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史观视野下“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效果提升研究

“形势与政策”课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学效果蕴含着丰富的时代价值。着力提升“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是在大思政背景下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深入发展,培养新时代有为青年的内在要求;从中华民族史观视野的角度,结合学生专业背景靶向设计教学内容,通过“第二课堂”让学生从实践中得出真理;发挥专业思政课教师的力量,打造一支“以专带兼,德才兼备”的高水平师资队伍,以期提升“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

元代哈刺鲁士人——以伯颜、迺贤为中心

元代历史上的哈剌鲁人多以骁勇善战之武将见诸史书。元代中期重开科举后,涌现了一批哈剌鲁人知识分子。其中尤以伯颜和廼贤为佼佼者。通过对二人生平、事迹的梳理和对比,可知内迁汉地第二代、第三代哈剌鲁人群体中出现了文化取向的转变——主观上积极主动地学习和接受汉文化;而二人的文化特质又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地域性差别。

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唐代戍边生活的考古学研究

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为唐代“沙堆烽”故址,同时也是一处游弈所的治所。研究表明沙堆烽是根据西域军事形势的变化,为应对吐蕃军队在塔里木盆地东缘日益增加的活动,而在焉耆镇东境防线“楼兰路”沿途修筑的军事预警设施。2019—2021年清理遗迹12处,出土各类遗物1 500余件组。其中出土的800余件纸文书、木简是国内烽燧遗址考古中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这些文书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交通、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诸多内容为首次发现,填补多项空白。考古发掘系统揭露了烽燧遗址全貌。所取得的各项成果活化了唐代戍边生活的场景,为我们了解唐代边塞烽堠制度运行,深化边疆治理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是唐代中央政府有效管辖和治理边疆的生动缩影。

钱币神像视域下的塞琉古王国族群间的力量变迁

古代世界中的钱币不仅有经济用途,而且钱币上面的图像往往体现出一个国家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考虑。塞琉古王国内部复杂的族群关系,以及希腊—马其顿族裔与东方族群之间力量的不断变迁,都使得塞琉古国王不断调整族群政策。塞琉古国王一方面想扶植希腊—马其顿族裔,推广希腊化;另一方面,出于稳定统治和东方族群自身的力量,又需要拉拢东方族群。因为现存文献资料的稀少,钱币成为研究塞琉古王国族群力量变迁的重要资料。通过钱币上神像的演变过程,可以考察塞琉古王国族群间力量变迁的过程。

19世纪沙俄对新疆的地理考察与中俄边界移动

十九世纪,沙俄大量“科考队”“探险队”在新疆进行了持续而密集、广泛且细致的地理考察,为沙俄的军事占领、边界谈判、制造边界争议、勘界立碑等一系列侵略行为提供了大量重要信息。以自然事实呈现的地理学知识,实则构成了沙俄帝国主义扩张的工具,成为沙俄提升领土要求、界定国家边界的“科学依据”。以军事武装为后盾,掌握地理知识和实践资源的沙俄得以主导边界话语权,致使中俄边界东移,中国领土被大片割占,地理学与帝国主义、地理知识与权力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历史共谋。

路网与疆域:从新疆历代古道路网变迁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

新疆古代“路网”遍布天山南北,在地缘上连通着中原与西域,确保了我国疆域的完整与统一,在情感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水乳交融,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记忆。在整体观的历史视野下,历时性地考察新疆古道考古遗存,可见新疆境内集军事、交通为一体的“路网”体系,与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域的行政设置,及完整的疆域空间布局高度对应。新疆古道是维护我国疆域统一完整的历史之“道”,是保障我国政治共同体不可分割的认同之“道”,更是促进边疆多元族群共生共存的融合之“道”,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演进,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的历史演变。

乾隆朝发往新疆遣犯人数估算与研究

乾隆朝发遣新疆制度的实施,以其后来居上的人数和影响,改变了清代发遣刑和边疆人口的面貌。文章将奏销制度应用到户科奏销题本所载盐菜银数据与遣犯人数间的关联性研究中,控制诸多变量造成的误差,估算得到遣犯及家属总数约为1.93万人。进而描绘出发遣人数逐年变化曲线并考察发遣规模的阶段性变化,揭示出与常案遣犯共存的专案遣犯、发遣官犯等群体的历史特征,有助于矫正以往过度依赖发遣条例的片面理解,让乾隆朝治疆体系的面貌鲜活起来,更清晰地认识清代发遣新疆制度的政治考量、法律调适及遣犯管理的复杂性和延续性。

青铜时代中国西北交互作用圈

中国西北地区在与中原地区和境外中亚地区文化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独具特征的青铜时代中国西北交互作用圈。源于东方黄河中上游的彩陶文化以及相关农业文化因素,与源于西方的青铜文化及相关农牧文化因素,相向传播,汇流于中国西北地区,构成这一交互作用圈的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在中国西北交互作用圈形成过程中,伴随着不同渊源的文化文明因素的相互碰撞与嫁接,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文化创造力。中国西北交互作用圈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流漩涡地带的中心,而这一时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动,引发了东西方文明互鉴的深化,其在推进中原文明进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使海纳百川成为中华文明内在的一个重要特质。

唐玄宗开元初期的西域经略观

开元初,奚、契丹、后突厥、突骑施、吐蕃、大食等与唐朝在边疆皆有战事,使唐玄宗在即位初便面临着复杂的周边形势。滦河之战预示着唐玄宗初年已经将解除边患的现实关怀与“威服四夷”的政治理想合二为一。张孝嵩为主帅参与的拔汗那之战取得“威震西域”的影响,却并未受到过多的青。唐玄宗以亲王遥领都护其深层含义还在于巩固边疆,是从观念上强化北疆、西域的归属,也是统治者坚定西北经略的根本体现。由于唐玄宗对突骑施苏禄势力崛起缺乏认知,致使再失碎叶,自此与突骑施的关系成为西域经略的重要一环。开元七年,唐玄宗拒绝救援西域,其原因主要是不愿与大食兵戎相见。由此,可窥探出唐玄宗的西域经略观在其统治时期乃至唐前期统治者西域经略观中的地位和演进轨迹。

福利政治的运用与沙特王国什叶派政治斗争的转变

因为宗教信仰的差异,沙特王国的什叶派长期遭受官方宗教和沙特政府的歧视。20世纪50年代起,什叶派掀起了权利解放的斗争。什叶派的权利斗争始于经济层面的抗争,逐步过渡到政治层面的权利诉求,甚至提出了自治乃至独立的要求,遭到沙特政府的打压。面对什叶派的权利抗争,沙特政府长期进行刚性压制,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双方关系出现和解态势,沙特政府部分承认了什叶派的身份地位并赋予其一定政治权利,且更多采用福利政治等柔性手段处理同什叶派的纷争。福利政治的成效显著,它不仅推动了什叶派同沙特政府的和解,也维护了政治的相对稳定,更强化了什叶派对沙特王国的政治认同,因而福利政治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沙特王国什叶派政治斗争的转变。

清朝对土尔扈特等部东归消息的获得与应对

清朝是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从俄罗斯官方得知清朝平定准噶尔时投向俄罗斯的厄鲁特人脱逃之事,且可能前往旧卫拉特游牧地,尔后又得知其中有叛逃清朝之舍楞等人。这一突发情况引发了清朝内部是否收纳的争论,清朝如何决策应对,则来源于对土尔扈特等部是否东归及东归意图的判断,而此问题又需要通过各种消息来解决。本文从清朝对东归消息的获得渠道出发,分析其如何对各种消息进行辨别并适时给出合理的应对策略,指出乾隆帝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考察了留居额济勒河之人再次东归传言的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