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期的日本因明研究概况

日本的明治时期(1868~1912年),尤其是从1881年到1890年,由于日本的帝国议会的召开(1890年),佛教因明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因明被认为可以应用于议会和法院的讨论。另外,许多研究都将因明与西方逻辑(演绎和归纳)进行了比较。治因明的学者中,云英晃耀(1831~1910年)、大西祝(1864~1900年)以及村上专精(1851~1929年)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云英晃耀撰写了诸多介绍因明的书籍,积极地在日本各地对政治家和律师们演讲因明。他提议用西方的三段论重构因明,称之为"新新因明"。大西祝是基督教哲学家,撰写了《论理学》,包括了三个部分:形式逻辑、因明以及归纳逻辑。他想要基于对此三种逻辑的批判上创造一种"新逻辑"。村上专精是云英晃耀的学生,他将因明视为普通的学科,而非佛学研究。他对真理与因明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明治后期,因明从基于窥基《大疏》的传统的方法论转向了欧洲的基于印度和藏学文献《正理经》或《集量论》的文献考释学。

日本金泽文库藏抄本《香嚴颂》七十六首覆校

一 金泽文库本《香严颂》解题 日本金泽文库素有“和汉（日中）文物之渊薮”之称。它由北条实时（1208-1276）于镰仓时代建治元年（1275）在金泽（今神奈川县横滨市金泽区）开创后，经过子孙不断的收藏及扩充，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一大藏书，

中日茶文化之比较研究

在唐代茶文化的繁荣期,通过传播中国文化的僧人们将中国茶文化传入日本,日本结合禅宗和本国文化传统,完成了对中国茶文化的改造,所以中日茶文化既有共通之处,又各具特色。本文从茶道体验入手,对两种文化的沿革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分析其精神实质,从而使这两种富有丰富内涵的文化更容易理解和认知。

临济录的形成

与《临济录》文本相关的课题有两个:第一,现存的各个版本存在于何种系统;在明确第一个课题的基础上,第二,最古老的文本(《天圣广灯录》所收本)在唐末五代宋初的时期是如何形成的。本稿探讨第二个课题。首先,《示众》部分是《临济录》的核心;将古典资料《祖堂集》、《宗镜录》、《景德传灯录》里引用的文段,与《天圣广灯录》相比较,我们得知这些文段是节选引用《天圣广灯录》的基础资料后编集而成的,而《示众》部分在早时期已经定型了。关于临济的完整传记资料太少了,从临济下第三世以后的风穴延沼开始,到首山省念的时代,他们身处于有必要强调宗派性纲要的时代。基于这一时代的需要,他们将个个说话投影于临济,于是形成了《上堂》、《勘辨》、《行录》等其他部分。

辽朝佛教与其周边

研究辽代佛教,对了解整个中国的佛教史,对掌握高丽、日本等东亚佛教的整体发展极为重要,是中国佛教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领域。本文对以辽道宗期为中心概述了辽朝佛教鼎盛的面貌,并和同时期西夏、高丽、日本作了比较。指出其共同点是澄观华严思想是佛教思想的中心,且在华北密教得到重视。以往的研究中强调澄观的影响,虽然宗密的禅教一致、顿悟顿修的思想被共同论证了,但是他的《圆觉经》的哲学却没有被表现出来,所以禅思想的发展容貌成为今后的一大课题。

光明寺与善导行迹

净土宗持名念佛的集大成者善导,因其一生注重宗教实践,所留下的材料不多。会昌灭佛时,其著作在中土失传,以致今人难以厘清其行迹。尤其是说法所在的光明寺,学界争论不休,本文通过文献考察与实地调查,确认善导说法的光明寺不在长安城,而在今日杭州转塘区,为净土宗在浙江一代的传播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

马祖道一与弟子

马祖禅的特色在于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采取了具体且宏观的现实肯定的立场,以及使得佛教大众化,教团扩大等等。马祖生于四川,在成都继承了无相的禅法,此后在南岳将之发扬光大。由此,成都当然可称为是中国禅宗的摇篮。本文将对受到成都禅影响的马祖禅,是如何在南岳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其与石头希迁的禅法具有如何不同的性格,以及继承马祖禅的马祖弟子鹅湖大义的历史意义来作一论述。

临济义玄禅师的禅思想

一、资料 考察临济义玄禅师的禅思想之际,首先有必要对资料作一简单的说明.关于《临济录》的文本,大体可分为两个系统.以形成于北宋初期的单行本(现已失传)为原点:(一)《四家录》所收本,后收录于《天圣广灯录》、南京图书馆本《四家录》以及明版《四家语录》中所展开的系统;(二)黄龙慧南校订的《四家录》,经过圆觉宗演的重新编排、流通,后收录于《续开古尊宿语录》以及《古尊宿语录》的系统.元代以后的单行本,是从《古尊宿语录》中单独抽出进行流通的文本(如下系统图所示).

铃木大拙的社会国家观

如禅宗所言,佛教东渐。铃木大拙(1870—1966)是第一位花大量精力向欧美宣传佛教教义的日本人,他从日本群岛向东游历,到达北美和欧洲,把佛教的教导也带到了那里。在他的祖国日本,他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禅宗和净土宗的支持者。从十五岁开始到九十五岁去世,铃木在这八十年间进行了大量创作——接近三十卷英文著作、一百卷日文著作。然而,除了一些和他有私交的人为他写过少量传记和书评外。

律藏解体研究序说

本文对比丘尼独有的四条波罗夷法中的'八事'条文及语义说明进行了全面考察,并认为此条文原本'八事中犯任何之一即为波罗夷罪'后来变成了也就是如今佛教界所奉行的'犯全八事才为波罗夷罪',而且通过考察可知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与条文末尾处的总结性词语at·t·havatthukā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本文作为'律藏之解体研究'的序说,也阐释了这一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等,并认为此研究对佛教史的整体研究有着不可小觑的意义。

律与自杀——以六部广律的断人命戒条文为中心

佛教如何看待自杀这一问题,历来是佛教研究者及宗教活动家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海内外也屡见不鲜。'律与自杀'便是其中之一,这一研究主要是从佛教的法律论集即律的相关文献入手,考察律对自杀的解释。本文是其中的第一篇,即从六部广律的断人命戒条文入手考察,资料使用上也涉及了中日梵巴藏多种语言,以求全面客观地解答这一问题。

盛世下的衰退——武后朝的慈恩寺

大慈恩寺在高宗朝辉煌无比，到武后掌权时期，因为其亲近李唐一系，自然受到武后排斥。本文从三个方面考察武后与慈恩寺的关系：武后掌权前对慈恩寺的拉拢亲近；武后称帝时对慈恩寺的分化打压；武后对京师之外慈恩寺一系发展的控制。以期对慈恩寺一系衰弱的原因进行探讨，表明其除唯识义理艰深外，政治因素也有重要作用。

《大毗婆沙论》之“心狂乱”考

《大毗婆沙论》记载律藏有三种不犯,即苦痛、心狂乱、最初犯罪者不犯。但是现存律藏中却为四种不犯,即狂者、乱心、苦痛者、最初犯罪者不犯,与《大毗婆沙论》引用的律藏之间存在矛盾。本文首先考察《大毗婆沙论》中与心狂乱相关的梵语,并调查这些梵语词在《阿含经》、律藏、阿毗达摩论书中对应的译语,及在注释书中的解释,发现这一矛盾可能是由于ksiptacitta译语的变化而产生的。

旅日高僧一山一寧禪師的偈頌和書法藝術

一、一山一寧禪師簡歷禪僧的説法和對話的集録,一般稱作“語録”,而到唐末五代時期(10世紀)以後,加以詩偈作品來編1,就具有一種類似文集的性質。如旅日高僧一山一寧禪師(1247—1317)的《一山國師語録》二卷(日本元禄四年[1691]版),除了他住持的七會語録以外還收録了“拈古”、“頌古”(均對古人事蹟用詩歌形式的評論)、“偈頌”(隨時的詩詠)。示衆説法時也會有采用詩偈形式來表述他的感慨。這些禪僧的偈頌作品,其風格和一般的詩人的詩迥然有異,多有表述帶禪宗思想特點的感慨,我們可以稱作“禪文學”。

《祖堂集》的基礎方言

《祖堂集》二十卷是現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南宗禪燈史書,在研究唐五代禪宗思想以及中古、近代漢語史上均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而目前漢語史研究方面對《祖堂集》最大的關注在於此書是否包含唐五代的閩語成分這一問題。梅祖麟先生的一系列論文推斷:雖然《祖堂集》基本上使用唐宋時代的共通語(北方話)寫成,但書中的偈頌、會話中的一些語法和現代閩方言相一致,這就是唐五代的閩語。梅先生所提的五項閩語成分是:一、表複數的人稱代詞詞尾'濃(儂)';二、牲畜雌性成分後置形式'~母';三、方位介詞'著';四、遠指代詞'許';五、疑問代詞'底'。本文擬對此五項閩語語法成分作進一步的研究,證明這些成分(除第三、四項爲誤解,第五項當爲通語外)在唐五代不能認作閩語,只能認爲其是表示南方方言特徵的標識。至於《祖堂集》的基礎方言,筆者認爲應當根據對書中的異文別字的音韻分析來研究。《祖堂集》文本的異文别字,聲母方面是由於清濁混用、莊章組不分、精章組不分、見溪混用、影以混用、匣云(黃/王)混用等現象所致。這些現象有屬於通語性的,也有具南方方言性質的。韻母方面是由於魚麻混用、支魚混用、陽聲韻尾的合併、入聲韻尾的合併等現象所致。這些音韻特徵同樣並非閩地獨有,但綜合起來看,還是符合包括閩語在内的南方方音特點。《祖堂集》的各種原始資料,先滙集在閩東福州雪峰門下,而後寫定,在泉州編纂而成書。《祖堂集》由閩人編定,其語言具有南方方音中的閩音特徵。因而我們可以認定此書的方言背景(基礎方言)確實是閩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