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长避短,开展有特色的日本学研究——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介绍

一概况浙江与日本,无论在地缘关系上还是在历史渊缘上,均有着密切的关系,自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尤其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浙江充分发挥地理及历史优势,在经济、文化、贸易、艺术、旅游、科技、教育诸方面,与日本的交流和合作日趋频繁,某些方面甚至走在全国的前列。

日本建筑文化的“和魂汉才”之路

本文主要从"日本建筑文化的源流"、"日本传统建筑文化的‘和魂汉才’之路"、"日本建筑文化的特点和可借鉴之处"三个方面进行阐述,比较了中日传统建筑文化上的某些相异之处,并探讨了相异的内涵,反映了日本建筑文化在学习和借鉴中国的同时,积极寻求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发展之路。这对于我国处于对外开放时期的城市建设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日本古代大陆移民研究的两点看法

日本古代大陆移民在日本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称谓从“归化人”、“渡来人”到“大陆移民”的演变反映了大陆移民研究的定向历程;大陆移民东迁的主要流向是“中—朝—日”路线,移民东迁符合“推—拉”理论。

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之管见

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是古代中日关系史、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本文主要从称谓演变、历史分期、理论构架等几个方面着手阐述 ,并对先行研究成果进行概述。指出“大陆移民”称谓最符合史实、东渡日本的移民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即发韧期、高潮期和持续期 )、移民东迁符合“推———拉”理论 ,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在质和量上都有待深入。

古代日本文化中的“排邪意识”

解构日本文化是日本问题研究的热点；对日本文化类型的定性有“杂种文化”、“嫁接文化”、“吸取—变形”文化、家族主义、集团主义等，本文阐明“古代日本文化的‘排邪意识’”是新的视角；日本文化是关联着东西方文化，又有别于东西方文化的文化形态，本文以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为时空界域，分析日本社会处理本土文化即神道教与外来文化即佛教、儒学、道教之间关系时的思维模式和思想历程。

日本汉籍出版研究新动向

2003年4月，笔者应邀赴日本二松学舍大学大学院任特聘教授。该校由明治时期著名汉学家三岛中洲于1877年创立，是一所具有汉学研究传统的著名大学。在日期间，笔者获得了东瀛汉学界的许多新信息，现将有关汉籍出版研究的动向草成此文，聊作芹献。

明代纺织品流传日本之研究——以入明僧策彦周良为例

在明代中日关系中,纺织品交流是重要的一个内容,其中又以明代纺织品流播日本为主。本文主要以两次入明进行朝贡贸易的日本使臣策彦周良为例,以其朝贡日记《初渡集》为基本素材,分析和研究明代中日纺织品交流的特点。总的来说,明代纺织品流播日本的方式和途径主要有政府赏赐、友人馈赠、使臣自购以及走私贸易等。而赏赐品中以纻丝、文绮、纱罗、绢布及金织袭衣等为多见,馈赠品以便于携带、轻巧的手巾、帽巾、手套、枕盖等为主,使臣自购物中尤以红线、毡毯为多。

日本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

在日本“文化财产”是一个极为普通的词汇，被频繁使用。但是，当提及“无形文化财产”，“无形民俗文化财产”时，由于与有形文化财产性质不同，尚有未被理解的一面。举个例子，比如“重要无形文化财产”的“传人”一般是指媒体常常使用的“人才国宝”一词，虽然这个词现在已被当作无形文化财产(以下称为无形文化遗产)的代名词，但很容易引起误解。

从“足袋”看日本的茶道文化(上)

众所周知,日本是世界上最擅长吸收外来文化的国家之一,许多优秀的外国文化经过日本人的模仿和创新后在日本本土上生根发芽,而且有的"文化杂交树"甚至长得比母国还繁茂,茶道艺术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自从中国的茶道传到日本后,自然也经过了纯粹的模仿期,但在本土文化的影响之下,茶道成了最适合日本人、最具日本特色的典型文化之一,可以说,日本的任何艺术无不受到了茶道的影响.因而,仅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土化的日本茶道不但与中国茶道有着许多区别,而且还有一些是我国所没有或国人臆测不到的特色.本文将以服饰中的「足袋」为载体,从另一层面对日本的茶道文化作一探讨,敬请同行和专家赐教.

从“足袋”看日本的茶道文化(下)

2.着用习惯与茶道文化 曾经说到过,茶会起初是清一色的男人世界.自从女性加入这个行列后,就出现了着用「足袋」这一习惯,不过,这一习惯原先是针对女性而言的.这是因为,茶道与佛教自古以来就有很深的渊源,所谓的「茶禪一昧」就是这种渊源的高度概括.

关帝信仰的形成、东传日本及其影响

关帝信仰形成于唐 ,至宋广为流播 ,历经元明清各代 ,备受推崇 ,深受民众信奉。宋元之际 ,大量的中国僧人和商人往返于中日之间 ,关帝信仰遂东传日本。伴随着长崎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移民的东渡迁徙 ,关帝信仰迅速流入长崎并传播各地 ,不仅在当地华人中极为繁盛 ,而且还对日本的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关帝信仰的东传来探讨中日两国神灵信仰之神韵 。

“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试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

"丝绸之路"最初是西方人针对东西方贸易路线提出的术语,不能无节制地套用于世界其他区域间的文化交流。若从东方人的立场对古代东亚(尤其是中日)文化交流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东亚文化交流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在意义、影响等方面,均有别于"丝绸之路",故应倡导"书籍之路"的概念。如果说丝绸是中华物质文明的象征,那么,书籍则是中华精神文明的结晶;一般而言,物质文明缺乏自我再生能力,而精神文明则可影响人们的心灵,并超越时空,惠及后代。日本的遣隋唐使均以购求书籍为重任,这便是中日两国虽然人员往来极少,但日本继承中国文化甚多之原因所在。

黄遵宪《日本国志》征引书目考释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中国人研究日本的经典著作,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但是,要准确评估该书的学术价值,首先有必要搞清它的征引文献,从而分清哪些是黄遵宪的独创,哪些转引自其他资料。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在地理志、物产志、学术志、礼俗志和工艺志中大量征引了《日本地志提要》、《艺苑日涉》和《国史纪事本末》三书,证明了这部分内容并非完全是作者的原创。《日本国志》中征引的这些书皆为学术性很强的著作,黄遵宪在东瀛浩瀚的文献中能钟情于此,说明他具有良好的鉴别资料的识见。征引时,黄遵宪以我为主,态度严谨,有力地保证了《日本国志》的学术性。

日本入明僧携回的中国物品——以策彦周良为例

日本入明僧携回的中国物品中,尤其是以典籍、书画、日用器物等为多。典籍主要来自三种渠道,一是明廷所赐,二是相知馈赠,三是自购所得。但策彦周良的两次入明都不见政府之间的赐予或请求记录,可见十六世纪中叶左右日本对中国典籍的需求有所缓和。而携回的书画作品除了少量自购外,大多来自明朝文人所赠,其中包括数量不少的各种序跋。但与宋元、明初不同的是,策彦周良携回的作品中鲜见禅林墨迹,文人字画占绝对优势,这显示了此时的中国禅林在日本的影响已是今非昔比。

最后一次遣唐使的特殊使命——以佚存日本的唐代文献为例

日本承和六年(838)成行的遣唐使,作为唐代中日使节往来的收尾之作,具有多元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随同使团入唐的天台僧圆仁,因撰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而名垂青史;然而他还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即携带日本天台宗的疑问请求唐人解答,在天台宗开创者智顗灵前供奉日本皇室的祭品,抄写日本所缺的佛教书籍等。本文聚焦于此项特殊使命,考证出圆仁的使命系受天台座主圆澄托付,而圆澄则为完成开山最澄的"遗命",汇总本宗教义疑问30条遣使入唐"请决";圆仁受托拟赴天台山国清寺寻访名师,但其赴国清寺寻师请益未获唐朝敕准,于是将使命托付给同船入唐且获准留学的圆载。圆载在履行这一使命的过程中,与当地官府、佛教界、民众广泛接触,其间产生多种传存至今的唐代珍贵文献,包括《维蠲书状》《唐决集》(《圆澄问广修答》《圆澄问维蠲答》《义真问维蠲答》等)、台州刺史滕迈的《书状》及《判印》、圆载写并跋《法华经五百问论》、唐人写经《金光明经》残卷等。上述中国失传而日本留存的文献史料,是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

鉴真东渡动机诸说批判——剖析日本学者的几种观点

唐代鉴真东渡日本的事迹,可谓众所周知;渡海期间饱受千辛万苦的经历,大概也为世人熟知。然而,有关鉴真远赴日本的真实动机,国内学者很少有人论述,国外学者提出的观点则难以令人首肯。日本学者有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立足于日本史而倡导的"留学僧怂恿说"和"圣德太子敬慕说",着眼于中国的政治形势和社会背景而臆造出的"鉴真间谍说"以及"鉴真亡命说"等,应对此进行剖析和批判,以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学者独立思考而得出的结论。

日本简体字探源

《中华字海》谓“见日本《常用汉字表》”的日式汉字,大多为我国历代俗字。

“宝箧印经塔”与吴越国对日文化交流

small Baoqieyinjing Pagodas were built by Qian Chu, the king of Wuyue in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 following King Asoka who had had 84 000 pogodas constructed in India. One such pagoda built by King Qian was unearthed from the underground palace of Leifeng Pagoda not long ago. Although there was no state to state relation between Wuyue and Japan, people to people relations went on frequently. Quite a few Baoqieyinjing Pagodas were brought to Japan by Wuyue businessmen and Japanese Buddhist monks. While these Pagodas from China were well kept in Japan, Japanese styled Baoqieyinjing Pagodas were developed thanks to the integration of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into Japanese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