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治下的日本对华政策:从战略制衡到战术避险

日本的对华外交深受国际体系和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影响。由于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层面的战略竞争加剧,以2017年为分水岭,第二次安倍内阁领导下的日本的整体对华外交政策经历了从"战略制衡"向"战术避险"方向的转变。在2017年以前,日本为了联美对华实施"战略制衡",在外交方面,以"印太战略"孤立中国;在安全方面,加强岛屿防卫能力和强化日美同盟;在经济方面,大力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冷淡态度。在2017年以后,在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对华实施"战术避险"。在外交方面,加强印太战略的开放性、领导人互访和对华自制;在安全方面,继续强化国防上的内部制衡;在经济方面,有条件地认同"一带一路"倡议并对华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展望未来,令和时代的日本将是一个拥有部分战略自主的中等强国,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维持与中国有距离的交往,力图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角力中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新乡贤与有效治理:中国士绅传统再反思

新乡贤是村庄公共事务的主导力量之一,是构造村庄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从家庭、家族到村庄,新乡贤通过付出与“吃亏”,将自身与更大的共同体融为一体。在治理意义上说,差序格局不是一个圈层化的自私格局,而是由不同圈层格局里的领袖所统率的圈层化的共同体格局。新乡贤代表了乡村社会共同体共享的价值观念,“以身载道”的精神是他们成为村庄“道义上的权威中心”并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原因。社会规范需要人格的支撑,有效治理并非仅仅依靠规则设计和技术治理能够实现。这也是讨论新乡贤与有效治理之关系的意义所在。

农村阶级与农民革命--以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为中心的分析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早期,如何发动革命是核心问题。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运用到中国农村。从湖南到井冈山再到赣南,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对于如何在农村划分阶级和发动农民革命逐步形成了成熟的判断。在湖南的农村调查中,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了农民运动的力量,但对于如何划分农村阶级还没有形成准确的认识。在井冈山的农村调查中,毛泽东把小地主和富农作为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对他们的斗争有所缓和,但却没有找到富农和地主区别对待的依据。在赣南的农村调查中,毛泽东从剥削性质上认清了地主和富农的区别,并制定出了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具体标准,这标志着毛泽东对农村阶级问题的认识已经成熟。此后,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关注点从农村阶级问题变成了基层组织问题。

远方的城镇化:“打工飞地”与跨越区域的村庄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剪刀差反映出中国有相当部分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民被计算为城镇人口。本研究将农民外出常住却未落户的城镇化称之为"远方的城镇化"。经过亲朋同乡的介绍,许多农民以群体化的方式外出打工,他们往往会进入比较集中的地域和行业,在陌生的远方形成各种类型的"打工飞地"。"打工飞地"既体现了物质空间上的分离,又体现了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上的归属和认同。这可以说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产生的跨越区域的村庄的特殊形态。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农民依靠乡村共同体这一传统资源,融入了现代经济体系。从"远方的城镇化"出发,我们留意到农民打工的群体性和城乡同源性,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城镇化格局的基本认识,并反思城镇化时代乡土中国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