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条“小龙”泰国的难题:经济开发还是环境保护?

前言在日元升值与日美经济摩擦的形势中,日本对亚洲地区制造工业部门投资自1986年起有了急剧的增长,在1987年上半年以前主要投向亚洲地区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但自1987年下半年起便主要投向东盟国家。

2001-2002年日本清史学界研究动态述要

在日本东洋史学界,清史研究是一个很有生气、多年来一直保持发展势头的学术领域.除了老一辈权威学者,还有一批中年的核心骨干以及新成长起来的后起之秀,可谓阵容整齐,成果辈出.笔者在这里将着重介绍最近两年的清史研究动态及其有代表性的成果,力求给读者最新近的学术信息.

关于明代勘合形制的再探讨

勘合是明清时期证明使节身份的一种官方文书。成化六年(1470)发行的工部班匠勘合是迄今为止已知的年代最为久远的明代勘合,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兵部驿递勘合上除了发行时填写的内容之外,还有多种官印和戳记。前者呈正方形,后者的主体部分由长方形及其上方的梯形组成。从保留在勘合上的各种官印和戳记,我们可以了解勘合的发行和使用的流程。这些勘合文书的发现,使我们可以根据实物研究明代的勘合制度。

《宝坻政书》所见明后期华北的地方行政

《宝坻政书》是根据袁了凡在担任宝坻县知县期间的公文编纂的一部公牍文献集。通过该书可以了解明代后期华北的地方行政和社会治理。明代后期华北的地方行政面对着赋税、徭役、马政、边政等众多问题,明朝的国家统治能力受到很大挑战。这种挑战既来自外部的北虏南倭,也来自明朝的体制自身。例如,皇庄的存在和宦官的跋扈削弱了县级政权的社会管控能力,军制等方面的不合理空费国家税饷,法律素养低下的官僚判案失误导致国家威信受损等等。袁了凡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付出了很大努力,设法处理国家政权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照顾到国家、地方政权和民众的利益关系。他在相对有效地履行知县职责的同时,也努力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为维持已趋于崩解的明朝国家做出了一定贡献。

帝制晚期江南出身官僚的一个侧面——以《浙江苏郡同官录》为中心

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会发生种种变化,即为社会流动。其中包括了居住地区、生活程度、地位贵贱、经济收入、职业职位等诸多方面的变化。文章通过对清代末年编纂的《浙江苏郡同官录》的仔细研读,为我们描摹出帝制晚期江南出身官僚的诸般面相。第一,叙述了官员履历、特别是同官录的史料价值。第二,利用《浙江苏郡同官录》中记载的165名官员的履历,分析了他们的籍贯、出身资格、年龄分布、职官分布、任官资格的取得、家族婚姻情况等,探讨了他们的社会构成。第三,在概述清代捐纳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分析了山西票号商人与苏州地区捐纳的关系。第四,论述了清代末年,捐纳已经被视为与科举同样的出身途经,甚至成为一部分社会成员在选择社会流动手段时的首选。

“在民之役”：巴县档案中的乡约群像——近代以前中国国家统治社会的一个场景

在中国清代，乡约的设立与里甲、保甲一样，都是源于统治者意志的国家行为。国家设立里甲和保甲的目的是将自然村变为行政村，故它们是以组织的形态登上历史舞台的。相比之下，清代的乡约在创立当初是为了对民众进行教化而设置的职役，不是为了将民众编入一定的框架而设立的行政组织。但是，在运用的过程中，乡约逐步变成了为行政服务的职役，甚至具有了某种行政组织的特征。本文第一节通过巴县乡约的设置、乡约的职责和服务期限以及乡约与金钱的关系等问题，介绍了清代巴县乡约的大致情况。第二节则以围绕乡约人选产生的地域社会内部的对立和诉讼为中心，利用档案资料还原了就乡约人选问题出现的诉讼，分析与行政有关的诉讼问题。第三节主要分析乡约税收和劳役方面的职责，通过乡约垫付相关费用以及日后回收债权的问题，观察了乡约承担地方行政业务的实际形态。总而言之，明清时代的乡约在本质上是反映着专制国家意志的官制组织或职役，他们行使权力的方法源于知县的“权限委让”。在这种情况下，乡约最终只能以“在民之役”的身份存在于社会之中，只能服从于国家权力。

日本的战争赔偿责任不容推卸

日本国会众议院,1995年6月9日,在不到半数人赞成的情况下,通过了“战后50年决议”。其中谈到对殖民地统治等侵略行径表示“深刻的反省”,但是,反省的主体不明确,并且没有表示向亚洲各国人民谢罪。相反,又是一篇片面强调“历史观的差异”的莫名其妙的决议。战争已过去了50年,日本始终采取的是这种毫无诚意的态度。 关于“战后50周年”的议题,是多种多样的,但这些问题不能并列。有重要的。

清代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

本文试图运用族群理论来阐释清代满洲人的特质及其对中国的统治。作者认为清朝之所以能够将其统治保持近 3 0 0年之久 ,取决于满洲人对中国政治传统的适应能力及保持其自身特殊素质的能力这两个方面。满洲精英集团依靠八旗组织成功地维持了本民族的一致性和民族认同意识。

外商直接投资、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兼论发展中国家的引资战略

本文在一个由发达国家企业和发展中国家企业所构成的寡头垄断的产量竞争模型中 ,考察了在发达国家企业所进行的产品创新型R&D投资具有溢出效应的情况下 ,发达国家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 (FDI)所产生的福利效果。本文发现 ,即使发展中国家拥有生产成本相对低廉的优势 ,发达国家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FDI也只有在溢出效应较小时才可能发生。但这种情况下的FDI也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同类竞争企业 ,甚至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当然 ,以上结论并不意味着引进外资必然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外资引进对发展中国家所产生的福利效果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FDI的性质 (产品市场的所在国 )、发展中国家成本优势的大小以及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等因素。

新疆军府制下的理民体制与满汉员的任用

本文重点探讨了清代新疆建省以前的行政管理体制及其特点,认为由于新疆独特的社会环境,伊犁将军无法对全疆简单实行一元化的直辖管理,需要划分区域并由其他高级军政官员来分担职责。就理民(指内地进入新疆的民人)体制而言,天山东路较早建立了州县体系,北路则经历了从理民同知到抚民同知的变化而未达到州县阶段。军府制下民政官员的配置大多遵循正职—满员(旗员),佐贰—汉员的原则,上承乌鲁木齐都统或伊犁将军的指令,兼受陕甘总督的制约,呈现出其他地方所不见的独特格局。

清代陕甘地区回民向新疆的迁徙流动——以乾隆时期的事例为中心

乾隆中期清朝统一天山南北后,出现了内地人口大量持续西向流动进入新疆的态势,籍隶陕甘的回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后新疆的人口构成与社会面貌皆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在不少相关研究中,他们的存在被忽略了。作者通过爬梳北京与台北所藏各种满、汉文档案,得到大量有关实例,以此为基础具体探讨陕甘回民迁移新疆的契机、迁移大势以及在迁入地如何落脚谋生并构建移民共同体,尽可能鲜活地展现了这个内地穆斯林移民群体的样貌和特点。

官告民：雍正年间的一件维权案--《青浦县正堂黄李二任老爷讯审销案等呈词抄白》跋

在传统中国的司法行政中,"民告民"是最常见的现象,此外还存在着不堪官员欺压的"民告官"。但是,当官方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发现一般社会成员有不法行为的时候,通常是采取何种手段制止该行为呢?而如果一般社会成员认为官方在事实认定方面有误的话,他们又是采取何种手段维护自身的"权益"的呢?特别是属于弱势群体的一般社会成员被官员利用国家权利将自己送上法廷、不情愿地去应对官司的时候,他们是否没有任何"胜诉"的可能呢?本文将介绍一个"官告民"、而"民"却打赢官司、成功地维护了自身权益的有趣案例,并从法制史和社会史的角度对这一案例进行初步分析。

捐纳制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捐纳,常常被解释为'卖官'。但严格地说,在明清时期的捐纳制度下买卖的并不是官位或官职,而是做官的资格。本文首先概观性地介绍明清以前卖官鬻爵的历史,其次介绍关于捐纳问题研究的学术史,然后就捐纳问题研究中存在的几点问题谈谈作者本人的意见,最后说明作者研究捐纳制度在明清时期社会流动方面所产生的作用问题后得到的一点心得。通过对捐纳制度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它与科举制度之间既存在着对立,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这一研究,可以发现具有如此负面影响的制度,能够在几百年里始终存在的制度和社会原因。

清代洋铜贸易中的额商集团

清代的对日贸易也常被称作洋铜贸易。洋铜即日本铜,由于清朝对进口铜材的迫切需要,洋铜的采办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并被置于国家政策的管控之下。尽管洋铜进口对国家铸币关系重大,但自清初以来,办铜政策本身却是屡经周折,改废不定,直到乾隆初年才确立了以官商和民商(即额商,以下均称额商)并举的办法,制度上走向稳定,并在此后维持了一百多年。本文着重运用档案记载,同时综合其他文献,对清代洋铜贸易体制中额商集团的形成及其活动状况试作探讨。

流品与冒捐冒考——以清代中期以后的“行政诉讼”案例为中心

流品是中国十分重要的传统观念之一,它体现着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明清时期,流品问题与官僚人事制度结合在一起,受到国家的立法保护,并引起普通社会成员的重视。文中概述了防止贱籍冒捐冒考的法律规定,然后介绍并分析了两个案例,在此基础上探讨由流品问题折射出的社会现象以及中国传统官僚制度在清代后期存在的问题。

第三世界的饥饿和人口问题——关于世界性结构危机的备忘录

非洲的饥饿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非洲饥饿的直接原因是,自1981年以来的长期干旱席卷了非洲的34个国家。由于干旱导致农业歉收,34个国家的谷物进口量1982年达2,300万吨。

外交的理念与外交的现实——以朱元璋对“不征国”朝鲜的政策为中心

首先请看两条史料。万历二年(宣祖七年,公元1574年)八月初九日,朝鲜国王为庆贺万历皇帝十二岁万寿圣节派遣的使团参列了万历皇帝的'视朝'。使团的质正官赵宪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晓到长安门,入承天、端门等,……五拜三叩头于午门外御路。初,立于路下东边,钟鼓既振,乃立于路上行礼。午门左右,各有三大象列立也,仪卫甚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