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证券法关于内幕人员范围的比较研究

内幕交易一直被各国证券业界视为最恶质的违法形态,恶质的原因在于查处的困难,而其根源则在于违法主体的难以认定。该症结在中国证券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必须在查找中国证券法中关于内幕人员范围规定的纰漏的基础上,借鉴外国法的相关理论,尤其是以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的最新修订为参考,对中国法中有关内幕交易主体的规定予以完善。

中美证券内幕交易的规制比较研究

对于证券内幕交易进行规制,主要的手段是刑事处罚,行政和民事也必须同步跟进,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梯度的处罚体系。美国在这方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将其与中国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提出改进建议,有利于抑制内幕交易的发生。

证券内幕交易罪行为的比较法研究

证券内幕交易行为的范围对于证券内幕交易罪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个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刑法规定不尽一致。对这些规定进行比较研究,并落脚于中国的相关法律完善,才能有效遏制证券内幕交易行为,维护证券市场正常的交易秩序。

证券内幕交易罪基础问题研究

欧洲早在17世纪便出现了现代型的证券交易市场并制定有监管法规,但对证券违法、犯罪的监管机制的完善却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在其后的发展中,各国走了大体相似又有所差异的道路。中国证券犯罪监管法律法规的设置则主要采取借鉴的方式,采取逐步完善的方式,立法呈现为三个阶段。

欧盟规制证券内幕交易的指令体系及其对内幕人员的认定

欧盟是经济立法比较发达的国家,在证券立法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反内幕交易指令》和《反市场滥用指令》是其制定的主要的证券法规。其中,对于内幕人员认定的规定特别值得称道,对中国相关立法的完善具有借鉴意义。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概念与范围简析——比较法的视角

内幕交易罪的罪名与范围的判断是认定本罪的基础。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是指在证券的发行、交易等活动中,内幕人员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某一或某些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准确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卖出该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或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参考外国法的先进经验,并结合刑法修正案(七)的相关规定,本罪应包含内幕人员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所实施的买卖行为、泄露信息行为或者明示或暗示他人买卖行为等六种方式。

论美国证券内幕交易罪中“欺诈”的判断方法

自1933年证券法与1934年证券交易法制定后,美国法院根据上述两法先后处理了一大批涉及内幕交易罪的案例,并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司法解释、判断方法,其中较有特色的是内幕交易罪嫌疑人的"欺诈"是否存在的判断。文章对美国法律中的相关条文内容、司法实例以及"欺诈"的判断方法进行研究,以期为我国同类问题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

论内幕交易罪的客体

关于是否应当对内幕交易进行规制的问题,在学界一直存在着对立的观点,诸多学说从保持市场自由度等角度出发,主张放宽甚至取消对内幕交易的限制,而立足于市场失效理论的学说则多赞成对其严加监管。内幕交易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内幕交易罪侵害的客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现实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与公司利益,证券市场的秩序,以及国家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

论证券内幕交易罪中的主观要件

关于证券内幕交易罪的主观要件问题,中国法学界一直存在着"故意、过失说"、"故意说"与"直接故意说"的争论,从立法宗旨与证券交易实际出发,应坚持"故意说",内幕交易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而泄漏内幕信息罪可由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构成,并且本罪并非目的犯。在主观要素中,较难认定的是行为人对内幕信息的"明知"与"意图利用内幕信息"的故意,美国诸法中采用的以其他间接证据推定上述主观要素存在的做法颇有借鉴意义。

证券内幕交易罪行为的若干问题探析

证券内幕交易包含三种行为方式:交易行为、泄露行为与建议行为,根据法律规定,交易行为与泄露行为可能构成犯罪,而单纯的建议行为则不能构成犯罪。内幕交易的构成无需以"利用内幕信息"为要件。单纯的泄露行为不能构成本罪。一般性的陈述也可能符合泄露内幕信息的要件。不作为不能构成本罪。

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中“非法获取人员”的认定——美国法的“信息泄露理论”与“盗用理论”在中国的适用

中国法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主体规定为知情人员与非法获取人员,而关于非法获取人员的范围与认定标准等都欠缺详细的规定。依据立法规定,并参照外国法理论,非法获取人员应是指除内幕人员外,可以凭借与发行公司或内幕人员的关系而非法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或者利用非法手段取得内幕信息的人员。对非法知情人员,美国判例则创制出了"信息泄露理论"与"盗用理论"以规制该类人员的内幕交易责任。对内幕人员的配偶与直系血亲,中国法应明文规定其相关责任,并利用"信息泄露理论"进行规制,而对其他以非法手段获知内幕信息的人员,则不妨适用"盗用理论"以进行惩治。

论美国联邦证券诸法

美国是经济立法比较发达的国家,在证券立法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84年内部人员交易制裁法》、《1988年内部人员交易与证券欺诈执行法》以及《2002年萨班斯法》是美国在联邦层面上制定的主要的证券法律。对这些法律进行研究分析,有助于中国相关立法的成熟。

论变动操纵行为

变动操纵是指通过连续买卖、散布虚假消息、做虚伪表示等手段以引诱投资者进行证券买卖而操纵证券市场的犯罪,是操纵证券市场罪中的一种犯罪形态。美日等国对于其性质、侵害法益、构成要件、规制措施等都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我国应将变动操纵行为作为操纵证券市场罪的一种加以立法规定,并将操纵证券市场罪的行为方式做适当调整。

论内幕人员的认定——古典特殊关系理论对认定中国法内幕人员的借鉴意义

内幕人员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主要主体。内幕人员是指由于与证券公司存在任职、业务关系或对其履行职权而可以合法地获知内幕信息的人员,美国法中将这种合法地获知内幕信息的关系称为"古典特殊关系",并确立了以"古典特殊关系理论"追究该类人员的内幕交易或泄露内幕信息责任的原则。应借鉴"古典特殊关系理论",以通过任职等合法关系获知内幕信息作为界定该类人员的特征的基础,并以之对中国证券法中关于内幕人员的范围进行扩展。

法的解释与原则衡量

本文从法系统的自立性出发,针对法规范体系的原则构造、为法体系奠定基础的法正义的相关原则,以及法原则平衡与法系统平衡的所谓二重均衡化构造进行了论述。法解释并非从法系统的外在性观点出发,也并非针对每个案件的个别化处理,而应当是从法系统的内在观点出发寻求原则统合性。在原则衡量中重要的是:法系统可以在维持自立性的同时又能够进行对外性应答。为了使法支配成为可能,需要以法系统的自立性作为前提,而法系统的自立性则需要以其内部统和与对外应答为必要,并且,在法解释中,其结合点在于法解释中的原则衡量。法系统的自立以对外性自立、内部统合性以及对外性应答等三个条件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