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鈔本《周易正義》跋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人文研)的前身之一,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自創立之初(1929)起就致力於收集漢文典籍以用作研究資料。但收藏的漢文典籍以清代的出版物(當時不是特别少見)爲主,稀有版本大多不在收藏範圖1 鈔本《周易正義》卷末圍内。借用草創期的研究員吉川幸次郎(1906—1980)的説法,當時“有意迴避了珍本”。((1))與其購買有殘缺的舊刊印本、鈔本,不如獲取較新但更完整的同一文獻.

日本中国近现代史相关资料的收藏与利用

日本所藏有关中国近现代史资料大略有两端,一为档案文献,二为因研究而搜集的资料。前者有赖档案馆、图书馆等机构的不断开放,已有诸多数字化资源;后者与日本近现代中国研究密切相关,分散于各研究所、大学等机构。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时常受本国政治环境、两国关系等因素影响,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及影印出版也往往随研究方向的调整而发生变化。

李大钊早期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以茅原华山为例

李大钊早期著作充满着复杂性和神秘性。长期以来,有很多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来试图阐明他早期思想的特色及来源。笔者经过考察发现,对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产生最大最直接影响的是日本评论家茅原华山的一系列著作。更具体地说,以《青春》为代表的李大钊著作所表现出的时间观、历史观、文明观,是直接受了茅原华山的《悲壮精神》、《人类生活史》及其主办的《第三帝国》杂志的影响。李大钊早期著作所具有的茫漠及难解,也只是所依据的茅原华山著作的茫漠性及难解性的反映。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与茅原华山的奇异交错,给我们分析中国1910年代思想史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暗示,即191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卷入到同时代的世界思潮中,并与世界思潮紧紧结合在一起。

日本研究宋史之现状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到目前为止，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宋史是研究人员最多，而且是门类详细、研究精密的领域之一。至于日本的研究人员为什么对宋史如此感到兴趣，这就得回溯到1930年以前，当时，与罗振玉和王国维先生他们有深厚交谊的京都大学的中国史学创始人之一内藤虎次郎（号湖南），曾于1922年发表了《唐宋时代观概论》一文，认为唐朝与宋朝之间，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很多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异，提出了宋以后应作为近世的说法。

透过“日本之眼”的中国画——试论劳伦斯·宾扬对中国画的理解和误解

本文以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供职于大英博物馆东方绘画部的劳伦斯·宾扬长达40多年介绍东方绘画的文笔活动为个案研究,以他的代表作《远东的绘画》和《亚洲艺术中的人文精神》为文本,通过检视他日本式鉴赏观的形成过程,揭示宾扬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在1935年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举办期间,如何引领西方博物馆界和一般读者透过“日本之眼”理解(或者是误解)中国艺术。

沈子善与“中国书学研究会”:催生书法学会诞生的土壤

“中国书学研究会”是1943年以国民政府要员、著名书法家及教育家等为发起人兼赞助人,诞生于重庆的学术研究团体,书法家、教育家沈子善是该团体的创建者兼核心人物。因该团体还发行《书学》杂志,故一直被视为全国规模书法学会的先驱。鉴于围绕这一团体的既往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迄今尚未厘清,因此,本文首先是从以往书法/书学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中的存在方式出发,对沈子善在该团体的设立及运营中起主导作用的要因加以探讨,厘清民国后期书法作为书学获得学术地位的过程。接下来,在对沈子善作为该团体的实质性主导者予以确认后,通过他本人的研究经历以及比较“中国书学研究会”与旧有的书法/书学研究组织,考察沈目标所指的“中国书学研究会”作为学会组织的独创性。

徐渭作画的背景--以与传至日本的浙江地方墨戏之间的关联性为聚焦点(下)

2006年秋,笔者有幸参加了由澳门艺术博物馆为配合徐渭和陈淳书画展览会而主办的“青藤白阳书画国际研讨会”,本文就是以研讨会的发言稿为基础改写而成的,主要考察这两位明代杰出艺术家的生长环境、作画背景及他们的画风。笔者在文中列举了展览会展出的丰富作品,阐明徐渭的蔬果花卉杂画与当时浙江地方流行的绘画题材及表现手法之间的关联性,指出一生坎坷的徐渭即便以文人画风来创作,也由于画题本身是寓意吉祥的,因此更为广大民众所喜爱。陈淳则生活在与徐渭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的陈淳自幼受业于吴派大师,过眼无数名迹佳作,并把书法引入绘画,故在山水画上,他虽然未能超越吴派大师,但却在花卉图上另辟蹊径,创出新意。

徐渭作画的背景——以与传至日本的浙江地方墨戏之间的关联性为聚焦点(上)

2006年秋,笔者有幸参加了由中国澳门艺术博物馆为配合徐渭和陈淳书画展览会而主办的“青藤白阳书画国际研讨会”,本文就是以研讨会的发言稿为基础改写而成,主要考察这两位明代杰出艺术家的生长环境,作画背景及他们的画风。笔者在文中列举了展览会展出的丰富作品,阐明徐渭的蔬果花卉杂画与当时浙江地方流行的绘画题材及表现手法之间的关联性,指出一生坎坷的徐渭即便以文人画风来创作,也由于画题本身是寓意吉祥,因此更被广大民众所喜爱。陈淳则生活在与徐渭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的陈淳自幼受业于吴派大师,过眼无数名迹佳作,并把书法引入绘画,故在山水画上,他虽然未能超越吴派大师,但却在花卉图上另辟蹊径,创出新意。

晚清“睡狮”形象探源

在20世纪初,"睡狮"、"醒狮"成为中国士人普遍接受的一个象征性说法。最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睡狮/醒狮"形象作为洗雪近百年屈辱的民族主义情绪符号,再次引起人们热议。不过,清末"睡狮"说的起源还有待进一步探讨。笔者在涉猎了众多资料后,发现"睡狮"形象最早是在戊戌时期由梁启超创造出来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梁提出的"睡狮"实际上是指弗兰肯斯坦之怪物。梁之所以作这样的解释,是因为他受天津《国闻报》的一篇文章(和严复按语)的启发而把弗兰肯斯坦误解为状如狮子的人造机巧怪物。"睡狮"说的发生过程可能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对其间接得到的有关吴士礼(Wolse-ley)、弗兰肯斯坦之怪物的知识,发挥想象力与其读过的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结合起来,于1898-1899年创造出来的。与我们现在的常识不同,在那之前外国没有称中国为"睡狮"的例子。应该说,清末"睡狮"形象急速而广泛的传播是基于梁启超创造、发明的"睡狮"而出现的文化现象。中国="睡狮"(Sleeping Lion)这个表述,首先是在清末中国人之间迅速流行,然后才流传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舆论界的。

中川恒次郎报告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信

这两封信是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写给外务省通商局局长原敬的。信中汇报了广州起义时,中川与孙中山交往情况。现译出供研究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参考。 这两封信,是前京都女子大学教授山本四郎在整理原敬所藏公文时发现的。原信每封三页,每页十三行,中缝有“驻香港日本领事馆”字样,收录在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10月出版的《原敬关系文书》第二卷中。这两封信,曾在《光明日报》1985年4月17日《史学》版以短文《有关孙中山早期活动的重要史料》介绍过。文中( )为中川本人注释时所加。

大清臣民与民国国民之间?——以新政时期万寿圣节为中心的探讨

这几年,对于民国初年国庆日的研究比较盛行。但庆祝纪念日的习惯,并非是辛亥革命以后才出现的。庚子事变以后清政府开始新政,其中,改变万寿圣节的形式,导入臣民悬挂国旗以庆贺君主诞辰这一全新的政治文化,无疑是以清末外交官在欧洲与日本目睹之各国的习惯为参考的。与此同时,非君主国美国与法国等独立或革命纪念日的概念,也被梁启超介绍到中国。于是,不是庆祝君主诞辰,而是通过纪念过去"事业"养成国民之爱国心的纪念日,此想法也在新政时期十分普及。此等新的政治文化,在构成"民国国民"的自我认同之前,已被赋予构成"大清臣民"的新自我认同之期望。

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从中共“一大”几份资料谈起

本文对中共"一大"研究中现今仍被视作重要史料的几份资料——即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葛萨廖夫《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和《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1929年12月31日)》——进行探讨。通过探讨,我们将看到,在共和国时期党史研究中,史料的翻译、整理、编纂等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今后中共"一大"研究所需要的,不是对现有各种资料进行比对的"考证学",而是充分斟酌资料内容、资料生成过程的"史料学"。

平衡国民性与民族性:清季民初国歌的制定及其争议

近十年来,有关近代中国政治象征符号的研究十分活跃。自2000年英国学者哈里森(Henrietta Harrison)出版了《共和国民的塑造:中国的政治仪式及象征符号》之后,关于民国时期形成的各种政治象征符号——如孙中山遗像、中山陵、国旗五色旗或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等——及其对国家统一所发挥的作用,涌现了不少颇有分量的论文,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尽管如此,与形象符号比较,国歌这一被赋予了政治象征意义的声音符号的学术研究,至今却并不多见。这篇论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晚清到北洋政府时期近代中国的"国歌"问题,尤其是该时期围绕国歌问题展开的讨论、国歌的具体制定及推广过程。

苏联《国外》杂志刊登的毛泽东略传

这里向读者介绍苏联的中国史学者格奥尔基·Б·爱伦堡(ГеоргийБорисовичЭренбург)用俄文撰写的毛泽东略传。此略传刊载于1934年11月出版的介绍国外时事问题的苏联杂志《Зарубежом》(《国外》)第31期"当代人物肖像"栏(第15页),题为《毛泽东——概论》,是国外第一部毛泽东个人传记。据以往的说法,国外最早的毛泽东个人传记是1935年12月13日《真理报》刊登的哈马丹《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①,以及哈马丹同一时期在《共产国际》上发表的《毛泽东——中国勤劳人民的领袖》②等,但爱伦堡的此篇略传写在哈马丹之前,而且比较其内容可以看出,哈马丹的文章明显是参照爱伦堡的略传写成的。所以它虽然是仅有一页纸的短小传记,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从这篇略传中,还可以窥探出当时苏联(莫斯科)掌握的关于毛泽东的相关信息,以及对他的评价,所以具有重要意义。爱伦堡(1902—1967)是苏联著名的中国史学家,20年代曾经来到中国,1927年以后先后在莫斯科的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莫斯科东方学院、国立莫斯科大学等机构任教,并担任过俄文《中国问题》杂志的编辑。他的著作中,关于中国方面的史学论著较多。值得注意的是,他执笔这篇毛泽东略传时,正在编纂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资料集《苏维埃中国》(《СоветскийКитай》,Москва,1934)。关于爱伦堡的生平与业绩,有潘佐夫教授写的评传③。爱伦堡所撰写的毛泽东略传,是其孙潘佐夫(首都大学〔Capital University,美国俄亥俄州〕教授)发现的。潘佐夫教授在他的著作《毛泽东传》(俄文版:А.В.Панцов,《МаоЦзэдун》,Москва,2007;英文版:A.V.Pantsov with S.I.Levine,Mao:the Real Story,New York:Simon&Schuster,2012)中曾经提到爱伦堡所撰写的这篇毛泽东略传。此次,潘佐夫教授应译者的要求,提供了宝贵的原文,并同意发表中文版。为了保持原貌,即使有与史实出入的记述,译者也没有对文章进行任何删节、改动,必要时由潘佐夫教授与译者二人加以注释。文中()为原注,〔〕为译者的补充信息。

试论《元刊杂剧三十种》的版本性质

"元刊杂剧三十种"①题目标有"古杭新刊"、"大都新编"等词,表明它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读物,刊刻于杭州。这些剧本系正末、正旦用的演出本。从马致远杂剧中出现吴文正(1249-1333)谥号等情况,可知其刊行于元末,而且在传演中受到不断的改动,某些版本有覆刻、补刻的痕迹,其刷印已迟至明初。据版式行款,可知是由四个左右书坊的刊本汇集而成。这些版本大多留有祭祀演剧的痕迹,并且多有帝王或类帝王角色出场,因明代不允许"驾头杂剧"演出,这些便在明代传本中被删削,或是不再演出而无明刊本存世。

“史书”考

序这里所提出的“史书”,不是现在一般使用的“历史书”的含义。“史书”以及“善史书”与汉代的下级官吏“史”有关,是与隶书或者篆书等文字相联系的一种词语。“史书”及“善史书”说的是什么?这是在本稿里所要阐明的问题。在西汉二百余年的历史中,武帝时期是汉帝国的基础业已巩固,内政。

论小说的起源:从“语”到“说”

在先秦至汉这一历史阶段内,中国的话语形态经历了由"语"到"说"的嬗变过程,"语"这种场所,是以西周时代以来的社会制度为依托的,可以说是一种"安定"的话语场所;与之相反,"说"的场所则不再有稳定的社会基础。处于失去西周时期那种秩序的社会之中,要捕捉住心情多变的听者的心理,"说"的对谈就要磨练话语技巧。因此谈说者们为了吸引心情多变的听者们,在凝炼种种技巧的同时,其内容也更加丰富。小说这种文艺形式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附：奸罪的观念——从汉律到唐律

《唐律》的条文规定，未婚男女之间的性交行为亦构成犯罪。若是双方合意，则名为“和奸”；反之，若一方被迫，则称之为“强奸”。本文拟检证以下三点：第一，“奸”是否确实意指未婚男女之间的非法性交？第二，秦汉法律中是否已经存在如唐律这般的规定？第三，在前近代中国，未婚之人若有性交行为，是否真的会因此构成犯罪而被处罚？

中日全面战争后的在日华侨、印侨网络

以近代日本在成为亚洲主权国家过程中经济方面的经历为线索,将居住在神户的华侨和印侨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华侨通商网络在20世纪30年代得以扩展、1940年后衰退的原因;简述了30年代起印侨通商网络的显著发展;揭示了欧洲近代帝国主义的本质与亚洲华侨、印侨通商网络的形成与扩展间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