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判语所见的地方权势者、豪民

在南宋判语中看到的地方权势者和豪民，以自己的经济基础为本，对基层社会行使司法领域的影响力。权势者主要的经济基础是土地经营，即作为地主，其中大部分应该是城居地主。在此之上，他们涉足流通关联产业，而且还从事包括“恶事”在内的各种“资本”运用。据此认识，笔者先前提起的“阿米巴型复合经营体”的概念，以及他们在基层社会中的本质，应该也能够重新得到理解。他们的目标是创造出和国家“相互依存的构造”并利用其权威。因此，他们的活动一旦越过统治规范的界线时，就会受到处罚。而这条界线的基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负责官员的判断，难以明确。一旦看出以上这些权势者、豪民的本质，那么也就能看出宋代社会的日常性特征了。他们对于官方的业务执行、日常性的治安维持而言是有用的（必要之恶）。另一方面，豪民对于民众来说，是负担相应的公共业务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得到支持。换言之，在宋代的“二者间关系”社会（“法共同体”不存在的社会）中，正是由权势者、豪民来代为执行“共同体”的任务。那正是维持基层社会的再生产所不可或缺的活动。当然，必须确认的是判语史料的界限。毋庸赘言，没有得到裁判的案件，或者不被认定为违法的事实是不会被记录下来的。又，判语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所进行的单方面的断罪。暂且不论财产之争或立继之争等调停性的裁判，在关于刑事的案例中，犯罪者一方的主张几乎没有被保留下来。对于被断罪的豪民们，他们的主张及其行动的原动力，即使发现了《清明集》，也还仍有许多难以掌握的侧面。今后仍有必要参考其他史料，持续进行更深入的检讨。

中国的总力战与基层社会——以中日战争·国共内战·朝鲜战争为中心

前言 总力战（total war）是20世纪战争的特点。一般来说，为支援这种规模巨大且历时较长的战争，社会各方面物资及人力资源都会被国家进行总动员。为保证战争的实施，整个社会也将随之发生变化。中国具有这种性质的战争，始于1937年7月爆发的中日战争，此后国共内战（1946—1949年）和朝鲜战争（1950-1953年）也都属于总力战范畴。

近年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研究动向

过去,我国一直试图对日本的基础文化和渊源同其周围地区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并探究它们在历史上的联系。尤其近年来,由于围绕着所谓“照叶林文化”的各项研究,包括神话和民间传说等的比较研究的开展,各个研究领域对中国华南、西南地区的研究工作极为重视。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华南和西南地区,语言和种族相异的民族分布错综复杂。这些民族现在流传的文化,许多与日本和东南亚各地的文化有密切联系。关于这一点,一些前辈早有论述。此外,在东南亚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