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音乐研究

如果从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算起,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音乐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硕果累累。但知识的增长需要学者不断地温故知新,既要深化对中国音乐研究内涵的理解,又要调整与拓展研究的方法、视角。拥有国际视野的首要条件是对域外中国音乐研究有所了解。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音乐研究,不但要对东亚的中国音乐研究有历时性的纵向考察,也要有跨国界的横向观测,这样才能避免学术上的夜郎自大,也不会妄自菲薄地盲目跟着西方的风向转。这样,既可以达到与国际学界平等对话和"争夺话语权"的目的,也可以探寻中国音乐研究的新方向和新课题。

晚清海关洋员与国际博览会上的中国音乐——以1884年伦敦国际卫生博览会为例

1884年伦敦国际卫生博览会期间,中国展厅内展有四十多种中国乐器。赴会的六名中国乐人除了每天定时在展区内的中国茶室和餐厅奏乐外,还应邀为英国皇亲国戚的社交活动助兴。是谁决定将中国音乐作为博览会的主题之一?是谁将中国民间乐人推向了国际舞台?这些乐人演奏了什么乐曲?伦敦报界又是如何报道中国乐人的表演呢?本文拟通过对中国旧海关出版物中晚清参加世博会之展品目录、晚清海关洋员间的相关函电以及伦敦当时的新闻报道的解读,来回答这些问题,旨在通过中西原始文献之比较来补充前人研究所未见,并试图厘清目前研究中的相关疑点。

“他者审视”：明末至民国来华西人眼中的中国音乐

近年来，随着学界关于“中国音乐研究要走向世界”、“中国音乐研究要与国际接轨”、“中国学界应与国际学界争夺话语权”讨论的不断深入，国内音乐学界与文学、历史、社会等学界一样，对域外学者的著述多有译介。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具有国际面向的学科。以最早采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中国音乐史的王光祈为例，20世纪30年代初，王光祈在德国柏林撰写“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完成现代学术转型的第一本著作”《中国音乐史》时，其所遵循的学科规范、理论构架、分析方法等都建立在外来学术的基础之上。20世纪50到70年代，作为史家所必须持有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阶级的分析方法，也同样来自西方。

论侧犯、侧弄、侧调

随着对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研究的渐趋深入，我们对古人在使用理论术语时的简洁、精确有着深刻印象，对若干术语性质也有了更多了解。其中，侧犯、侧弄、侧商调这三个有着共同前缀的术语，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值得关注。本文围绕这三个“侧”字展开，通过对为数不多的几个文献中关于“侧”这个技术理论术语记载的集中解读，可以清楚地看到，“侧犯”是古代二十八调理论中正、旁、偏、侧四种犯调原则中的一种；“侧弄”则是侧犯在琴上实践的操作层面；“侧商调”是一个含有微调式性质的具体调名。以“侧”来指称的对象，其音列结构与雅乐理论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