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昭和陆军”研究

“昭和陆军”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推手.战后日本无论是官方战史编纂还是旧军人总结,以及学术界研究,多将日本失败原因归结于“昭和陆军”,并围绕失败本质,从国家战略及军队体制、军队社会史和将校培养等方面进行诸多研究.从研究的总趋势来看,由追究军部的战争失败责任,转向对于战前军队体制和军政关系的实证研究;由将“昭和陆军”视为一种异质的特殊存在,转变为从战前社会历史发展整体脉络中分析其出现的必然性;由对于军队组织体制的制度性研究,转为对于军人行为和思想意识的人性研究.不过这种研究的基本目的还是为日本方面总结经验教训.虽然有些学者已注意到日军对于亚洲国家的伤害问题,但总的来看,对于日军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犯下的大量暴行与“昭和陆军”本质上的内在关系依然关注不够、研究未深.

法西斯军人是如何育成的:战后日本关于陆军幼年学校与“精神主义”教育研究

陆军幼年学校虽然属于日军教育体系中的基础阶段,但却是军国主义教育的关键环节,是培养法西斯军人的摇篮。幼年学校毕业生构成陆军内部主流派阀,掌控陆军中央机关,是推行对外侵略政策的核心势力。陆军幼年学校毕业生知识面狭窄,无视20世纪以来的民族运动潮流,他们信服以武力征服世界,入侵亚洲国家,崇拜德国,缺乏对美英的认识,不断将战争扩大。法西斯军人狂热信奉所谓精神力量,要以此弥补武器装备的不足;他们把白刃战作为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野蛮残暴。日本法西斯主义与陆军幼年学校的教育体制紧密相关。

日本何以战败——战后日本军史专家对陆军大学教育的反思

日本陆军大学采用德国教学方式并吸收其战争理论,以战术教育为中心,强调实地训练,倡导先制攻击、速战速决和研灭战。经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陆军大学的教育中形成了精神主义和白刃战思想。二战结束后,日本军史专家在对战败原因和军事教育的关联进行总结时认为,陆军大学强调实用战术,轻视兵站与情报,缺乏对战略思维的教育,其培养的毕业生在指挥作战时无法达到歼灭战的目的;由于忽视对游击战的教学研究,其毕业生无法应对中国全民族抗战;对美军研究的缺失,导致陆海军协同作战与岛礁战不利。但是,这些反思和总结基本停留于战术层面,对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日军战争犯罪与陆军大学教育体制的关系等问题则有意回避。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前对中共的情报调查与认识

从1915年对华提出“二十一条”到1945年战败,日本是近代以来侵略、威胁中国的最主要国家之一,其对坚决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族和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长时期、大规模的调查①,通过官、军、民、学一体化的情报调查体制,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情报资料和分析报告②。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对华情报调查以外务省为主,朝鲜总督府、台湾总督府、青岛守备军民政部和关东州厅等殖民地当局以及日本内务省警保局、在华企业和学界配合,军方则由驻华武官和特务机关以及朝鲜军参谋部负责,所形成的调查资料为战后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③。

从日本“防共回廊”计划看中共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意义

近代日本为了与俄国和后来的苏联争夺东北亚地区,逐步形成了所谓"防共回廊"计划。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为了进入内蒙古西部、新疆以及中亚,从南面攻击苏联,以配合北满地区对苏作战,便将扶植伪蒙疆政权和组建驻蒙军作为其构筑"防共回廊"的重要步骤。中共在蒙疆地区开辟的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以顽强、灵活的游击战争从战略上打击、牵制了驻蒙军对苏作战计划的准备和实施。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抗战,证明了中共运用游击战争从战略上支援苏联方针的正确性。

战时日本的中国农村调查与华北日军的占领政策

战时日本学界关于中国农村的认识和实地调查成果与侵华日军制定的“治安战”政策之间在内容观点上有着密切关系。但是,战时日本学界的有些认识并不符合中国农村实际,这影响到日军的政策制定。日本学者从对日本农村研究的经验出发,强调中国农村的自然村性质,日军在华北农村建立“自治自卫”体制,也要利用行政村制度,特别是保甲制来控制农村。近代日本学界从共同体理论延伸出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观点,由此为侵华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借口。日军解决中国农村停滞与贫困的所谓主要方法就是由新民会建立合作社。中国农村虽然有宗族组织的影响和家族主义观念,但在进入20世纪以后已经出现了抵制和摆脱旧的伦理和家族制度的动向。日军作为侵略者,其政策目标是要利用华北农村的自治资源为其占领统治服务,其所宣传的华北“建设”实际上是对农民的控制与掠夺。日军利用“家族主义”并大肆宣传,企图依靠已经走向衰落的宗族制度和旧伦理意识消除中国人的抵抗。华北日军制定的“治安战”政策只会走向失败。

周恩来与长崎国旗事件后的对日外交

从1958年5月发生的长崎国旗事件造成中日关系严重倒退,到1962年11月实现半官方外交,中日关系出现了巨大转变。在此期间,周恩来充分发挥其杰出的外交才能,为打开中日外交僵局作出卓越贡献。本文根据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日本外交史料馆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查阅的外交史料,回顾和总结了长崎国旗事件后周恩来从国际关系大局把握两国外交走向,大力开展民间友好工作,同日本富有远见的政治家进行广泛交流,把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起来的一系列外交实践。

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与新村主义

五四时期的新村主义运动是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经历。以往学界相关研究多用"传入—反响"模式,仅将其作为一种外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问题来加以研究,而对于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所践行的新村主义与日本新村主义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缺乏分析。本文通过对中日新村主义运动的比较,认为中日新村主义不但实质内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在两国所发生的影响和结局也大不一样。日本新村主义运动强调自我,不触动原有社会制度,虽然历经90余年,但仍然存留下来。而中国新村主义的实践者则以彻底改造社会为己任,不断探索、奋进。他们正是以新村运动的失败为契机,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并最终取得成功。

水利民主改革与水资源公共性的彻底实现——以山陕地区水利社会史的变革为中心

水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公共资源,其公共性的实现是保证公平、合理用水的先决条件,但是在传统社会里这种公共性却无法得到彻底实现。在新中国土地改革中通过水利民主改革从根本上实现了水资源的公共性本质,因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并保障了农民生活用水。在对土地改革及其意义重新审视的今天,有必要从水利社会史的角度对水利民主改革及其历史意义加以认识和总结。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中日唯物史观比较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来自日本的社会主义理论虽然传播较广,但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却与日本输入的理论存在重大差异。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唯物史观带有进化论和机械论色彩,以致形成“革命尚早论”。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以迫切解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在坚信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同时积极投身革命实践,掌握辩证唯物史观,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科学理论基础。克服带有进化论色彩的机械唯物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在实践中突破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认识缺陷。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日唯物史观的比较,探讨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如何克服日本唯物史观的缺陷,可以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复杂状况,对于阐明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形成的艰难过程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独特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腐败诱因与从政生态治理

＂权力崇拜＂与＂为民用权＂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权力崇拜＂的社会。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深入到民间社会,从观念意识到宗族、结社都受到国家权力控制。政治权力掌握大量资源,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

另一种边陲:晋冀蒙交界地区的移民村落社会

西方人类学家在研究中国东南地区农村社会时,提出了边陲社会的概念。认为汉民族在边陲地区的开发过程中父权意识为这种群体的形成提供了社会文化基础,由此便出现了大规模宗族组织。本文以明清以来中国北方地区即晋冀蒙交界地区移民村落为对象,探讨了这一地区移民社会的“有关系,无组织”特征,试图以另一种边陲社会模式来揭示汉族移民村落社会的多样性。本文发现晋冀蒙交界地区移民村落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这里虽然有浓密、多重的人际互助合作关系,但是并没有宗族或地域性的互助合作组织。由此看来,中国的边陲社会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把东南地区的移民社会作为唯一模式。由于历史原因,国外学者和早期人类学研究以往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久而久之,有人便将其作为了中国移民社会的典型形态,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环境污染和保险者的风险

环境污染作为企业的一种经营风险已被公认,本文通过对石棉公害、超级基金法、污染企业及其保险公司所处的困境进行分析,指出环境污染的社会风险管理,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企业经营的重要问题。

环境问题和市场活动

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企业与环保的关系。首先分析地球环境污染产生的原因及日本环境保护的现状;其次阐述了企业对环境保护的责任及其常用措施;最后论述企业保护环境的市场经营战略。

零售业与包装用容器再利用法——零售业对包装用容器再利用法的贯彻

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通过包装用容器再利用法对日本零售业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各团体实施此法情况的具体阐述,指出了目前还存在的一些问题。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共产党的情报调查及对策

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予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将其看作"真正敌人"。日方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国共合作的前途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抗日活动等角度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政策、组织和党员进行了广泛调查。但是由于日军传统的"作战第一主义"以及其对情报缺乏综合的战略分析,特别是由于日本军部为强力推行侵华而选择性使用情报,导致日方虽然发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实力及其政治工作的威力,也预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作为外来侵略者,其认识存在严重短板,没有认识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更加成熟,日军建立统治秩序的计划不符合华北农村实际,特别是没有看到近代以来中国人思想观念的进步。尽管日本进行了大量情报调查并提出诸多对策,但终究未能挽回其失败命运。

战前日本的中国观与“共同体”理论

"共同体"理论是战前日本中国观的核心部分。自20世纪30年代这个理论传入日本之后便成为当时日本认识、研究中国问题最风行的理论。但是,受军国主义政策的影响,"共同体"理论在日本却演化成"中国社会停滞论"。这个观点不但从理论上支持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厌恶、蔑视感情,更重要的是其作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之一,得到军国主义分子的拥护和宣扬。时至今日,在日本的中国认识深层次里依然还存在着这种根深蒂固的"停滞论"和"专制论"观念。

日本的中共革命根据地史研究

在日本,关于“中共革命根据地”已经有长达90年的研究史。从战前的情报调查和“灭共”研究到战后初期出于对中国革命的好奇、同情而进行的探讨,经过对革命的反思到21世纪以来的研究创新,其显著特点是将革命根据地研究纳入到近现代以及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脉络之中。日本学界较早突破了阶级分析的单一方法,关注到更加广泛的社会组织、集团和各种社会关系,包括宗族、地方组织、宗教团体、土匪、移民、青年、女性以及村落内的互助和恩仇等。在研究方法上,日本学界重视从民众史角度研究中国革命,注意到中国社会的非身份制特征与革命动员之间的关系。他们从乡绅论出发,引申出了对于根据地农村干部、积极分子和各种模范人物的社会作用研究。在对根据地土地改革的研究中,他们较早认识到这并不只是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还包括村落权力、权威结构的根本变革。其研究体现出了社会革命史的取向。

近年日本关于军队与侵华战争的区域研究

近代日本军队是从不同区域中编成,侵华战争也是在多个区域中展开的。这些区域既包括日本国内作为军队编成和驻屯地的固定区域,也包括日军在国外侵略占领并遭到抵抗的各个区域。近年日本学界基于日军按区域编成和驻屯地固定的特征,通过对地方行政单位、军都、自然村三个层面中军队与地方关系的分析,从区域社会角度关注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战争体制的形成过程和军队活动。通过对乡土部队——联队的研究,揭示日军中的区域色彩与战斗力特征,有利于细化对日本侵华战争体制与日军的认识。同时,日本学界关于战时中国东北、华北、西南、东南地区日军侵略和中国抵抗的研究,揭示出不同区域的抗战特点,进一步拓展了日本侵华史和中国抗战史研究。本文对以上两方面研究做一初步梳理并据此对如何继续深化抗战史研究提出思考。

三十年来日本的抗日战争史研究

1991年以来的30年间,日本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发生了显著转变。开始从长时段认识战争起源与战后和解,对战争责任的追究重点从国内战时领导者变为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战争责任。"亚洲太平洋战争"史观强调日本对亚洲国家所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战争的叙述从只强调其"受害"转换为也关注"加害"。研究者不仅对中日两国的战争动员体制进行比较,还在中国开展调查,揭露日军对中国民众的伤害。军事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从军部与国家领导层转变为前线战场和普通士兵。当然,这里所说的转变并不是说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的新旧更替已经全部完成,这只是一种转变的开始和新动向的出现。在日本,关于这场战争的错误观念依然顽固存在,需要继续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