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公共养老金制度:给付迅速扩大的后果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如何建立有效和健全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来支持国企改革 ,维持社会安定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目前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现行体制向新体制过渡的过程中 ,如何根据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 ,设计出切实可行的适合广大城镇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在多种方案中 ,究竟哪一种类型适合我国 ,或者是否有其他类型的制度可供选择 ,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本刊将在本期及以后各期中针对社会保障体制这一话题展开讨论。这一期中 ,我们选择了几篇介绍国外做法的文章 ,并希望读者参与我们的讨论。

谁进入了高收入行业？--关系、户籍与生产率的作用

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障碍是造成行业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除了教育、工龄、年龄、性别这些可能表征劳动生产率的特征外,社会关系网络、父亲的教育和政治身份以及城镇户籍也是有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因素。当将样本分为东部和内地,并用家庭祖辈的政治成份作为工具变量,处理了关系变量的内生性偏误之后,本文发现,关系以及本地户籍这些并不表征生产率的因素反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更有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如果要控制中国日益扩大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打破劳动力市场的行业进入障碍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手段。

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就业

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劳动力个人的就业概率,而不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外来移民会挤占原有居民的就业机会。使用工具变量,对个人层面的就业决定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城市规模每扩大1%,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提高0.039—0.041个百分点。此外,城市规模扩大的就业增加效应对于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并不相同。总的来说,较高技能和较低技能组别的劳动力均从城市规模的扩大中得到了好处,其中较低技能组别劳动力的受益程度最高。城市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影响中等技能水平劳动力的就业概率。因此,采取城市人口规模的限制措施,并且特别针对低技能劳动力进行限制,将导致效率与公平兼失的局面,不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

公平与幸福

在城市"新二元结构"下,户籍身份成为影响人们幸福感,从而影响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发现,外来移民和城市居民均对与户籍身份有关的收入差距不满,相比之下,外来移民的幸福感更大程度地受到与户籍身份有关的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身份收入差距下降1(相当于这一变量均值的一半)所带来的快乐提升,相当于家庭人均收入提高53.2%和人均住房面积增加29.9平方米。我们还发现,在拥有城市户籍的人当中,主要是出生在农村的"新城市人"对身份收入差距表示不满。本文的含义是,与身份有关的不平等具有不公平的性质,降低人们的幸福感。

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成份、家庭文化和教育

本文考察了中国农村地区家庭成份的划分对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的代际影响。考察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男性户主的受教育水平，我们发现它在毛泽东时代因成份歧视的影响出现了下降，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又有所反弹。我们也发现，年龄在16—18岁之间的孩子中，地主／富农和中农家庭的后代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我们的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家庭作为一种文化制度，其延续性和坚固性需要予以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