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推进中国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中国的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此同时,我们的研究同研究对象的深刻变化、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以及学科发展本身的要求还存在不小差距。基于俄罗斯社会转型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以及俄罗斯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影响,中国的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必须是全方位、多视角、大纵深的,既要在宏观层面关注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走向,又要在微观层面探讨俄罗斯形势变化的细枝末节。推进中国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主要路径是:打破学科界限,合理利用不同学科的范式、理论与方法,实现跨学科的研究;打破学科内部不同研究方向的界限,做到"既专又通";打破历史与现实的隔阂,在现实的氛围中审视历史,在历史的背景下把握现实;勇于创新,大胆挖掘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视角,运用新的研究方法;"立足中国",将维护和推进中国国家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用中国的视角来观察、审视俄罗斯;"面向世界",广泛吸收国际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学术营养。

俄罗斯油气资源依附型经济论析

尽管1999年后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是内需而非投资主导的,但俄仍然是出口矿产资源、进口机器等工业制成品和食品的单一经济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增长受出口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和汇率变化的影响较大。无论从名义GDP还是从实际GDP来看,油气产业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很大。俄罗斯制造业的竞争力依然很低。因此,俄罗斯经济是一种油气资源依附型经济。俄罗斯政府对国内市场的天然气价格实施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荷兰病"的进一步发展。来自油气产业的税收大幅增加使俄财政收入由赤字转为盈余。俄政府为此设立了稳定基金,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偿还了外债。从2008年起,俄在引入油气收支或油气外收支等概念基础上开始实施新的预算编制和执行制度。稳定基金因此转化为储备基金和下一代基金。俄经济的长远发展取决于如何减轻"荷兰病"的影响以及通货膨胀的压力。

半总统制的逻辑原理和后共产主义政治

对半总统制的研究已经成为政治科学中最具活力的一个部分,其原因是绝大多数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出现的转型国家(即原苏东集团国家和原法国、葡萄牙殖民地)选择了半总统制。在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发展中,出现了过渡模式的多样性。即两种最自然的过渡模式(过渡到总统—议会制和议会制)、一种略显波折的过渡模式(过渡到总理—总统制)和两种偏离了原来发展路径的过渡模式——过渡到高度总统制化的半总统制(格鲁吉亚、2005年前的亚美尼亚和2006年前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以及权力分散的半总统制(乌克兰)。根据研究,半总统制在后共产主义国家的频繁出现,共有六个方面的原因:1、半总统制和共产党中央与政府之间的二元权力结构模式之间存在相似性;2、戴高乐主义者(Gaullist)把行政权力分割为战略和管理两部分功能的主张很容易被理解和应用;3、即使宪法赋予议会任命总理的权力,但由于议会选举结果往往并非自动产生多数派,在此情况下,总统就会拥有足够干预总理产生和内阁形成的机会(立陶宛和后橙色革命时期的乌克兰);4、在由选民直选总统体制过渡到议会选举总统体制的过程中往往会伴随着对议会选举产生总统时所设条件的增多(比如,不是简单多数,而是3/5通过方式),而这通常会导致总统长时间的空缺(1990年代的斯洛伐克和2009年以来的摩尔多瓦);5、民选总统看起来更加民主且更能回应选民影响国家政治的愿望;6、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半总统制国家政客们的"演技"使得他们国家的政治能够"娱乐"那些不愿放弃进入"半总统制剧场"门票的民众。

形成中的中亚地区格局：尚存的单极残余、不稳定多极和其他选择

作者认为中亚地区格局不能使用"大博弈"的模式予以解读,复合的权力结构模式可能更具有解释力。具有传统影响力的俄罗斯、崛起的中国、强大的美国以及区内大国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一起构建了中亚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网络。中亚国家从国际政治行为客体到日益具备行为主体特征的身份转变,是形成这种地区格局的重要原因。就中国而言,以一种合作性的多边主义为原则,推动各方以中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为共同目标实行开放型的合作,营造和谐的中亚地区,是一个较好的战略选择。

俄罗斯与东亚国家的原油贸易--价格分析的角度

近年,俄罗斯主要通过4条途径向东亚国家输送原油。由于这4条途径的油源地及输送方式不同,因此最终的交易价格也不相同。笔者选取2条途径——用铁路通过满洲里向中国输油和用油轮从萨哈林岛向日本和韩国输油——的贸易价格与俄罗斯对欧洲的离岸价格及中东原油对东亚国家的到岸价格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俄罗斯原油在东亚石油市场的价格现状。本文还对通过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的出口原油的价格作出预测,指出它的价格将高于目前中俄铁路原油贸易价格和同品质的中东原油价格。

未获承认地区阿布哈兹和德涅斯特的政治认同：东正教内部关系及跨界少数民族问题

苏联解体后出现了一些新的未被国际社会承认的边疆地区。研究后苏联民族冲突的学者一般认为,民族认同在民族冲突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后苏联的民族冲突之所以如此激烈,原因即在于此。但这种认识实际上并不全面。本文以黑海沿岸的阿布哈兹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为例,从阿布哈兹、德涅斯特河左岸以及比萨拉比亚东正教会内部关系探讨政治认同与民族冲突问题,认为研究跨边界行为者对认识整个黑海沿岸地区的认同政治是有利的。

日俄经贸关系新进展: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发展双边贸易

2012年，日俄贸易额达33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本报告对近年来日俄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发展双边贸易及今后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近年来，日俄贸易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对俄罗斯汽车出口的增加和俄罗斯对日本石油、天然气出口的增加。在日本商品中，汽车是最具有竞争力的商品。在日本制造业中，汽车产业是最重要产业。在俄罗斯商品中，石油、天然气是最具竞争力的商品，石油、天然气产业是俄罗斯最重要产业。俄罗斯作为汽车销售市场正在快速发展，日本作为石油、天然气销售市场，在世界销售市场上还将保持很大份额。这是两国扩大贸易的背景。

俄罗斯干线原油管道管理体制及对亚太国家出口的运输政策

干线原油管道是俄罗斯原油的主要运输工具,它属于国有资产,受政府的管理和控制。政府委托管道运输公司实施对干线管道的日常管理和运营,并建立了两种基本制度——管道使用权分配制度和运输价格决定制度,以实现管道利用的最优化和原油出口利益的最大化。管道使用权分配的决定权属于挂靠在能源部下面的管道利用跨部门委员会,委员会参考石油公司的申请每季度进行一次管道使用权分配。由于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对管道使用权分配制度的每一次改动都要克服很大的障碍。管道运输价格由联邦税费局参考管道运输公司的申请决定,原则上每年改定一次。在制定通过远东原油管道向亚太国家出口原油的运输政策时,有三种运价方案可供俄政府考虑。从长期的角度看,俄政府会采取平衡自西西伯利亚地区向东和向西出口运价的方案;从短期的角度看,俄政府会向石油公司提供优惠的运输政策并尽量减小到达中国与到达科兹米诺的运价差。

21世纪前十年俄罗斯远东经济的发展

一、俄罗斯远东在亚太地区的重新崛起 我认为俄罗斯远东在21世纪前十年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变化。可以说,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五年里,俄罗斯远东,甚至整个俄罗斯在亚太地区重新崛起。以下三个机遇促成了这种崛起。

进入低速发展模式的俄罗斯经济——2012年宏观业绩分析

引言2012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为3．4％，比2010—2011年的4．3％-4．5％下降了1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石油价格在2010—2011年增长了30％之后几乎再没有上涨。

俄罗斯远东地区人口减少问题

人口再生产是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苏联解体后的20年间俄罗斯远东地区人口减少20%，其中楚科奇自治区减少70%，马加丹州减少60%，堪察加边疆区和萨哈林州分别减少30%。俄远东地区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当地人口向俄罗斯欧洲部分等其他地区的迁移。20世纪90年代，俄远东地区人口外流现象尤为显著，21世纪以来，这种趋势依然持续。这是否意味着这个地区将无法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探讨未来一段时间远东地区人口发展动态，并分析远东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这一点也可以说是考察远东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欧亚大陆何以无战——论内陆合作与海洋争议解决的“联姻”

欧亚大陆边界地区目前正趋向稳定与繁荣,环欧亚大陆海域的局势则日趋紧张和不稳定。如何应对潜在冲突,以避免该区域相关方卷入军事冲突?笔者提出"大欧亚"的概念和构想,这将为大陆和海洋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注入动力。同时,建立一个新机构以应对未来欧亚地区的危机也很关键。如何在发挥上合组织现有优势的同时,突破机制和认知上的障碍,将欧亚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是当今国际秩序的重要内容。

1884年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的创建与俄罗斯亚洲地区的权力重构

1860年前后,《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使俄罗斯获得了阿穆尔河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大片新领土,俄罗斯政府开始讨论在远东地区设立新总督区的方案。但直到1884年,才最终创建了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20多年的拖延和讨论不仅仅因为官僚体制的效率低下,更是由于该总督区的设置涉及到整个俄罗斯亚洲部分领土行政区划的全面调整,势必造成俄罗斯亚洲地区的权力重构,而且将引发很多复杂且难以调和的问题与矛盾。俄罗斯在远东地区和中亚的扩张使得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形成了一条漫长的边境线,任何关于阿穆尔河沿岸地区领土区划的改革都要在这种中俄全面竞争的背景下进行,俄罗斯政府必须综合考虑中亚和远东领土区划的改革。经过20多年的争论与磨合,俄罗斯政府最终决定打破很多旧的传统,对整个亚洲部分领土的行政区划进行全面改革。作为改革的一部分,于1884年创建了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完成了俄罗斯亚洲地区的权力重构。

吉尔吉斯斯坦二次革命后的政党政治与总理——总统制:乱中有序

2010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二次革命",并选择了总理—总统制的国家体制,议会地位上升,总统权力受到限制,但仍有相当的分量和影响。这样的选择,部分原因在于此前几任总统的集权制度,没能实现吉尔吉斯政权的稳固。这一新的体制,显然还不完善,议会内政党之间的对抗、各政党内部的争竞、府院之争等仍然很紧张;特别是议会内的执政联盟还不够稳定,总统与总理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与制衡,也无宪法保障。一个积极的现象是,二次革命之后的态势,明显好于郁金香革命之后的情况,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吉尔吉斯斯坦确立的议会政党制度,使得各方面的竞争开始以制度化的方式公开进行,混乱中可以看到一定的秩序。

英国档案中的百分比协定:1944年10月丘吉尔与斯大林会谈记录的补充说明

《冷战国际史研究》第3辑(2006年秋季号)确实给了读者一次真正的享受,该辑发表了据俄罗斯档案翻译的英国首相及战时领袖丘吉尔(WinstonChurchill)10月9日抵达莫斯科的当晚,斯大林(Joseph V.Stalin)与之首次会面的谈话记录。丘吉尔如果能好好休息一下的话。

东北亚地区开始开展经济交流

南朝鲜开展北方外交汉城奥运会取得了历史上参加国最多、南朝鲜获得的金牌数居世界第4位的好成果。卢泰愚政权以此成就为跳板在政治、经济两方面开展了活跃的'北方外交'。经济方面的'北方外交'表现为迅速接近社会主义国家。走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地区前列的南朝鲜经济以生产力的发展和对美国的出口为基础实现了顺利的增长。最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