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结中国大陆、台湾、日本的诗人雷石榆——以《沙漠之歌》与《八年诗选集》为中心

中国诗人雷石榆(1911—1996)在中日战争前的日本,以及战后初期的台湾,都曾以一位作家身份,与当地文学家、文化人共同从事文学活动,在中日、中台之间的文学(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雷石榆的文学创作,是以在日留学期间所习得的日文诗为起点。而他的文学活动则是在与受无产阶级文学熏陶的日本诗人交流之中展开,在步向战争之途的时代中,他的诗作与日本诗人同样具有抵抗的诗精神。

一部研究中朝关系的重要史料——《朝天录》评价之一权近《奉使录》

《奉使录》是高丽使者权近于明朝洪武二十二年出使明朝时的行止记录。除了记述其使命的完成情况外 ,权近还大量地记载了其往返所经之地的地理远近、堠台设置、器用物价、风俗习惯等情况。就其价值来说 ,有的可以补正史之缺。是研究明初中国、朝鲜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

内藤湖南进步史观的形成--对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共鸣

内藤湖南曾9次到中国大陆访问,其中1899年、1902年的访问对内藤史学立场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1902年秋的访问中,内藤湖南接触到了章学诚的著作。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内藤湖南对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作出了自己的解读。

日本人与《三国志演义》--以江户时代为中心

从17世纪初开始经由长崎而传至日本的小说《三国志演义》,由于在1692年出版了京都湖南文山的翻译本(日译本)《通俗三国志》而非常迅速地广为传播,成为日本人所爱读之书。到江户时代后期,《三国志演义》也为日本的传统艺能提供了题材,"带图本"之外又成为"净瑠璃"、"洒落本"等等各种艺能的节目之一,一般庶民对之深感亲切。在这过程中,《三国志演义》中上场的人物为合于日本人的爱好口味而被改变,逐渐失掉了原来的形态。从各种艺能里对《三国志演义》所采用的种种变化的过程里,可以明白江户时代的日本庶民所要求的文化真谛。

唐代与日本正仓院的螺钿

中国在漆器上镶嵌的技法可以追溯到夏代 ,而螺钿的源流可以上溯到西周。唐代的螺钿技法 ,是在夏代以来漆器和木器的嵌装技术基础之上 ,受西方玉石嵌装法和木画技法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以螺钿和平脱技法为代表的唐朝工艺思想及其漆艺技法 ,给予朝鲜和日本漆艺发展不可计量的影响 ,平安时代以后 ,螺钿技法构成日本漆艺装饰的主流 。

康熙帝与日本的海舶互市新例

一、绪言在日本把清代长达一百几十年的长崎贸易称作“长崎的唐人贸易”。这种由中国商人定期到长崎进行贸易的形式持续了很长时间。在“长崎的唐人贸易”的历史上,所见到的巨大变革是,正德五年(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日本颁布了“海舶互市新例”,即所谓的“正德新例”。在实行“正德新例”以前,中国商船驶进长崎港的数量等曾受过几次限制。可是,无论是台湾郑氏统辖下的商船或是清朝统辖下的商船到日本,基本上都许可他们进行贸易。因为那时“长崎的唐人贸易”是处在自由贸易的时代。

清代船员看日本

一、绪言江户时期,由于日本实施所谓“锁国令”,禁止民衆到海外航行,从而限制了与外国人的接触。在这期间,日本人与外国人接触的机会,仅限于荷蘭使节和朝鲜使节到江户去参拜幕府的路上相遇。除此之外,就祇有到长崎去,纔是与荷蘭人和中国商人接触的唯一机会。作为特殊情况,日本船隻在沿海航行中遇难漂流到海外,可在那里与外国人接触;或与漂流到日本的外国船的船员接触。在有机会与外国人接触的人当中,如何看待对方的国家是极有趣的。但除个别记录外。

译名“化学”的诞生

“化学”一词不见于清末以前的典籍，乃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在上海创制的新词。１８５５年春，王韬从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口中得知“化学”，并记录于自己的日记中。１８５７年墨海书馆出版《六合丛谈》，伟烈亚力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诸学，“化学”首当其冲。这是“化学”首次用于正式出版物。有理由相信伟氏的“化学”来源于王韬。“化学”通过《六合丛谈》为中国士子所知，并传入日本，取代了译自荷兰语的“舍密”，成为汉字使用国家共同的译词。作者通过“化学”一词，对１９世纪西学东渐引发的新词、译词的产生以及中日学术词汇交流的某些史实进行了描述。

万历朝鲜之役前后的在日明朝人

万历朝鲜之役(1592—1598)前后,大量明人移居日本。这些住在日本的明人,数量庞大,成分复杂,他们为时代所推移,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战争之中。文中以万历朝鲜之役为背景,考察在日明人这一特殊团体在战争前后的活动状况,以窥见当时中日两国错综复杂的人员往来与迥然不同的归属意识。

鲁迅留学时期有关传记史料考证(续完)

第二回 鲁迅等一行三十四人乘坐神户丸首途日本 鲁迅搭乘大贞丸到达上海,以后去日本的情况如何?首先,请看下列文件: 1.《公信八二号》(明治三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接受) 南京陆师学堂俞总办率领留学生出发来本邦之件: 江南陆师学堂总办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此次奉两江总督之命,兼任学务观察。

元代的祠庙祭祀与江南地域社会——三皇庙与赐额赐号

叙言关于蒙元时代宗教界的状况,至今为止研究颇多,这些研究解明了各种宗教势力与政权相结合而呈现的繁盛之景况。一般认为元代的宗教政策与历代相比,大体上比较宽容,而在我们的印象中,各种宗教也都在讴歌各自的繁盛。然而,其中不具备明确的教团组织的地方祠庙信仰,在当时是处于怎样一种状况之中呢?关于这个问题,由于此时代乃关羽与天妃等突出性信仰的勃兴时期,

清“展海令”的实施与长崎唐馆设置的关系

在清代中国与江户日本的交往中,日本船只并不前往中国,惟有中国商船前往日本,且仅在长崎一地进行贸易,即便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知晓这一清代日中关系的基本形式。对于研究者来说,研究本国与外国的相互交往时,出访的使者们在彼国逗留期间的住宿问题也是了解各自国情应该关注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知,明清时期,访问中国的朝鲜使者与琉球使者是住在中国政府提供的驿馆之中的。与此相对的,在没有册封等外交关系、只有贸易往来的清代日中关系中,来航的中国商人们在贸易期间是怎样逗留在长崎的呢?本文将针对此问题进行论述。

略论王安石的性情命论

性情命论是中国哲学史上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宋代的王安石以一位政治家、思想家的视点,对性情命论做了一番深入的考察。王安石的观点较为独特,对中国古代的一些传统哲学思想提出了个人的深刻见解。这种观点在后世的哲学思想发展中,影响极大,成为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有意义的命题。

朱熹《家礼》的和刻本

朱熹《家礼》一书在中国及朝鲜、琉球群岛和越南等国均广为流传,并成为了近世东亚国家最重要的儒家礼仪书籍。日本江户时代刊刻了几种和刻本《家礼》。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人对这些和刻本加以研究。笔者就此对浅见絅《家礼》五卷本、邱濬《文公家礼仪节》八卷本、小出永安《新刻性理大全》所收《家礼》四卷本等三种和刻本的形成、特点及中文底本加以初步讨论。

中国帆船研究回顾

中国古代交通有＂南船北马＂之说,帆船是人类在水上或海上移动与运送物资的重要工具。不过,史书涉及帆船活动的资料其实并不多,且较为零散。本文通过介绍中国古籍中记载的航海帆船图像资料,梳理19世纪中叶以后各国学者对中国帆船的初期研究成果,关注20世纪两次研究＂高潮＂及所处的不同历史背景,展示中国帆船研究的学术脉络和广阔前景。

“上”、“上头”为什么有了表原因、理由的用法

(一)前言在中古汉语里,特别是从元代到明代,在和蒙古语关系密切的资料中,方位词“上“上头”,由于受蒙古语的干扰、影响,开始有了表原因、理由的意义,这在以前的汉语里是从未见过的。“上”常常置于本来就表示原因、理由的“所以”、“因此”之后。如: 1.正为你这股有见识了,所以上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妒害你。

康熙年间盛京的海上航运和清朝对朝鲜的赈灾活动

康熙三十二年(1693),盛京地区粮食歉收,导致严重的饥荒。于是朝廷采取对策,利用海运将山东漕米运往盛京以作救济之用,海运取道自天津大沽海口到盛京三岔口的航线。这也是清朝历史上的第一次海运。面对盛京饥荒持续的局面,康熙帝非常重视海路运输,下令从河南、山东漕米中截留粮米,新造船只,并动用天津、浙江、福建的海船,以支持赈济粮的海运。在盛京救灾告一段落之时,康熙三十六年,朝鲜半岛全域又发生了大规模的灾荒。朝鲜国王向清朝恳请在中江开展临时性贸易,进口粮米作为救灾之用。清政府准许了朝鲜国的请求,批准一批商人将盛京所贮粮米运去交易,同时也允许朝鲜使节购买谷物带回。接着,在参与此前向盛京海运赈济粮的吏部侍郎陶岱的建议和指挥下,赈济粮于次年二月由天津经海运到达朝鲜。本文围绕上述两次大规模的海运救灾活动,对康熙朝海运赈灾的决策、实施,海运中的船只、粮米数量以及相关人员等进行了考察。

中国帆船による東アジア海域交流

1緒言中国大陸、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琉球諸島や台湾などに囲まれた東アジアの海域で永きにわたり最も活動していたのが中国帆船であった。その活動の実態は中国側の記録ではほとんど見られないが、中国の周縁地域の記録には比較的に詳細に記録されている。古代の日本の記録や、朝鮮半島の歴史書『高麗史』などにも中国の海商が海路渡来したことをしるしている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