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轮船招商局汽船和日本

在19世纪末期的东亚各国中,有能力经营大规模汽船航运公司的只有中国和日本。中国1872年成立于上海的轮船招商局对中国的海运业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业务不仅局限在中国的水运和海运方面,还曾扩大到海外,开通了日本航线,进行了数次航行,以期扩大贸易。通过对轮船招商局汽船航行日本情况的分析可知,对轮船招商局汽船在日本沿海的活动,日本方面采取了一定的抵制措施,使其经营并没有造成之前以为可以影响日本航运业的情况,并最终无疾而终。

清国帆船救济漂流至日本的越南人之史实考略

清朝嘉庆二十年(1815),即日本文化十二年八月,越南难民漂流至日本鹿儿岛县屋久岛。依据德川幕府的规定,该一行人被送至长崎。通过来长崎通商的中国船只上通晓越南语的船员的翻译,了解到一行五人为越南士兵。之后日方安排五人由中国商船遣返至中国乍浦,然后再设法送返越南。本文试对该史实做一考证。

《敦煌所出唐宋书牍整理与研究》评介

敦煌文书中蕴含着丰富的公文私书的各种原始材料,其年代多属于唐后期、五代、宋初,即敦煌归义军时期.相关资料的研究,前人热切关注的是书仪文献,周一良、赵和平等先后着手相关写本的整理、分类、辑校工作,其成果分别见于《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两部校订本、《唐五代书仪研究》①《敦煌本〈甘棠集〉研究》等研究论著中.

日据时期台湾与福建的帆船航运

清代自嘉庆、道光以后,面向台湾海峡的台湾台南,作为台湾府城,与中部海港—鹿港及北部淡水流域之艋舺,同福建和广东、浙江沿海有帆船之往来,因而形成重要港口之一。前述台湾之三大港市,其蓬勃发展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透过这些要港,以台湾的航运为依据,可知台湾经济之发展,与大陆的沿海地域进行的经济交流是密不可分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实行了对台湾的统治,中国沿海地区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日益薄弱。日本统治台湾之后,随之对台湾的基隆等港口进行设施整备与建设,大型汽船也有可能停靠于台湾的港湾。因此台湾产品经由中国沿海地区,再转向世界市场的流通网路遭受破坏。台湾产品藉由台湾的港口,利用大型汽船直接往海外输出,中国沿海地区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及地位日益滑落。其典型的事实,在本文所揭示的台湾日报及日本的领事馆告示等处均有记载。但因台湾人民的嗜好,或是中国沿海地区人们的嗜好,作为日常品的对外进出港口的厦门、泉州、汕头等地,帆船航运尤其重要,并因此成为重要的港市。

清代中国嘉庆年间之东亚的朝贡国与互市国

作为传统的中华帝国,清政府一直保持着与东亚诸国的朝贡关系。但是嘉庆年间确立了新的朝贡体制,将之前的朝贡国家与之后开始贸易交往的国家区分开。东亚的朝鲜和琉球一直都是中国的朝贡国。由于日本施行闭关锁国政策,所以不是中国的朝贡国,但清朝嘉庆年间,日本被中国视作朝贡国中的贸易互市国加以对待。

乾隆二十二年《淮安关黄册》中的民船商人

大运河对中国的物资流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清代,作为物流的要道,影响重大,但是具体物流的详细情况不明。因此,依据现在所知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淮安仓征收过商税银两数目黄册》,论述在大运河航行并为物流作出贡献的民船商人活动的侧面。

康熙年间盛京的海上航运和清朝对朝鲜的赈灾活动

康熙三十二年(1693),盛京地区粮食歉收,导致严重的饥荒。于是朝廷采取对策,利用海运将山东漕米运往盛京以作救济之用,海运取道自天津大沽海口到盛京三岔口的航线。这也是清朝历史上的第一次海运。面对盛京饥荒持续的局面,康熙帝非常重视海路运输,下令从河南、山东漕米中截留粮米,新造船只,并动用天津、浙江、福建的海船,以支持赈济粮的海运。在盛京救灾告一段落之时,康熙三十六年,朝鲜半岛全域又发生了大规模的灾荒。朝鲜国王向清朝恳请在中江开展临时性贸易,进口粮米作为救灾之用。清政府准许了朝鲜国的请求,批准一批商人将盛京所贮粮米运去交易,同时也允许朝鲜使节购买谷物带回。接着,在参与此前向盛京海运赈济粮的吏部侍郎陶岱的建议和指挥下,赈济粮于次年二月由天津经海运到达朝鲜。本文围绕上述两次大规模的海运救灾活动,对康熙朝海运赈灾的决策、实施,海运中的船只、粮米数量以及相关人员等进行了考察。

吉仪中是否有“三幅书”?——从通婚书说起

本文针对吉仪中所见的三幅一套的书札资料,与重丧的吊答书使用的三幅书进行比较,探讨以通婚书为中心的吉书在唐至宋时期的演变过程。吉仪中书札格式在短时间内不断地发生变化,如别纸的出现与消失、从三幅至多幅,书仪并不能发挥约束其使用范围的作用。实际上以“三”为单位的时间也不长久,而且此“三”幅还可以再行细分,故而推测没有出现像凶仪的“三幅书”那样固有的专用称谓。

太平洋邮船公司从上海到美国的定期航班

一1847年,容闳首次前往美国留学。1828年11月17日,他生于广东南屏镇(近澳门),其少年时代就读于澳门的马礼逊(Morri—son Schoo1)学校。1847年,他获得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可以前往美国留学。容闳所搭乘的前往美国的航船,是从广州的黄埔港出发的阿立芬特兄弟公司(The Olyphant Brother Co.)的亨特利思(Huntress)号帆船。

清代淮安关与货船

淮安关地处大运河的中心位置,是清代十分重要的物流中心。《续纂淮关统志》共十四卷,最初由明代权使马麟编纂,到了清代嘉庆年间元成又将旧志加以续纂,成为了解淮关动向的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在《续纂淮关统志》中,频繁记载了许多在大运河以及周边水域航行的货船,本文将论述的是经过淮关的"货船"究竟是什么。

1911年罗振玉旧藏书画售入日本始末及其影响

1911年,罗振玉(1866-1940)在友人藤田丰八和内藤湖南的帮助下,将旧藏书画寄往日本展览并出售,为其移居日本做准备。在内藤的介绍下,罗氏旧藏被山本悌二郎、上野理一、大西见山等日本财经界名流购藏,以罗氏藏品的售出为契机,关西地区遂成为日本收藏中国书画的重镇。这批书画流入日本后,在美术教育、展览和出版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为日本重新认识中国书画打开了新视野,推动了日本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发展。罗氏旧藏东传日本是20世纪私藏中国书画大规模流失的开端和典型个案,也是追踪近现代日藏中国书画的重要线索。

民国初期廉泉与日本艺坛的互动

廉泉是清末民初我国著名的收藏家,以其"小万柳堂"书画收藏著称。1914年,日本举办东京大正博览会,应山座圆次郎驻华公使的邀请,廉泉以民间学者的身份携所藏书画东渡日本举办展览。本文以日藏廉泉致内藤湖南、大村西崖书札和《南湖东游日记》为线索,围绕他的书画收藏、日本交友与应酬等方面进行分析。这可以窥探他首次东渡与日本艺坛的互动情况,同时亦可以揭开辛亥革命之后"小万柳堂"书画在日本的流转与鉴藏之谜。

试论春日潜庵对蕺山思想的接受

18、19世纪,随着阳明学风行日本,蕺山之学在日本也得到广泛传播,被幕末明治时期的日本文人所认识接受。江户后期的下层贵族春日潜庵是较早推崇蕺山的阳明学者,他接受了蕺山的慎独说,较为深入地理解“独体”之内涵。其次,他对蕺山“意”的阐发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尤其是认同“意为心之所存”而非“心之所发”,要在心之所存的“意”根处用功。并且,春日潜庵能够区分意念之别,重视刘蕺山“念”的内涵。在现实政治活动中,春日潜庵深受刘蕺山晚年绝食殉国的节义行为影响,在日用慎独之功、时刻内省的同时积极参加幕末政治改革运动,推动了日本幕末到近代时局的变化。

清末中日间航运与东亚交流

19世纪前半叶,英国轮船来航广州,在中国引发了水上交通工具的变革。香港中文月刊《遐迩贯珍》第1期(1853年8月)序言中称:"火船遇风水俱逆,每一时可行八十余里,中国一无所有。"(松浦章、内田庆市、沈国威编著:《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5页)文中所称"火船"即蒸汽船,这是中国交通革命的前兆。其后,欧美轮船悄然开始出没于中国大陆沿海及长江流域。1872年,中国首家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宣告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