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批评:审思与前瞻——与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欧阳宏生教授对话

对于中国电视,2003年是值得特别记住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发生了一系列极具符号意义的事件:中国电视第一次使用直播形式以空前的规模全程报道了伊拉克战争;“非典”报道对以电视为首的中国媒体完成了一次全方位的检阅;央视新闻频道的强势出击为其最终成为世界级大台迈出了关键性一步。上述一系列事件引发了电视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中国电视成败得失的深层反思,一时间电视批评蔚为大观。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诸多纷繁驳杂的电视批评现象急需进行学理层面的整合和清理。为此,本期特别刊发了吴丰军对“全国十佳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之一、著名电视批评学者、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欧阳宏生教授就这一问题的采访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征集优秀论文

为遴选出能够代表中国新闻传播学年度最高水平的优秀学术论文,反映过去一年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新进展,引领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决定以《中国新闻年鉴》为载体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012年度优秀新闻传播学论文征集活动。

作为知识把关人的学术期刊——基于中国新闻传播学6本CSSCI期刊的实证研究

学术期刊在知识生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把关的标准和过程却一直是整个学术界隐形的规则。通过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6本CSSCI期刊编辑的深度访谈,旨在揭示学术期刊把关论文发表的内部知识。研究发现,首先,期刊的定位和发展受到了所在组织机构的强烈影响,进而会影响到期刊对于论文的选择标准;其次,匿名评审被引入,但现有新闻传播学术生态状况使得传统"三审制"依然起着较大作用;最后,格式体例和文字差错等细节容易成为作者忽视但又是编辑个体在乎的审稿因素,在论文内容的专业评判标准方面,各类期刊编辑有共性之处,但也会基于刊物的定位而有自身的理解。

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法研究的新问题、新特点和新趋势

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新闻传播法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案例、新问题。新闻传播法研究视域更多关注大数据、人工智能背景下隐私权、被遗忘权、删除权、网络治理、算法新闻等新问题。新问题的研究需要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新探索。此外,新闻传播法研究在学术史和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也亟待创新。

台湾民主转型中新闻传播的变迁与发展——一项基于对台湾新闻传播界深度访谈的研究

对于台湾新闻传播与民主转型的关系问题,台湾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相关人士无疑具有发言权,通过对他们的访谈,可以看到更加真实、全面和透彻的台湾民主转型中台湾新闻传播的历史过往和现实图景。台湾新闻传播在管制与自由、侍从与合谋、西化与本土这几个问题上有比较集中的叙说和解读,在报禁解除后的自由环境中,被访者强调应以"非无限"的自由与合理的管制去除市场之虞,长远规划符合本土的新闻传播政策。总体来看,有序合理的新闻传播政策与良性理想的媒体环境是被访者的共同期待。

近十年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基本情况

最近 10年中国的政治家、媒介主办者和新闻传播学者各自有了相对的活动空间。政治家们异乎寻常地关注新闻传播业 ,强调把握舆论导向 ;大众媒介的主办者除了编务上保证贯彻党的方针外 ,言谈中更多的是媒介自身的经济效益问题 ;新闻传播学研究则趋向于学术化、规范化。

深化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研究

现在'创新'作为一个提倡的概念,变得流行了,从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看,它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是具有推进意义的,因为我国处于进入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许多思想观念需要创新.如果说新闻学和传播学也要创新,那主要应表现在总体观念的更新和研究的深化上,要防止将'创新'解释为添加几个新名词、添加几个'新闻XX学或XX新闻学'、'传播XX学或XX传播学',这种庸俗化的现象现在有所抬头,我们不能为此捧场.

2000年以来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现状及其走势——以《新闻与传播研究》和《新闻大学》为例

新闻传播史既可以是新闻传播学的重要分支,又可以是历史学的特别分支,在20世纪,新闻传播史研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沿其良好的惯性,2000年以来,新闻传播史研究更多重大突破,对这些研究中的专著、论文等现状加以介绍,给予评述。可鉴察其规律,体会其奥赜,也可发现其研究仍有相当空间,另也可以寻觅其未来研究这走势。

科技新闻传播亲和力研究及其实践意义

科技新闻传播作为科技传播的重要形式之一,其传播手段、方法直接影响着传播效用的发挥,思考和研究如何发挥科技新闻传播的亲和力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从大众传播学"使用与满足理论"的视角入手,通过分析科技新闻的环境监测效用、授受情感交流、人际关系效用三种功能,进一步探究科技新闻传播亲和力在实现这些功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科技新闻的亲和力的重要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使用与满足"、语言通俗、细节生动诸多方面;确立受众本位是发挥科技新闻的环境监测效用的重要前提;使用通俗语言是提高科技新闻的授受情感交流的必要条件;着力细节描写是实现科技新闻的人际关系效用的基本要求。

大变局下的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

本文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特殊历史节点,探析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对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相关建议。

农村俱乐部: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盲点

关于农村俱乐部的研究,我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读报组的历史考察——以关中地区为例》和《再谈农村俱乐部:农民的文化主体性与农村文艺的组织化》两篇文章中已经有所讨论,但前者是以农村读报组为切入点,没有从新闻传播史的视角对农村俱乐部进行整体性的描述;而后者更多是从农村文艺的角度进行讨论,缺乏新闻传播的学科关照。在后续的阅读和思考中,我越发意识到农村俱乐部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它是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盲点。

以新闻传播为落脚的中国网络社会研究

变化、突破、革新是互联网来到这个世界后给人的惊喜，也是互联网给人带来的最大压力，一切都在变化中，一切皆有可能。中国的互联网新闻传播时时在变，发展变化中的互联网新闻传播与中国社会息息相关，我们的探索和思考才刚刚开始。

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生论文的一点看法

在研究生论文的撰写方面,各高校领导的思想还应该再解放一点,应该允许研究生根据自己所学的专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选题。要鼓励研究生独立思考,积极创新,用自己的话语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阐释自己的研究结论,创建自己的理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真正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年轻人创造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

最近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四个热门话题

最近一年多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发展平稳,较明显的热门话题有以下四个:媒介经济、网络传播、广电改革、新闻法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大众传播业的全面铺开,以及网络传播对传统大众传播业的冲击,研究的重心明显地朝向'媒介经济'这个话题,涉及的具体问题颇多;其次,由于网络传播受到全球网络经济泡沫的影响,人们反而更为关注它,因而'网络传播'依然是现在的重点话题.

科技传播在灾害事件中的作用研究——由汶川地震科技新闻报道引发的反思

文章提出,科技思维和素养的缺乏、科技传播理念的薄弱、科技类新闻报道数量不多、分量不足以及报道环境不佳等因素使得大众的科技意识还比较薄弱,科技思维能力还不够强,这些都是汶川地震之前的种种异常现象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重要原因。作者由此引发了对科技传播在灾害事件中的作用的反思,并提出了七条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建议。

《新莱茵报》的编译出版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新起点——《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增刊出版研讨会发言摘要

2020年11月17日下午,以"《新莱茵报》的编译与研究"为主题的《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增刊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线上和线下的与会代表们都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出版的这期《新闻与传播研究》增刊表示赞赏,对陈力丹教授团队的编译工作表达了敬意,并围绕《新莱茵报》的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新闻与传播研究》编委、研究员季为民主持了研讨环节。

深化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研究

现在'创新'作为一个提倡的概念,变得流行了,从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看,它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是具有推进意义的,因为我国处于进入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许多思想观念需要创新.如果说新闻学和传播学也要创新,那主要应表现在总体观念的更新和研究的深化上,要防止将'创新'解释为添加几个新名词、添加几个'新闻××学或××新闻学'、'传播××学或××传播学',这种庸俗化的现象现在有所抬头,我们不能为此捧场.

从“自在”到“自为” 构建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基石的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

目前,我国的国际传播虽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与鲜活经验中取得一些成果,但更多是以中国的在地性经验去注解和印证西方国际传播理论,而我们自身的国际传播大量借鉴外来概念与体系,建立在西方国际传播基础之上,由于外来理论的普遍性无法应对中国场景的特殊性,导致其对新时代涌现出丰富多彩的国际传播实践的学术解释力和引领力不足。因此,我国国际传播的历史使命在于构建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基石的自主知识体系,从而使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从潜在的“自在”存在到超越自身的“自为”存在,以更大的底气科学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