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和新诗彼此形塑的机制与启示——基于诗学、语言学交互视野的考察

基于诗学、语言学的交互视野,回顾汉语和新诗的现代化历程,可以发现,在“国语”及“文学”围绕文学性及生命意识展开双向互动、共同革新的大背景下,汉语和新诗相互牵缠、彼此形塑,既相得益彰,也彼此耗损。缘于表达现代生活方式、构建现代价值体系的要求,现代汉语被迫走上欧化道路,只不过囿于汉字、汉语的物理属性及其所负载的精神传统,无法充分实现欧化目标,语言上的内在张力必然传导至诗歌层面,引发新诗语言民族性、现代性品格建构的悖论与困惑。时至今日,用现代汉语写作新诗,早已成为不争之事实,但新诗反哺现代汉语,予其诗性锻造,促其成为意蕴丰厚的诗性语言,仍然道阻且长。我们必须充分发掘现代汉语的诗性潜质,尽可能地拓展、增强新诗的语言智慧,创造出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诗歌作品,走上诗歌与语言彼此促进、良性循环的现代汉语诗学之路。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一是在观念上,译诗显示出来的新型诗歌的文体特征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二是在形式上,译诗是早期新诗形式观念的实践者,是新诗的参照和模仿对象,促进了新诗形式的多元化;三是在创作上,译诗逐渐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来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形式资源,诗人的译诗过程也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形式经验。

论新诗的诗体重建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从文体看中国新诗

诗体重建的课题已经摆在中国新诗面前，它关涉到新诗兴衰甚至存亡。从文体考察，新诗分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而以前者为主。新诗的诗体重建，在无限多样的诗体创造中，有两个美学使命：规范自由诗和倡导格律诗。“自由诗”的冠名是不确切的，因为“自由诗”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自由。现代格律诗建设的中心问题是艺术实验。当下的新诗已经和初期白话诗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文体角度看，还处在草创阶段。

沈从文新诗理论述评

沈从文是以小说、散文名世的,诗论是他作为编辑、读者的副业,却体现了独特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沈从文的诗论注重对文本的解读,注重对人的关怀,注重诗人的人格修养;可以概括为本体论、创作论、诗史诗人论三个主要方面,每个方面都体现了他对诗歌艺术的独到思考和独特的诗学品格。

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传统

针对抗战时期人们对抗战诗歌和五四新诗传统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以及抗战诗歌呈现出来的与五四新诗之间的差异,很多学者认为抗战诗歌是对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的背离。其实,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之间并非背离的关系,在形式、内容和品格等方面,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之间都具有明显的承续性。

论诗歌翻译与中国新诗创作的三重关系

学界惯于谈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却忽视了翻译这个中介环节,只能从影响的层面看到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的一层关系。而从译介学的角度出发,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新诗创作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关系:首先是诗歌翻译在诸多方面等同于中国新诗创作,其次是诗歌翻译对中国新诗创作具有积极的促动作用,三是诗歌翻译与中国现代新诗之间相互影响,促进了彼此的发展和完善。把握中国新诗创作与诗歌翻译之间的这三重关系,有助于更深刻和更全面地理解中外诗歌关系。

百年新诗的光荣与梦想

迄今为止,以追求现代性思想艺术价值为最高目标的中国新诗已经走过百年历程。本文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段的重要诗人与诗歌群体的审美风格与创作特色的精要阐释与到位分析,对百年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准确、客观、富有学理性的宏观描述与艺术概括,为读者展开了一幅百年新诗的壮阔艺术画卷,在为我们充分展示百年新诗总体风貌与非凡成就的同时,也为百年新诗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合理有益的建议与思考。

歌诗在诗歌与歌词之间——论新诗与歌诗

在对现代诗歌与歌词关系的认识中,长期流行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它们都忽略了"歌诗"的存在,都失之片面。"歌诗"自古就是中国诗歌的组成部分和一贯传统。由于新诗的产生省略了"民间歌诗"的阶段,一开始就是文人的参与与自觉创造,再加上现代出版业的影响,使得新诗在人们心目中长期表现为一种书面化的存在,"歌诗"似乎消失了。其实这是一个认识的误区,"歌诗"在理论上不会消失,在事实上也依然存在。在现代语境之下,"歌诗"在诗歌与歌词之间。有必要从理论上提出"现代歌诗"的问题,而其中包含有对当今中国诗学的、音乐的、文化建设的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思考。

简论“五四”译诗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五四”前后的译诗对中国早期新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和表达,促进了中国新诗文体的发展演变,引起了中国诗歌精神价值的新变,以民族诗歌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新诗的建构。

能指优势与语音凸显:新诗语言艺术的智慧与疏拙

诗歌能指优势、语音凸显的命题,源自诗学、语言学的交互视野,强调削弱、压制所指呈现,延长能指感知时间、强化感知难度。就汉语诗歌所凭借的汉字媒介而言,除了通过声音,还能经由视像传达审美感受,其诗性功能比表音文字更加强大。虽然古典诗歌中看得到也听得见的格律声色之美,很难在新诗中复兴或重现,但现代汉语毕竟还是汉语,新诗不仅多层面地展示了能指优势,也通过多种语音修辞,凸显出诗语的声音效能,不乏声韵和谐、音质优美的作品,当然,古今语音凸显的方式也显出格律-外在节奏与自然-情绪节奏的差别。还需注意的是,能指、所指是一体两面、相互形塑的符号共同体,诗歌语言必须经由情感和思想的灌注才能获取生命及灵魂。

文化转型与中国新诗

在考察文化转型期本土与外域的文化联系与冲突时，时间差和空间差有助于为中国主流诗人定位，也有助于对中国新诗发展前景的把握。中国新诗应当是现代的，面对现代人的外在世界与心灵世界，面对传媒的现代化和２１世纪文学主潮，有所调整与回应。中国新诗应当是中国的，在世界诗歌的开放网络中，实现中国时空的自主转型。

新诗形式理论中“顿”概念的渊源及演变

新诗诗律论中的“顿”概念来源于古代表示顿歇意思的“句读”概念和“顿”概念。在现代，“顿”概念通过“节”和“音尺”两个概念而扩大成为既包含顿歇又包含音组（节奏单位）两方面意思的概念。至当代，它却变得往往偏指音组这一方面的意思了。在上述演变中，英语诗律论中的“音步”概念曾被借鉴过。

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体创新

外国诗歌的翻译有助于中国新诗的文体创新,作者从语言层面的创造新字、改进语言句法和表达方式,形式层面的创造新形式、引入新形式等方面展开论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这种在翻译的过程中创新的文体所具有的文体特征和文化属性,进而表明外国诗歌的翻译对中国新诗文体创新具有带动作用。

2020年中国新诗之一瞥

2020年的中国新诗在创作方法与艺术风格层面呈现出多元化的美学格局,从诗歌写作的具体向度而言,可以将2020年的中国新诗创作主要归纳成灾难书写、人性书写(人性化写作)、神性写作、修辞性写作(词语写作)、智性写作、日常生活写作、审美写作等七种写作向度。本文结合相关诗人的作品,对前述七种诗歌写作向度进行简要的论述与阐释,以此宏观地勾勒并呈现出2020年度中国新诗创作的整体风貌。

现代译诗对中国新诗文体观念的践行

现代译诗不仅在中国新诗理论先行的情况下率先实验了新诗的文体主张,而且在整个现代文学历史上不断地验证并完善了中国新诗的文体观念。从语言、音律、形式以及风格等方面考察现代译诗对中国新诗文体观念的践行,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一文学现象发生的原因,将有助于这一研究的深入。

2019年中国新诗之一瞥

2019年度的中国新诗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美学格局,从创作方法的宏观角度与层面来观察,可以将其归纳成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五种美学向度。本文结合相关诗人的作品,对这五种诗歌美学向度进行具体论述与阐释,从理论概括与文本解读的层面全面勾勒、呈现2019年度中国新诗创作的思想艺术风貌。

唐祈诗歌的牧歌意绪与新诗的“南北”交融

唐祈是九叶诗派的重要诗人之一,他的创作以独特的牧歌意绪揭示了一位南方诗人对于北方人民生活的体验,由此体现出中国诗歌文化的南北融合,这种融合在唐祈的作品中主要体现为以南方人的心态和眼光打量北方风情、建构了独特的抒情话语,在情绪内涵上则是沉思、迷惑与希望的交织。

俞平伯新诗理论述评

俞平伯的新诗理论强调“平民性”是诗的主要质素,诗应是“人生向善的表现”,诗歌的真实是与自由连带而生的,因此新诗应该是白话自由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