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气污染问题的演变及其教训--对固定污染发生源治理的历史省察

本文聚焦于日本的固定污染发生源引起的大气污染问题,对其治理举措进行了历史性考察。明治时期以后,随着近代工业化的急速进展,日本四大矿山的"烟害"、煤尘和煤烟问题出现,随后又转化为"工厂公害"、"化学公害"和"城市公害"。在二战之后高度经济成长期,伴随着石油的大量燃烧,硫氧化物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为限制硫氧化物污染,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原料和燃料低硫化"、"排烟时脱硫"、"促进能源节约和向污染低的产业结构转型",等等,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治理大气污染的过程中,日本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威胁“安倍经济学”的日本能源问题

能源问题是"安倍经济学"得以实现的致命威胁。随着日本核电站的相继关停,天然气、石油等能源的进口量及其成本随之飙升,加之日元贬值等因素,致使日本电力公司的经营陷入危机。然而,由于多数日本国民反对利用核电,近期能否重启核电站尚存变数。对此,日本政府面临着在"电费再涨价"和"核电重新启动"之间进行"二择其一"的选择困境。面对席卷全球的"页岩气革命",日本的电力公司和燃料公司需要在相互协作的基础上,对美国开展新型"资源外交",以期解决"安倍经济学"的致命威胁。

日本社会福利的变迁:向以“自立”为主的生活支援转型

战后日本救济贫困者的方法从现金援助转向实物援助,继而转变成被称为陪伴式支援的综合咨询服务。日本的社会福利改革与国际上流行的工作福利一致,推行了以"自立"为主的生活支援。日本政府先后提出"生活保护支援自立计划(2005)""摆脱生活贫困实现经济成长的战略(2010)",最终于2015年确立了"生活贫困者自立支援制度"。新制度以综合咨询为主导,向贫困者提供"自立"陪伴式支援。同时,为了解决个人情况错综复杂的问题,要求各地区的有关人员携手共同进行生活支援。通过这样的改革,现代日本的社会福利从只能解决经济困难的贫困对策,上升到恢复社会关系、解决社会排除的对策。

日本战后教育制度的重建过程探讨--从“菁英”走向“普及”

二战后的日本,国家疲惫,百废待兴,却仍能在1950年代后期创造丰硕的经济成果,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完善的教育制度向经济复苏提供了人才,同时促成了社会的稳定。本文旨在探讨二战后至1950年代初期日本教育制度的重建,通过与二战前日本教育制度的比较,凸显二战后日本教育制度转型的方向,也刻画出二战后日本教育从“精英”走向“普及”的过程。

从“满铁上海事务所”看日本的华中调查

"满铁上海事务所"实施之华中调查是中日战争期间随着日军对华北、华中的侵略而展开的。"满铁上海事务所"的华中调查工作准备比较仓促,调查人员背景各异,培训也不充分,原本计划十年的调查实只进行了三年,其间开展了"综合调查"和若干个别调查。其调查报告书的内容,相较于满洲产业调查局的调查或满铁调查部的华北农村调查,仍停留在基础阶段。然而,该调查报告书的价值不可低估。首先,工商业和都市不动产的"惯行"调查(即习惯调查)内容中,收录有未加工或分析的原始材料。其次,同一时期以上海及南京为据点,还存在着官方机关与私人企业在华中地区进行的调查,对照这些报告书及相关人员的回忆录,能够重新检视上海事务所调查报告书之价值。

中国农村收入增长：1990-2002年

本文考察了1990年至2002年间决定中国农村收入增长差异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通过估计收入增长方程,我们首先证实了初始人力资本水平和基础设施状况有显著的正效应。其次,由村层面的社会关系稳定程度度量的社会资本也是一个显著促进收入增长的因素。本文发现的政策含义是:促进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公共政策需要加强,同时也要增加对农村地区,尤其是低收入地区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财政支持。

关于“后启蒙”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以“巴金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为主题的研究〈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已从20世纪70年代以前附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和80年代启蒙话语影响下展开的"研究"之双重覆盖下走出来,进入新的阶段,在过去"研究"中存在的偏向和缺席也逐渐被自觉,成为克服/填补的对象了。这一情况也可能将巴金研究推至新的阶段。其中最重要的研究姿势是,将所有的问题从先入为主的固定观念中解放出来,重新加以审视,尤其是对于权力、意识形态、政治等"非文学"概念的冷静对象化至关重要。这些概念或多或少带有时代语境的支配而形成其"负面"意象。一旦脱离如此时代性和特定语境的支配时,我们就可以知道对于这些"非文学"概念的漠视甚至于无视只能导致"文学"本身的贫瘠;如果不把这些"非文学"的概念从"文学"里一概地加以排除,关于文学研究方法、视角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如此研究姿势,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从80年代启蒙话语的偏离。今后巴金研究的起点,也可以放在如此认识上。

《随想录》的叙述策略和魅力——2016年4月30日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

各位，下午好!我是来自日本的坂井洋史。今天有机会作一次面向公众的演讲，觉得很高兴。1986年8月20日巴金先生写了《随想录》最后一篇《怀念胡风》，所以今年是《随想录》完成30周年。巴金故居为了纪念这30周年，策划以《随想录》为主题的连续演讲，名为“憩园讲坛”。我身为一个国外的研究者，居然能够承担讲坛第一讲，觉得非常荣幸，也有点受宠若惊。

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序论——以民族法制及其相关领域为中心

本文是对民族法制以及与此有关的少数民族习惯法所作的基本研究。主要探讨了四个问题 :关于中国民族习惯法的概念和形式 ;关于习惯法的内容 ;关于习惯法的特征 ;

武田泰淳·主体性·公共空间

一前言从18世纪中叶直到明治初期,中国、朝鲜这一＂东亚＂作为儒教世界观与人文制度的象征,几乎是日本在世界中定位自己、＂想象/表象＂作为主体的自我的唯一参照系~1。但是,19世纪以降,东亚成为西欧列强争夺的殖民地对象,被强行卷进世界史,不得不直面起源于西欧启蒙主义的现代性之无限扩张属性的前沿冲击。

基于语言学习策略框架下的口语活动设计：华文“B”课堂教学为例

2010母语检讨委员会报告书指出英语已逐渐成为新加坡主要的家庭用语。因此,培养学生的言语沟通能力已成为母语教学的重点目标之一。然而,如何在英语作为强势语言的环境下培养学生的口语沟通能力便成了一个艰巨的挑战。新加坡华文"B"课程的学生一般上对华文学习有一定的困难,而此课程主要强调的是他们的口语技能。本研究尝试基于语言学习策略的框架来设计课堂的口语活动,主要目的是为学生提供鹰架,逐步引导他们在课堂上的口语产出。

日本明清赋役制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山本英史教授访谈录

编者手记:访谈由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山本英史荣誉教授(兼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座教授)和一桥大学佐藤仁史教授共同完成。以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日本明清赋役史研究动态为主线,围绕国家统治、国家与社会关系、地域社会论等方面展开话题,既有全球史的眼光,也有强烈的时代关怀。山本教授是与岸本美绪、岩井茂树同辈的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在清朝的地方统治和清朝史史料分析方面成就卓著,非常熟悉日本学界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的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脉络;而佐藤教授则是日本学界中国近世史研究方面的中坚力量,近年在中国近代社会史方面研究成果丰硕,作为访问人,深谙中日学者的研究理路,提问精准,话题深刻。

日本受刑人处遇理念的变迁及今后的展望

一、引言在欧美各国对社会复归行刑持强烈怀疑态度以后,日本仍坚持一贯的社会复归理念,这正是日本受刑人处遇的特色所在。但制定于1908年,到2006年为止一直通行的《日本监狱法》,在对拘禁受刑人的目的和受刑人处遇的原则缺乏规定的情况下就完成了立法,这一点实在令人惊异。这次新法规定,"受刑人处遇,应根据受刑人的资质及所处环境,以促使受刑人自我反省、唤起其重新做人的积极性、培养其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为目标而实施"(第30条)。从此日本的社会复归行刑具有了法律上的基础,并将越来越稳固。

日本受刑人处遇理念的变迁及今后的展望

传统日本式行刑的核心是负责人制。由一名被任命为工厂负责人的刑务官对几十名受刑人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在工厂负责人和受刑人之间形成一种情感上的信赖关系,通过有规律的生活使受刑人受到道德上的感化。理论界对日本式行刑褒贬不一,实践中也存在种种障碍。以名古屋监狱事件为契机,日本出台了新行刑法,采取了多项行刑改革,放宽了监管纪律,缩短了刑务劳动时间,还要求必须根据受刑人各自的问题采取科学的处遇。日本式行刑迎来了转机,新处遇概念的目标是,在刑务官之外,利用监狱外部的社会资源帮助受刑人自主地复归社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违宪审查制

一、日本违宪审查制的性质本报告旨在考察日本违宪审查制的运用特征。除美国外,引入违宪审查制一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日本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日本国宪法中才采用了违宪审查制这一制度。《日本国宪法》第81条规定:'最高法院为有权决定一切法律、命令、规则以及处分是否符合宪法的终审法院。'宪法制定初期,就围绕第81条所规定的违宪审查制的性质产生过争论。

民族视角下社会资本对收入的影响——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

本文利用宁夏回族自治区2006年经济社会调查数据,分析研究了宁夏回族的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对收入的影响。在民族间相互往来程度较低的宁夏农村地区,以对社会网络的两种信任(不同民族信任和穆斯林信任)衡量的社会资本(民族社会资本和宗教社会资本)影响了回族家庭收入,但对宁夏城市的回族家庭收入却不产生作用。此外,这两种社会资本相结合会形成双重效应,对农村回族家庭收入起到积极的正影响。

“公益辩护活动”与律师业务行为

早期美国“公益辩护活动”有两种活动模式 :谋求组织化改革的模式与以日常业务为基盘开展的公益辩护的模式。在保护“公益”这个新兴利益时 ,作为巨大的法律机器与一般普通市民的具体问题间的媒介律师发挥了巨大作用。对比研究美国律师“公益辩护活动模式”与我国公益辩护活动 ,对于正确评价我国司法体制是否真正具有维护“公益”

致郜元宝：谈“文学史”叙述的难题

元宝兄：你那么认真阅读拙文《离散的语言体验——陶晶孙新论》,而且提出了几项极为敏锐且本质的问题向我质疑,实属望外之喜,令人感动。《陶晶孙新论》是研讨会的提交论文,由于时间和篇幅等条件所限,未能充分发挥一些观点,使人有隔靴搔痒之感。然而,暂且不问条件的限制和我各方面能力的局限,

离散的语言体验--陶晶孙新论

陶晶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作家,但是一直没有受到应该受到的重视。首先简单地确认他的生平如下：陶晶孙（1897.12.18—1952.2.12）,江苏无锡人。原名陶炽,＂晶孙＂为笔名。其他笔名有昌孙、晶、陶藏、烹斋、李无文、晶明馆主等。1906年随父亲陶廷枋、母亲张淑明、姐姐慰孙赴日本,次年插进东京锦华小学校4年级,之后进东京府立第一中学校、第一高等学校乙类（医学系）,1919年考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系。在九州学医时与郭沫若认识,结为好友,参与同人杂志《Green》的创刊。

“迷信”与非遗之间:关于江南的民间信仰与农村妇女的一些思考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农村随之出现了民俗文化的"复兴"现象,给基层的老百姓带来了相关的活动空间。在江南农村,以庙会为首的各种宗教仪式及其密不可分的各种曲艺也陆续复兴。对民俗文化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成为极大的转折点,结果促使许多民俗活动获得了合法地位。然而,不得不加以注目的是:政府和专业人员所认定的民俗文化——换言之在"大叙事"框架里所出现的內容,实际上与基层民众心目中的民俗之间有很大距离。这里着眼于民俗文化"复兴"的主要群体——农村中老年妇女的网络,透过她们的实际生活情况和她们所讲述自己经验时的叙述方式展开探讨,借此透视民俗文化"复兴"的各种面貌及其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