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与胃食管反流病的外科治疗研究进展

肥胖症是一种由多因素引起的慢性代谢性疾病。随着肥胖症患者数量在世界范围内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减重手术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各种减重手术与胃食管反流病的关系一直是较有争议的话题。目前虽然已有很多关于胃食管反流病的研究,但肥胖合并胃食管反流病的最佳外科治疗方式尚未达成共识。本文现重点对肥胖与胃食管反流病的关系、肥胖合并胃食管反流病的外科治疗作一阐述,以期为肥胖合并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提供更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肥胖合并胃食管反流病的外科治疗研究进展

众所周知,肥胖合并代谢综合征的患者逐年增多。目前国内外最常用的减重手术方式为腹腔镜下袖状胃切除术(Laparoscopic Sleeve Gastrectomy, LSG),被广大肥胖合并代谢综合征的患者所接受。然而很多肥胖患者合并有胃食管反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GERD)和(或)食管裂孔疝(Hiatus Hernia, HH),如对这些患者行LSG,则术后新发GERD或原有的GERD症状加重。肥胖合并GERD患者的外科治疗选择仍是诊治工作的难点。肥胖合并GERD和(或) HH不但增加手术难度,还对术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选择合理的术式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本文旨在肥胖合并胃食管反流病的临床特征病理改变以及相关手术方式的选择和优缺点方面作一综述。

外周血WBC和NLR对肥胖症合并胃食管反流病的临床诊断价值

目的探讨外周血白细胞计数(WBC)和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对肥胖症合并胃食管反流病(GERD)的临床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2022年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收治的118例肥胖症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病史及检查结果分为肥胖症合并GERD组(n=57)与未合并GERD组(n=61)。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肥胖症合并GERD的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外周血WBC和NLR单独与联合检测对肥胖症合并GERD的临床诊断价值。结果合并GERD组吸烟史(31.6%vs.14.8%,P=0.030)、GERD家族史(43.9%vs.24.6%,P=0.027)占比,外周血WBC[(10.25±1.81)×10^(9)/Lvs.(8.72±2.11)×10^(9)/L,P<0.001]、NLR(3.55±0.71vs.3.00±0.64,P<0.001),以及空腹血糖[(6.39±2.21)mmol/L vs.(5.76±0.85)mmol/L,P=0.041]均高于未合并GERD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外周血WBC和NLR是肥胖症合并GERD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外周血WBC(AUC=0.707)和NLR(AUC=0.722)对肥胖症合并GERD具有较高的临床诊断价值(P<0.001),且两者联合能够提高诊断效能(AUC=0.786)。结论外周血WBC和NLR是肥胖症合并GERD的独立危险因素,对肥胖症合并GERD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两者联合能够提高诊断效能,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袖状胃切除联合胃底折叠治疗肥胖症合并胃食管反流病的减重代谢及抗反流效果分析

目的探究腹腔镜袖状胃切除联合胃底折叠(SGFD)治疗肥胖症合并胃食管反流病(GERD)的减重代谢及抗反流效果,从而为该类患者提供最佳的治疗方案。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微创、疝与腹壁外科于2019年1月至2023年2月收治的140例肥胖症(体质指数≥30 kg/m^(2))合并GERD(经术前GerdQ评分、胃镜、上消化道造影、食管24 h pH监测及高分辨食管测压确诊)行减重手术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手术方式将研究对象分为袖状胃切除术组(SG组,92例)和SGFD组(48例)。SGFD是本团队首创的新型抗反流减重手术方式,通过“先切除,再折叠”的方法同时发挥抗反流和减重作用。主要比较分析SG组与SGFD组手术情况,以及术后3和6个月的减重、改善代谢及抗反流效果。结果140例患者中男性50例,女性90例;年龄(36.0±9.6)岁;术前体质指数为(38.5±6.5)kg/m^(2);术前GerdQ评分为(10.2±1.6)分。SGFD组与SG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术中出血量和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SGFD组的手术时间长于SG组[(137.5±10.5)min比(105.3±12.6)min,t=‒15.131,P<0.001]。与术前比较,SGFD组患者术后3个月空腹血糖、胆固醇、体质量、体质指数、GerdQ评分均更低(均P<0.05);而在术后6个月时,除了前述指标较术前更低外,甘油三酯、尿酸、DeMeester评分也均更低,但食管下括约肌静息压(LESP)升高(均P<0.05)。与SG组比较,SGFD组患者术后第3个月、第6个月减重指标(体质量、体质指数、多余体质量减少百分比)和代谢指标(空腹血糖、甘油三酯、胆固醇、尿酸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术后第6个月抗反流指标(GerdQ评分、DeMeester评分和LESP)优于SG术后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肥胖合并GERD患者在SGFD术后可获得良好的减重和改善代谢、抗反流效果。SGFD是一种安全的手术方式,术后第6个月抗反流效果优于SG,具有一定可行性。

胃镜检查和高分辨率食管测压及上消化道造影检查对代谢综合征合并食管裂孔疝的临床诊断价值研究

背景代谢综合征患者合并食管裂孔疝的诊断尚无“金标准”的检查方法,提高术前的检出率,对于制订合理的手术方式并且避免术后严重的并发症有重要意义。目的探究胃镜、高分辨率食管测压以及上消化道造影检查对代谢综合征合并食管裂孔疝的临床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选取2021年9月至2022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微创、疝与腹壁外科收治的代谢综合征合并胃食管反流并行手术治疗的患者55例,根据术中所见将患者分为代谢综合征合并食管裂孔疝组(复杂组,17例)和代谢综合征未合并食管裂孔疝组(单纯组,38例)。入院后完善胃镜检查、高分辨率食管测压、测酸以及上消化道造影检查,并采用Gerd Q评分量表进行测评。绘制不同检查方法诊断代谢综合征合并食管裂孔疝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比较ROC曲线下面积(AUC)。结果复杂组胃镜诊断率、高分辨率食管测压诊断率、测压食管裂孔疝直径、上消化道造影检查诊断率、Gerd Q评分均高于单纯组,食管下括约肌静息压平均值(LESP)、Demeester评分均低于单纯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Demeester评分和上消化道造影检查是诊断代谢综合征合并食管裂管疝的影响因素(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胃镜检查(AUC=0.728,P=0.007)、LESP(AUC=0.789,P=0.001)、Demeester评分(AUC=0.772,P=0.001)、上消化道造影检查(AUC=0.774,P=0.007)、Gerd Q评分(AUC=0.746,P=0.004)的AUC均>0.7,具有较高的临床诊断价值。结论胃镜检查、LESP、Demeester评分、上消化道造影检查和Gerd Q评分对代谢综合征合并食管裂孔疝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机器人辅助和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联合胆囊切除术治疗肥胖合并胆囊结石患者的减重效果和安全性

目的 比较在肥胖合并胆囊结石的患者中,机器人辅助和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联合胆囊切除术的减重效果和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2020年4月至2022年4月间收治的73例肥胖合并胆囊结石的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手术方式,将患者分为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联合胆囊切除术组(腹腔镜组)和机器人辅助袖状胃切除术联合胆囊切除术组(机器人组)。比较2组患者临床资料的差异,应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术后并发症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 与腹腔镜组比较,机器人组手术时间更长(P=0.001)、手术费用更高(P <0.001),但是术后住院时间更短(P=0.013)、术中出血量更少(P <0.001),且2组比较,术后疼痛和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无明显差异(P> 0.05)。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手术方式不是术后30 d并发症发生的危险因素。结论 机器人辅助袖状胃切除术联合胆囊切除术安全可行,具有术中出血量少、住院时间短等优点,并可取得与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联合胆囊切除术相同的减重效果。

机器人在食管裂孔疝修补术中的应用研究进展与争议

随着科技的发展,食管裂孔疝的手术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疝修补术与抗反流手术是治疗食管裂孔疝的重要方式。目前机器人手术系统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类胃食管手术,但关于其对比传统腹腔镜临床效果、安全性及可行性等方面的研究并不多,且存在一定争议,本文通过查阅大量国内外文献对以上问题进行总结后发现,机器人辅助腹腔镜食管裂孔疝修补术具备自身硬件设施的优势,在未来食管裂孔疝修补术及抗反流手术中的应用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二肽基肽酶-4 (DPP4)促进脂肪细胞氧化应激及炎症反应的分子机制研究

肥胖症(Obesity)是世界范围内一个日益严重的健康问题。作为代谢综合征的标志,肥胖症常与慢性疾病的发展有关,包括2型糖尿病和脂代谢紊乱。脂肪组织是肥胖相关代谢紊乱进展的基础,其内分泌作用在致病环节中起关键作用:通过产生各种称为脂肪因子或脂肪细胞因子的因子,如瘦素、脂联素、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 (MCP-1)、肿瘤坏死因子-α (TNF)和白细胞介素-6 (IL-6)。目前肥胖症的具体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但脂肪细胞炎症学说和脂肪细胞氧化应激学已被广泛接受。本综述旨在对二肽基肽酶-4 (DPP4)与脂肪细胞氧化应激及炎症反应中的机制进行行总结叙述。

肠道菌群在胃食管反流病发病中的作用及相关性研究进展

胃食管反流病(GERD)是胃内容物反流入食管,引起食管黏膜损伤的全球性消化系统疾病。目前关于GERD的发病机制仍未彻底清楚。研究发现,GERD与肠道菌群紊乱以及小肠细菌过度生长(SIBO)密切相关。肠道菌群改变可通过激活免疫反应和炎症反应,影响胃食管动力等机制参与GERD的发生发展过程。此外,肠道菌群还可以通过引起一些代谢疾病间接地调控以及影响GERD的发病。本文旨在对GERD与肠道菌群的相互关系进行综述。

机器人辅助减重手术治疗肥胖症的应用研究进展与争议

肥胖症目前已成为全球流行的公共健康问题,减重手术是治疗肥胖症的重要方式,目前机器人手术系统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减重手术,但关于其临床效果、安全性及可行性等方面仍存在一定争议,本文通过查阅国内外文献后发现,机器人减重手术具备自身硬件设施的优势,在未来减重手术中的应用会得到进一步提升。本文现对机器人辅助减重手术治疗肥胖症的应用进展作一综述,以期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胃食管反流病发病分子机制研究进展

胃食管反流病(GERD)是一种由于胃内容物反流到食道或口腔而引起症状或并发症的胃肠运动障碍。GERD的典型症状是胃灼热和胃内容物反流到口咽。胃灼热可放射至颈部,通常在饭后或躺卧时加重,并可通过抗酸剂缓解。反流是胃内容物回流到口腔或下咽。上腹部疼痛也可以是胃食管反流的症状,食管反流的食管外症状包括牙齿腐蚀、喉炎、咳嗽和哮喘。近年来,对GERD的分子基础的认识取得了重大进展,提示其发病机制更加复杂且涉及多因素参与。本文以GERD的分子发病机制为出发点从基因在GERD的发病发展中的作用机制、NF-κB通路在GERD中的发生发展中的作用、蛋白酶激活受体-2在GERD发病机制中的作用、5-羟色胺通路异常与GERD的联系及活性氧产生在GERD中重要的作用等五个方面总结GERD的发病机制。

2型糖尿病与胃食管反流病的相关性研究进展

2型糖尿病(T2DM)是目前发病率较高的代谢相关疾病,胃食管反流病(GERD)是发病率较高的消化道疾病之一,GERD被认为是T2DM并发症中慢性胃肠道疾病之一。T2DM和GERD的发生发展机制目前尚未研究明确,T2DM并发GERD患者影响食管动力学功能可能与胰岛素抵抗、高血糖、自主神经病变、胃肠激素、一过性下食管括约肌松弛及糖尿病药物使用有关,本文主要以T2DM与GERD相关性研究进展作以总结叙述。

肥胖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后早期糖脂代谢变化

目的探讨肥胖症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腹腔镜胃袖状切除术(LSC)后早期糖脂代谢的变化及其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5月至2020年9月肥胖症合并2型糖尿病和高脂血症并行LSG的患者23例临床资料,收集术前、术后1、3及6个月的体重及糖尿病、血脂相关指标,采用SPSS23.0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s)表示,行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采用中位数(P25,P75)表示,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P<0.05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23例肥胖症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术前体重、体质量指数(BMI)、糖化血红蛋白(HbA1c)、空腹血糖(GLU)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和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与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体重、BMI明显减低、GLU和HbA1c降至正常,HDL-C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3个月和6个月血脂指标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与术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LSG后早期患者体重、血糖、HDL等指标得到了显著地改善.

不同细胞因子与胃食管反流病的研究进展

胃食管反流病(GERD)被认为是全球最常见的慢性胃肠道疾病之一,GERD是成人和儿童的常见疾病。GERD的全球患病率很高,而且还在增加。非糜烂性反流病是GERD最常见的表型。烧心和反流被认为是典型症状,但胃食管反流可能表现为各种非典型和食管外表现。GERD的病理生理学是多因素的,不同的机制可能导致GERD症状,包括胃动力、抗反流屏障、反流特征、清除机制、黏膜完整性和肥胖等。在食管黏膜内,有各种各样的炎症因子、免疫介质、转录介质以及上皮分化和完整性的标志物,这些在食管炎中过度表达或表达不足,为具有诊断或预后潜力的生物标志物提供了许多候选者。清晰的炎症因子机制在GERD导致食管黏膜炎症治疗中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本文论述在GERD疾病中介导食管黏膜炎症损伤的一些重要和关键因素的研究进展。

莫沙必利通过调节5-羟色胺代谢途径改善心理应激诱发食管炎症的作用

目的探讨莫沙必利改善心理应激小鼠5-羟色胺代谢通路、肠道菌群以及食管炎症的作用机制。方法选择SPF级雄性8周龄的昆明小鼠数字化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心理应激组及莫沙必利干预组(每组6只);心理应激组和莫沙必利组小鼠每天在自制式束缚器中限制活动2 h,其余时间3组小鼠在相同环境中自由饮水摄食,实验持续14 d;通过HE染色观察食管病理学改变;采用RT-PCR方法检测分析3组食管组织中色氨酸(TPH)、色氨酸羟化酶-1(TPH-1)、吲哚胺2,3加双氧酶-1(IDO-1)、色氨酸2,3-双加氧酶(TDO)、犬尿酸(KYN)、5-羟色胺(5-HT)、5-HT4受体(5-HT4R)、单核细胞/巨噬细胞表面标志物(F4/80、CD68)及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1β(IL-1β)IL-1β、Toll样受体4(TLR-4)、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mRNA表达水平;利用16s rRNA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3组小鼠肠道菌群,并对比分析3组小鼠的菌群组成差异。结果心理应激组显著降低5-HT及5-HT4R的mRNA表达水平(P<0.001);而莫沙必利干预显著增高5-HT及5-HT4R的mRNA水平(P<0.01)。心理应激组显著升高食管组织中5-HT代谢通路中的酶物质(IDO-1、TDO、KYN)的mRNA水平(P<0.01、P<0.001);同时其显著降低TPH-1和TPH的mRNA表达水平(P<0.01、P<0.001);莫沙必利干预能够改善心理应激诱导上述5-HT代谢通路酶物质的异常表达(P<0.01)。心理应激组小鼠菌群多样性较低;莫沙必利干预显著改善心理应激小鼠Helicobacteraceae(螺杆菌科)、Alloprevotella(拟普雷沃菌属)、Lactobacillaceae(乳杆菌科)等菌群的异常变化。莫沙必利显著抑制心理应激诱导食管粘膜炎症浸润反应、免疫细胞(CD68、F4/80)以及炎症因子(IL-1β、TLR-4、TNF-ɑ)的高表达(P<0.001)。结论莫沙必利通过调节5-羟色胺代谢途径抑制心理应激诱发肠道菌群结构异常及食管炎症的发生。

不同材质补片固定大鼠膈肌后的炎症反应、粘连及补片皱缩情况对比研究

背景与目的:食管裂孔疝是外科常见病症,临床上多采用补片以无张力修补的方式进行治疗。食管裂孔疝的补片修补中补片的选择及其应用效果方面的实验数据仍相对缺乏。因此,本研究通过在大鼠食道裂孔处膈肌组织上分别固定聚丙烯补片和复合补片,比较两种材质补片对周围组织的影响,以及自身皱缩情况,为临床食管裂孔疝补片的选择提供参考。方法:雄性SD大鼠在分离胃部与肝脏相连接组织显露胃食道裂孔后,分别用单丝缝线将轻量聚丙烯补片(聚丙烯补片组)或复合补片(复合补片组)固定于食道裂孔处膈肌组织,或不进行补片固定(假手术组)。分别在术后7、15、30 d时记录每组每只大鼠的体质量和饮食量。观察30 d后处死大鼠,分析补片皱缩程度、粘连强度以及膈肌组织的病理学变化。结果:各组大鼠手术前后的体质量及每天进食量均无明显的变化(均P>0.05)。复合补片组膈肌组织与补片的粘连范围及粘连程度分值均明显低于聚丙烯补片组(均P<0.05);两组补片均出现皱缩,但复合补片组术后补片面积明显大于聚丙烯补片组,皱缩率明显低于聚丙烯补片组(均P<0.05);与假手术组比较,聚丙烯补片组和复合补片组膈肌组织出现局部肌纤维萎缩,同时观察到其局部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等炎症细胞的浸润反应;复合补片组的膈肌组织纤维包裹层显得更厚,但其粘连菲薄,很容易和腹腔脏器粘连相分离。与假手术组比较,聚丙烯补片组和复合补片组膈肌组织中巨噬细胞表面标志物(CD68)及T淋巴细胞标志物(CD3)的阳性表达明显上升,但复合补片组膈肌组织中CD68及CD3的阳性细胞表达比例明显低于聚丙烯补片组(均P<0.05)。结论:复合补片在粘连、炎症反应,以及自身皱缩方面均优于聚丙烯补片,具有较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稳定性,推荐临床使用。

机器人辅助袖状胃切除术治疗肥胖合并代谢综合征的研究进展

21世纪以来肥胖已经成为了严重影响全世界公共健康的问题之一[1]。肥胖不仅会引起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hypopnea syndrome,OSAHS)、胃食管反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GERD)、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甚至会导致罹患肿瘤等疾病,严重影响人类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给社会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2]。代谢综合征是指人体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物质发生代谢紊乱的病理状态,是多种代谢紊乱的症候群,其共同病理基础是肥胖所造成的胰岛素抵抗和高胰岛素血症。肥胖合并代谢综合征患者难以通过饮食调节、锻炼以及单纯内科治疗获得满意的效果,外科手术逐渐成为有效治疗的方式之一[3]。

肥胖2型糖尿病脂肪低度炎症的研究进展

肥胖和2型糖尿病(T2DM)都是目前发病率较高的代谢相关疾病,肥胖被认为是T2DM的危险因素之一。目前尚未研究清楚肥胖与T2DM的相互影响机制。脂肪组织是与肥胖及其并发症的病理生理学相关的内分泌器官。脂肪组织既可以储存大量能量,还可分泌许多激素、氧化应激因子以及炎症因子,而这些炎症因子可能与T2DM的发生发展相关。长期、低剂量刺激下,可持续存在的脂肪低度炎症状态,被认为是肥胖T2DM发生发展的重要机制。为此,本文主要以肥胖T2DM的脂肪低度炎症相关性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机器人辅助袖状胃切除联合胃底折叠治疗肥胖症合并食管裂孔疝的单中心回顾性分析

背景与目的:肥胖症患者常常合并食管裂孔疝并伴有胃食管反流症状,袖状胃切除术后可能造成严重的并发症。机器人辅助系统具有学习曲线短且平缓、手术视野清晰立体以及手术操作精确且稳定等优势,在外科领域得以广泛推广。本研究探究机器人辅助袖状胃切除联合胃底折叠手术的可行性,从而为肥胖症合并食管裂孔疝患者提供更佳的治疗方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3月—2021年12月期间49例肥胖症合并食管裂孔疝行袖状胃切除及胃底折叠手术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22例行机器人辅助袖状胃切除联合胃底折叠术(机器人组),27例行腹腔镜辅助袖状胃切除联合胃底折叠术(腹腔镜组)。比较两组患者围手术期相关临床指标的差异,并分析机器人组的治疗效果。结果:两组患者术前甘油三酯、术前空腹血糖、术后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与腹腔镜组比较,机器人组平均手术时间延长(169.09 min vs.143.33 min,P=0.023)、平均手术费增加(6.36万元vs.5.40万元,P<0.001),但手术操作时间缩短(115.09minvs.134.19min,P=0.047),出血量减少(25.45 mL vs.40.00 mL,P=0.023)。两组患者术后1个月的BMI、多余体质量减少百分比(%EWL)、甘油三酯、空腹血糖以及GERD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机器人组术后1个月的%EWL值(26.26%)达到了减重有效的水平,术后1个月的体质量、BMI、甘油三酯、空腹血糖以及GERD评分均较术前明显降低(均P<0.05)。结论:机器人辅助袖状胃切除联合胃底折叠手术能够使肥胖合并食管裂孔疝患者获得良好的减重效果,明显改善患者的代谢和胃食管反流症状,并且安全可靠,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手术费用较高的问题亟待解决,在选择手术方式时应充分考虑患者家庭经济情况。

腹腔镜食管裂孔疝修补术围手术期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危险因素和防治策略

食管裂孔疝的发病率较高,并且会造成胃食管反流、吞咽异常以及食管外症状,严重危及患者生命和生活质量。腹腔镜食管裂孔疝修补术(LHHR)恢复食管下端抗反流的功能,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是,LHHR围手术期的管理尚未引起相关领域专家的重视。其中,静脉血栓栓塞症(VTE)是围手术期间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是世界上第三大最常见的血管疾病导致死亡原因。VTE不仅围手术期间发生率高,并且是造成食管裂孔疝患者围手术期死亡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将对LHHR围手术期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危险因素和防治策略进行综述,以期降低食管裂孔疝修补术后VTE的发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