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的困境与破局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职责后,各地检察机关进行了一定探索,但仍然面临理论保障不充足、协同机制不顺畅、监督质效不突显等问题,亟需通过立法整合未成年保护检察公益诉讼职能,明确检察机关受案范围和办案程序,同时加强支持体系构建,做深做透做实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工作。

抢劫罪既未遂辨析

抢劫罪的既未遂问题在刑法理论以及司法实践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文章通过对理论以及实践之中的多种观点的比较分析提出,抢劫罪是一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取得型犯罪,劫得财物是其构成要件的内容,应以是否劫得财物作为抢劫罪既未遂的统一标准。

孙某受贿、洗钱案

办案要旨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时,应严格落实“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同步审查是否涉嫌洗钱犯罪”的要求,在提前介入等工作中强化相关线索的审查发现,必要时通过自行补充侦查补强证据。发现犯罪嫌疑人涉嫌洗钱犯罪的,对洗钱部分应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强化释法说理工作,积极引导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同时,还应注意分析发案领域存在的普遍性、典型性问题,通过制发要情专报、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等方式,加强诉源治理。

认罪认罚轻罪案件不起诉裁量权之行使

轻罪案件占据主导的司法实际对刑事诉讼发展提出要求。为适应刑事案件轻重分离、快慢分道的现实需要,国家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在认罪认罚的轻罪案件领域探索不起诉裁量权的扩张适用,以期更快更好实现司法公平正义。目前,权力运行过程中存在不起诉决定审批的耗时较长、程序繁琐等问题,应当在更新司法办案理念的前提下,发挥科技元素的助力作用,并同步健全完善不起诉裁量权行使保障机制、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权力行使内外监督机制,从而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借鉴。

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结果犯属性

结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立法内容与实践立场,可以认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属于结果犯。一方面,刑法将本罪纳入规制范围主要是基于骗取国家税款的现实危害性,而单纯的虚开行为并无骗取国家税款的现实危险。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中对于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非骗税目的且没有造成税款损失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不以本罪处理,也从实践侧面反证了该罪为结果犯的理论立场。

先到先得还是机会均等:共同犯罪中的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案件处理方式，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样，由于刑事和解是一个新生事物，有很多具体问题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这其中，共同犯罪中的刑事和解如何操作就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刑罚轻重应从规范解释层面进行比较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普遍认同的诉讼理念,旨在解除被告人的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以利于案件的公正处理。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了“上诉不加刑”的诉讼原则,旨在保障被告人和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比如,一审法院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被告人上诉后,如果二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并不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遂改判被告人有期徒刑二年(亦即排除缓刑的适用)。该二审法院作出的改判,并不是针对一审法院的刑罚量,而是针对刑罚的执行方式作出的。

恢复性司法的中国命运

恢复性司法的正当性及在尊重受害人,促进犯罪人认罪悔罪、改过自新等方面的优势具有普适性价值。中国传统文化、现实条件等也有其适宜的土壤,因此恢复性司法在中国进行建构具有可行性,但是应当从中国现有司法实践出发,并在与中国国情不断融合中积极稳妥地推进。

税收犯罪“初犯不罚”的基本原理与实践应用

刑法修正案(七)对逃税罪作了重大修改,对于逃税罪的认定设计了“初犯不罚”的制度。该制度对于巩固税源和扩大税基,提高公民、企业自觉纳税意识,具有显著价值。在理论分析的视角,危害税收征管犯罪的结果犯模式与“法益恢复”理论,为偷逃税款行为“初犯不罚”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撑。在实践应用的角度,对于偷逃税款“初犯不罚”的规定,应正确理解本罪的行为类型、量刑等因素,并对“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例外情形进行合理解释。

不捕案件上升原因分析

审查逮捕工作是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不捕案件上升不仅不利于严厉打击犯罪,保证诉讼顺利进行,同时也增加了检察干警的工作量,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为此,笔者以某检察院数据为例,对2010年至2012年1-8月办理的不捕案件进行了调查分析,希望从中找出原因,提出对策,从而提高案件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