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与公共幸福——儒学的民众化与青年现象的形成

中国的制度社会与民间社会的两重世界提供了培育公共幸福这一社会正义思想的土壤。儒学的民众化加速了作为古代知识分子"士"、近代的知识分子、近现代的"青年"的形成,标志着在中国历史上人的发展中的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的进程,以及人对社会正义和公共幸福的自觉地提高与飞跃。从古代和中世的"士"到近代青年现象的出现,应该是一个历史的延续和传承,是社会公共性在多元时间中的扩展和推进。因此,理解儒学民众化的发展,是认识青年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不仅需要批判和解构,更需要一种诠释与重建,需要超越时代与传统进行对话和创新,从历史意义中发现我们今天存在的意义,只有全面深入地探讨,才能把传统的资源充分展现出来。

试论青年的现象与本质

客体化的青年需要世界来理解自身的存在与特殊性,而主体化的青年则从自身的立场来解释这个世界的本质与方向。青年的全面发展、青年的自然·自由发展即是青年研究的出发点,也是青年研究的终极目的。这种历史规律与个性创造的共时性使得具有主体性的青年在学习过程中寻找世界意义或被赋予世界意义的过程里,尝试全面发展与成长的可能;成长中的青年参与到公共领域形成青年运动,这种各个世代的共同创造性使得青年在自我实现的创造过程中,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发挥超越和创新的作用。"自然·世界·超越"这三个特征体现了近现代青年的现象与本质。

青年性是向人的社会本质的一种复归——幼态进化与再年轻化(复归)的关系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青年观的起点,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目的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由自觉的人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创造新秩序的开始"。用比较人类学上的幼态进化论来说,人类的进化实际上就是在幼年性、青年性和再年轻化(复归)上的发展。这和马克思的"人的复归"的观点非常接近。这种再年轻化的发展循环会逐渐接近人的全面发展的境界。复归就是人的自我创新,就是再青年化。从哲学意义上说,青年现象不是一种历史过程,而是人类发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