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密五大愿及其在日本佛教的发展

与现在流通甚广的“四弘誓愿”不同,唐代密教流行的是另一种独特的“五大愿”(一者众生无边誓愿度,二者福智无边誓愿集,三者佛法无边誓愿学,四者如来无边誓愿事,五者无上正觉誓愿成)发愿方式。此“五大愿”是中国唐代密教大师翻译典籍中采用的一种发愿方式,虽然其在唐朝之后并无发展,却在日本入唐僧人将其传入日本之后兴盛,与另一发愿方式“五誓愿”共同成为日本真言宗(东密)与天台宗(台密)共同认可且使用至今的正式发愿方式。唐代佛教对日本佛教影响巨大,因此从日本佛教中重新反观中国唐代佛教的样态与精神,这对我们了解自身文化形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印度学佛教学日韩联合国际学术大会”纪实

2002年7月6日、7日,“印度学佛教学日韩联合国际学术大会”在韩国东国大学隆重召开。笔者有幸躬逢盛会,为了对读者诸君了解近邻国家的佛教研究现状有所帮助,特记述会议一斑,并简单介绍一下相应的背景知识。

契嵩二作之入藏始末——兼論福州二藏之目録分歧

北宋雲門宗祖師佛日契嵩的兩部代表作《傳法正宗記》和《輔教編》,本文合稱爲“契嵩二作”,是北宋時期爲數不多的入藏禪籍之一。二作於北宋嘉祐七年奉敕編入《開寶藏》,其時或僅爲編録入藏,並未隨藏流通。治平元年,契嵩於蘇州萬壽禪院雕造了它們的單刻本,爲其於整整一百年後收入“福州藏”埋下了伏筆。南宋隆興二年,福州開元寺雕就“契嵩二作”,並補入開元寺版大藏經“時阿二函”;12世紀末,福州東禪寺采納開元寺版二作印本,重新裝訂後編入了東禪寺版大藏經“踐土二函”。參考日藏多種“福州藏”版本,釐清“契嵩二作”的入藏與流傳,不但從文獻學方面加强了對契嵩的研究,也對大藏經研究别具意義。該個案研究有助於理解北宋官版《開寶藏》之入藏程序和方式,同時揭示了福州二藏目録編製的潛在變化,凸顯出二藏在編目上的根本分歧。

近年日本古寫經研究概況——以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日本古寫經研究”爲中心

近年,'日本古寫經研究'主要是以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爲據點而展開的。2005年,本校申請通過了日本文部科學省私立大學學術研究高度推進事業'奈良平安古寫經研究據點的形成'項目。本項目的通過,從某種意義上說,標誌着'日本古寫經研究'的正式展開。本項目爲期5年。於2010年3月結項之後,本校再次向文部科學省申請了古寫經戰略性研究課題,名稱改爲'東亞佛教寫本研究據點的形成'。

“崇宁藏”与“毗卢藏”之称谓及关系考实

长期以来我们称东禅寺版“崇宁藏”、开元寺版“毗卢藏”的习惯,已让二者成为一组对立概念,从而反映并强化了我们对雕藏寺院的宗派隔阂和竞争意识的想象。那么,“崇宁藏”和“毗卢藏”有否可能并非对立或对等的概念呢?它们在由来、存在时代、涵盖范围等方面,是否确实相同呢?这些问题若不澄清,我们的讨论就缺少稳定的对话平台和依据,妨碍学术讨论的推进。因此,本文拟以“崇宁藏”和“毗卢藏”概念为线索开展讨论,指出史料中存在的几点问题,通过去除观念上的障碍,钩沉福州二藏的真正关系。

《福州藏》百年学术史综述

福州藏包括东禅寺版和开元寺版两种大藏经,属于第三类南方系统刻本大藏经。这两种刻本大藏经,不但开启了私版大藏经的先河,也是我国刻本大藏经的主流系统江南大藏的起源。在汉文大藏经史中,福州二藏肩负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研究二藏的雕造史,有助于理解汉文大藏经从北宋官版向南宋私版转型的过程,也为今后研究其他江南诸藏积累经验和拓宽思路。为了批判性地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推动日后的研究发展,本文将首先简要地概括福州藏的定义和特征,然后回顾中日两国学者关于福州藏的百年学术积累。

金刚智弟子大智禅师小考

《宋高僧传》卷一所载金刚智弟子大智禅师,长期被学术界认为是北宗神秀的弟子义福。徐文明先生对此虽有怀疑,但没有进一步论述。本文利用《释氏稽古略》的一条注释,并结合相关历史事实,论述金刚智弟子大智禅师并非义福,而是道氤的观点。本文的研究,一方面使得学术界基于金刚智与义福的师徒关系来讨论开元时期禅密交涉的问题失去了前提;另一方面加深了我们对道氤修学内容的认识。

日本新出《徑山佛鑒禪師行狀》考論

中日兩國有着長期而友好的交流歷史。隋唐以來,我國文化大量輸出日本,尤其是佛教典籍的東傳對日本文化的形成影響極大。在日本各大博物館、圖書館以及公私文庫都藏有不同数量的中國佛教典籍,其中不乏稀珍善本,有些甚至在國内已經散佚。

天台教典的海外回流及入藏始末

天台教典的流传和入藏经历过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唐末五代之际,它于中土一度失传,后由吴越国从高丽和日本请回并雕造了杭版天台教典。吴越杭版是北宋官版开宝藏本和南宋福州藏本天台教典的源头,因此天台教典在东亚文化交流史以及大藏经史研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以往的讨论偏重天台教典于吴越国时代的回流以及北宋的入藏,却很少关注其在南宋时代的动向。事实上天台教典的入藏并非单独事件,而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历史过程,南宋的再度入藏即为此历程的终点。结合宋版大藏经和其他佛教史料,本文将对天台教典的回流和两次入藏的经过作整体性观照,对一些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问题提出新解,钩沉不同藏经系统之间的深层关联。

从菩提流志译《须摩提经》入藏看藏外佛经的入藏基准

《开元释教录·入藏录》被认为是历代汉文大藏经的入藏基准。菩提流志译《须摩提经》不见其中,属藏外佛经,却在日本平安后期(12C.)古写经中得以发现。日本平安后期古写经,可以追溯至奈良时代(8C.)从中国长安带回的写经。日本国家书写一切经事业,就是以《开元·入藏录》为基准,分别抄写了入藏和不入藏佛经。《须摩提经》在北宋开宝藏中的入藏,表明在汉文大藏经形成的初期阶段,《开元·入藏录》的权威性基准地位并未形成,各地域诸寺院仍有各自的入藏取舍标准。开宝藏以降的高丽再雕藏、北方系统契丹藏和江南系统诸藏依据自身编纂方针,对《须摩提经》的入藏作有不同的取舍。流志译《须摩提经》是否入藏的过程,是《开元·入藏录》作为汉文大藏经基准地位确立的验证和典型个案。

富永仲基及其批判精神

富永仲基是日本思想史上一位具有独创性的重要思想家。本文重点考察他思想中贯彻的批判精神并简略地分析其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批判精神主要表现在:(一)“加上”法则。即用来揭示思想史发展规律的批判研究方法。(二)“诚之道”。即反对泥古、反对教条,强调“道”的现实实践性。(三)“三物五类”。即揭示思想学说的历史、地域、派别、语言方面的局限性和普遍性,进而提倡客观、批判的研究态度。

唐末宋初的华严系统

众所周知,宗密(780-841)之后,华严宗经历了会昌法难及五代战乱,不仅典籍失散不传,其华严宗传承法系与其时华严学之传播情况也不为世人所知。尤其是圭峰宗密之后长水子璿(965-1038)之前的华严发展状况一直不明,要真正搞清这段历史似乎有如海底捞针。关于这段时期华严传承的最早资料,当属明代宋濂(1310-1381)的《佛心慈济妙辨大师别峰同公塔铭》[1],从中可知宗密与子璿之间的传承应为“奥——朗——现”三人,但“奥”“朗”和“现”所指到底为何人长期以来是个谜团。

中華書局版《高僧傳》校點商榷

慧皎(497—554)《高僧傳》是一部集錄從東漢明帝至梁代武帝時期約450年中的僧人傳記,爲研究中國早期佛教史、文化史、社會史的案頭必備之書。有關本傳記的文獻整理,迄今爲止,僅有中華書局出版湯用彤先生校註、湯一玄先生整理的'湯校本'。該校本1992年10月初版,1997年10再版。再版中對初版誤脱作了若干修訂的同時,亦存在初版中不誤,再版時反而致誤的情況。'湯校本'是湯先生晚年的未竟之作,後來雖由賢嗣湯一玄先生整理成稿。

李通玄著作群之入藏始末與海外流傳--以福州版“合論十三函”爲中心

在宋元版大藏經的系統分類中,《開寳藏》《金藏》以及《高麗藏》被劃分爲中原系統,《遼藏》屬於北方系統,《福州藏》(東禪寺版、開元寺版)、《思溪藏》《磧砂藏》《普寧藏》等被歸類於江南系統大藏經①。不同系统和種類的大藏經,在收編天台、禪宗、華嚴等中土祖師著述的問題上,表現出的態度和積極程度存在很大差异。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