<0.001;与Meto组比,P<0.007)。结论β1ARAbs增加VA负荷和持续时间,加重心室重构和VA易感性,潜在机制与ERK信号介导的心肌细胞间桥粒重塑增强有关。

无导线起搏器植入术后急性期心肌损伤的单中心观察性研究

目的观察无导线起搏器植入术后急性期(48 h内)心肌损伤标志物水平的变化情况,并探讨其与固定翼释放次数的相关性。方法采用单中心前瞻性非随机队列研究方法,连续纳入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中心起搏电生理科2021年8月至12月植入无导线起搏器组(A组)及双腔起搏器组(B组)患者,根据无导线起搏器术中固定翼释放次数将A组分为释放1次(A1组)和释放≥2次(A2组)。收集患者术前24 h至术后0、4、8、12、24、48 h血液样本,分别对比A、B组间及A1、A2组间血浆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肌红蛋白(MYO)、肌酸激酶(CK)及肌钙蛋白(cTnI)等心肌损伤标志物水平的变化。结果共纳入140例患者,其中无导线起搏器组60例(男41例),年龄(70.75±11.77)岁,年龄范围36~91岁;双腔起搏器组80例(男47例),年龄(70.54±9.90)岁,年龄范围45~87岁。术后A、B组所有患者术前24 h至术后48 h心肌损伤标志物含量均呈现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与术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至术后48 h,A1组(40例)患者血浆cTnI表达水平与术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其次,A组患者CK-MB、CK、cTnI术后水平高于B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A2组(20例)患者CK-MB、CK、cTnI术后水平高于A1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无导线起搏器植入术后急性期(48 h内)心肌损伤标志物水平呈现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且升高程度与无导线起搏器固定翼释放次数相关。

起搏器术后重度血小板减少一例的处置和转归

患者男性,62岁。起搏器植入术后24 h内出现严重血小板降低,依据各种治疗手段的相关时间和顺序,高度怀疑是由起搏器植入导致的血小板减少,甚至考虑拔除起搏器来缓解血小板的破坏,查阅资料,锁定万古霉素为血小板减少症的“真凶”,停用万古霉素挽救了患者的生命,避免了拔除起搏器系统。

心肌收缩力调节器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研究进展

慢性心力衰竭(心衰)是一种复杂的临床综合征,也是多种心脏疾病的严重阶段或终末期表现。优化药物治疗(OMT)一直被视为慢性心衰患者治疗的基石。近20年以来心脏再同步治疗(CRT)逐渐成为心衰器械治疗的选择,但只适用于左心室射血分数降低、合并完全左束支传导阻滞或宽QRS波的患者,并且在已植入CRT的患者中约30%对治疗无反应。心肌收缩力调节器(CCM)的出现为药物治疗效果不佳、不适合CRT或对CRT无反应的患者提供了新的选择。本文将综述CCM的作用机制和最新的临床试验,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全皮下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植入的学习曲线构建

目的构建全皮下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S-ICD)植入的学习曲线。方法分析2018年12月至2021年10月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由单一术者连续植入S-ICD的患者资料, 将病例按手术先后编号, 评估手术时间变化, 并利用累计和分析法(CUSUM方法)构建学习曲线, 分析曲线达峰所需例数。结果共纳入由单一术者完成的64例患者, 年龄(57.00±14.81)岁, 年龄范围为11~85岁, 其中男49例(76.56%, 49/64)。手术时间随例数增加呈下降趋势, 手术时间从前32例患者的54.03 min减少到后32例患者的40.72 min。对CUSUM进行拟合曲线分析后, 拟合方程:CUSUM(n)=44.35+27.28n+(-0.911 8n^(2))+0.011 22n^(3)+(-0.000 046 23n^(4))(n为手术例数), 在第23例时拟合曲线达到顶点。对非肥胖患者进行亚组分析显示, 拟合方程:CUSUM(n)=56.02+20.08n+(-0.849 7n^(2))+(0.008 783n^(3))(n为手术例数), CUSUM拟合曲线在第17例时即达到顶点。结论术者可以通过较少病例掌握S-ICD植入技术, 肥胖是手术时间的重要影响因素。

致心律失常性二尖瓣脱垂综合征的识别及治疗

致心律失常性二尖瓣脱垂综合征(AMVPS)具有较高的室性心律失常和心源性猝死风险,其危险因素包括瓣叶冗长、双叶脱垂、二尖瓣环分离、心电图改变和复杂的室性异位节律等.心脏核磁共振在评估特定部位局灶性纤维化和弥漫性心肌纤维化上有价值,同时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术可提供早期心肌炎症的证据.目前,还没有针对 AMVPS的预防或治疗策略.

心肌收缩力调节器对心力衰竭患者有效性的荟萃分析

目的探讨心肌收缩力调节器(CCM)对心力衰竭患者的有效性。方法检索2001年1月到2022年3月的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知网、维普网、Cochrane图书馆、MEDLINE和EMBASE等数据库,以确定符合条件的临床研究,对其进行系统评价及荟萃分析。主要终点是全因死亡率、全因住院率、心力衰竭住院率、峰值耗氧量、6 min步行距离、生活质量评分和心律失常发生率。结果共纳入6项试验,其中4项为随机对照研究,共招募了935例患者。分析表明,与对照组相比CCM未能改善全因死亡率、全因住院率、心力衰竭住院率和心律失常发生率,但显著改善了峰值耗氧量[均数差(MD)=0.93,95%CI 0.56~1.31,P<0.001),6 min步行距离(MD=20.36,95%CI 6.06~34.66,P=0.005)和通过明尼苏达心力衰竭生活问卷(MLWHFQ)测量的生活质量(MD=-7.85,95%CI-10.76~-4.94,P<0.001)。结论CCM未能改善心力衰竭患者死亡率和住院率,但显著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积极审慎,精准施策:心房颤动合并脑卒中患者抗凝治疗再启动策略

心房颤动(房颤)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亦是大部分脑卒中的罪魁祸首。抗凝治疗是预防脑卒中致残、致死的有效措施,但安全使用需权衡个体血栓和出血的风险。房颤合并脑卒中患者更易出现脑卒中复发和出血风险。审慎考虑抗凝治疗的时机、药物选择有助于改善房颤合并脑卒中患者的预后。本文主要介绍房颤合并脑卒中患者何时启动抗凝以及应用何种药物抗凝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