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定价规则推动医药逐步分离

医药分开,这是近年来国内医疗改革的焦点话题,但正如斯坦福大学翁笙和研究员所言,笼统地从概念而言,医药分离还是医药合一难以判断孰优孰劣,因为医药合一能够减少病人与看病相关的成本,同时增大了供方诱导需求的可能,而医药分离提供了诊疗方和治疗方之间的监督,但是却加大了病人看病相关的成本。本组文章从韩国、日本这两个传统上医药合一的国家入手,剖析了他们各自所走过的医药分离之路,这两国的改革之路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医药是否一定分离并非医疗卫生政策的最优选择,以此观照当前的国内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其最重要的目标是首先要加强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同时增强医保方的谈判能力和支付手段的改善,这才是改革的釜底抽薪之道。

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问题——日本经济学家石川滋论制约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因素

经过近十几年的探讨,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问题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都取得了许多值得注目的新进展。特别是与发展经济学形成的初期相比较,许多学者不仅重视当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工业化历史经验的不同之处,而且也重视发展中国家在自然、社会、文化以及历史等方面存在的多样性,从而促使不少以特定国家为对象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这里,仅就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石川滋先生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问题的分析和论述做个介绍,以活跃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日本出版学会的20年回顾与展望

因发展的需要而诞生的日本出版学会今年迎来了建会20周年。这20年间,日本乃至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强有力的经济情报来源。《日本出版学会会报》(季刊)在创会20周年之际,以会员为对象,对出版界的诸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刊载在会报第36号上。会员们最关心的几个问题:1.图书的再版价格问题;2.筑摩书店的破产;3.出版物脱离文字化,逐渐向音像化发展;4.大型书店垄断图书市场;5.

调整期的经济体制转换:从日本式向英美式

无论是日本式经营还是日本式经济体制,与其说它们源于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莫如将其视为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选择了最适宜手段的结果,并将随着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相应地改变。可以认为,日本的行政指导型体制在国内也已经到达其临界点,因此应该迅速向英美式转换。基本结构的变化在美苏冷战体制的终结,而后发生的海湾战争、苏联解体、独联体出现、欧洲统一的马斯特里赫条约的签订,等一系列政治、社会变动的同时,在经济方面,东欧在混乱中转向市场经济,

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区分论——以阶段演变的起因为中心

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通过资源的高消耗,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资源、环境等问题。本文从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的关系、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分配计划、社会再生产的调整机构三个方面,将资本主义区分为五个不同的阶段。通过分析人们经济行为的动机,探讨资本主义每一个阶段变化的特点及其原因。

章炳麟与明治佛教——以《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为中心(上)

引言和晚清其他思想家相比,章炳麟(1869—1936)独放异彩之处,便是将其对个人、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思考置于佛教理论之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思想体系。然而,这在章炳麟思想研究中却始终是一个薄弱的环节。中国近代思想研究的著名学者坂元弘子指出,以往的章炳麟研究虽然也重视其与佛教的关系,但是往往只把佛教作为解决其政治思想课题的手段或武器,而不认为是与章炳麟思想、哲学的本质相关联的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甚至有的研究很轻视章炳麟思想中佛教的作用,以为对章炳麟思想而言,佛教只是一时性的,而且是非本质的因素。实际上,章炳麟直到晚年也没有切断与佛教的缘分,其"回真向俗",并非要告别佛教,而是意味着以佛教教理为核心,来与道家、儒家传统思想相调适。不仅如此,章炳麟与佛教的相遇,也决非偶然,即使其早年的"转俗成真"这一转变,也是由于其思想根源使然。

容积定价政策对农民水管理机制以及水利用的影响:中国湖北灌溉系统水用户组织案例

我们使用来自中国的水库灌溉系统的原始水用户组数据，以对水定价机制对农民节水行为的影响进行考察。在团组层次上引入容积水定价机制，以替代基于面积的定价机制，导致了机制上的变化，以防止用户组成员在容积水价水平中等时任意用水。根据最初的条件，变化的多种路径带来了新的机制性安排，而这些机制性的安排都促成了节约用水。然而，当价格足够高之时，许多农民都脱离了水用户组，而转向私下灌溉。这一趋势与剩余的成员拒绝机制性变革以及最终并没有达成节水效果的可能性存有关联。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剩余成员的土地与之前成员（他们现在更倾向于进行私下灌溉）土地分隔而导致的管理困难。因此，我们并没发现当容积水价高的情况下实现库水节约的相关证据。JEL代码：O12,O17，Q25。

鄭注孝經經學解

鄭注《孝經》南宋以後失傳,清代中期才有日本刊本傳入,清末皮錫瑞撰《孝經鄭注疏》,梳理了諸多問題。但皮錫瑞能看到的鄭注《孝經》以《群書治要》爲主要來源,而《群書治要》以簡明爲宗旨,越是有鄭注特色的部分越容易被删除,所以皮錫瑞没能全面掌握鄭注的内容。敦煌本發現之後,鄭注《孝經》大部分都可以看到了,但幾十年過去,相關研究還很少。最近出現陳壁生先生兩部著作,對鄭注《孝經》的儒學思想有深入討論,而陳先生主要關心道德思想的層面,未及探討鄭玄的解經方法。本文作者十多年來關心鄭玄注經的思路,兩年前嘗試解讀《禮記》注,儘管只做到《曲禮》《檀弓》,結果發現以往學者對鄭注留下大量忽略、誤解之處。用同樣的視角閲讀《孝經》注,本文對魏晉以來一直被忽視或誤解的《孝經》注“善未有”“人之行”等説法提出新的理解。又,隋代重出的古文《孝經》經文與今文之間的差異,宋代以來以“大同小異”爲定評。本文首次指出兩者之間分章、章次的差異正好對應鄭注與偽孔傳對《孝經》内容理解的差異,其實是關係到如何理解《孝經》核心思想的大問題。宋代以來學者没有看到鄭注,所以才未能悟出其重大意義。

《資治通鑑》的宋元版本

本文是尾崎康先生三十年前發表的日文論文,今徵得作者同意,譯成中文,並隨文加注,略作補充。現存《資治通鑑》宋元版可分無注本、簡注本、胡注本三類。作者盡當時聞見所及,網羅《通鑑》現存所有宋元版,其中又有不少經過目驗調查。如兩浙東路茶鹽司刊本傳本有二,皆爲北京圖書館所藏,作者雖未能調查全部卷册,但仍利用影印百衲本,勾勒出兩部混配的經過,並指出同一版片後來削去"慎"字末筆的情形,分析十分精辟。無注南宋建本,傅增湘曾經分出六種,作者認爲六種除卻南宋中期版之外,其餘五種或許是一套刻版,先後行格不一致而已。簡注本部分,作者雖未能親見北圖藏本,但對日藏本調查周詳。胡注本部分,作者對"興文署"問題有較爲獨到的看法,還介紹了上海圖書館藏本的胡氏題記。要之,除了囿於當年條件,對中國大陸藏本調查範圍有限外,作者詳細記録了每一部《通鑑》宋元傳本,並有關於版本問題的探討,至今仍足供學界參考。

行政法判例与学说

一、缘起 本文以“行政法判例与学说”为题展开讨论.由于行政法不存在总则性的规定,因此判例与学说对于行政法理论的形成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判例和学说之间的关系,行政法领域既有针对个别论点所展开的讨论,也存在概观性的反思.

关于《切韵》的韵序

陆法言原本《切韵》的部分韵序,类似于梵语摩多(元音)的排列次序,即止、遇、蟹、效摄分别相当于梵语i、ī;u、ū;e、ai,尤其是相当于am的覃谈韵和相当于ah的阳唐韵,紧跟在这些韵摄后面,适得其所。由韵目小注来看,这部分内容可能根据阳休之的《韵略》。至于以东韵等开头的通、江摄,则可能承袭吕静的《韵集》。本文还讨论了梗摄以下的韵序及其摄内的韵序等问题。

探寻释迦原典——近代佛学的形成与中日互动

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随着西方对亚洲支配的进展,佛教也作为亚洲大多数地区共同信仰的宗教,而为西方人所'发现'。正如耳蒙德(P.C.Almond)所说:'19世纪的上半叶,西方'发现'了佛教。'〔1〕这一发现,是由于梵文、巴利文的佛教文献,在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掘和收集,从而使有关佛教的知识得以系统化,对于佛教的理解有了飞跃的进展。1844年,法国学者Eugène Burnouf(1801—

楊復注《家禮》的意義與後世的變化

《家禮》既然是朱熹早年作品,又遺失多年,在朱熹殁後才出現,必定有需要修改而來不及修改之處。此時,存世最早的《家禮》注解——楊復《家禮注》就是學者們探討朱熹《家禮》思想最重要的媒介。而探析《家禮》注本在流傳中的價值與意義,是《家禮》研究不可忽略的問題。可惜的是,“楊復”的名字雖然常被關注《家禮》的學者們提起,但是僅作爲《家禮》流傳歷史的一環陳述,大多數學者對楊復注的内容没有多大的興趣,最終,連楊復注《家禮》的原本也佚失了。通過《纂圖集注文公家禮》中的楊復注與周復本《家禮》的比較可知,楊復與周復面對《家禮》抱持不同的立場,故楊復注本與周復本《家禮》是兩種不同思想不同呈現的結果。本文又旁及《朱子成書》本、劉璋補注本、《性理大全》本《家禮》中出現僞楊復注的問題。

日本新发现王羲之《大报帖》及“纵帘纸”

二O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暨东京国立博物馆一百四十周年《书圣王羲之特别展》，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展期至三月三日。展览汇聚了日本珍藏的几乎所有最重量级的王羲之传本墨迹、刻帖以及相关书迹。

日本僧的上海体验:以1873年小栗栖香顶日记为中心

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与清朝的海禁,致使18世纪中叶以降,中日佛教的交流几乎断绝~①。日本宽政五年(1793),临济宗相国寺僧大典显常(1719—1801)与天台宗白云寺僧慈周共同撰写了"日本传来佛书逸于彼者寄赠大清国请纳之名蓝以为龟鉴状"(《北禅诗草》第四卷,1807),提交给京都官府,以期得到批准。大典等人从乾隆时代刊刻的大藏经目录中得知,现存日本的佛典中,有许多在中国(清国)业已散失,所以发愿收集了一百种,要重新寄往中国,让中国的大刹收藏利用。可是这一计划却遭到了坚持锁国政策的京都奉行(官府)的拒绝。六年后,即宽政十一年(1799)刊行的《清俗纪闻》,是长崎幕府官僚编纂的调查报告,所涉及的是来自福建、浙江、江苏等地的商人有关三地的风土、生活习惯的报告,其中也记录了此三地的佛教状况。反言之,要了解中国佛教的现状,只能向前来长崎的中国商人咨询,而商人们所讲述的毕竟是间接的、有限的信息。

当前正是日本向海外发动攻势的时候

今年以来，欧元、美元持续贬值，日元持续升值，这一趋势短期内难以改变。日元急剧升值将对日本的出口产业造成严熏打击，但日元缓和且有序的升值反而对日本有利。一是有利于进口原材料。由于中、印等新兴大国的崛起，未来围绕粮食、能源的竞争将日趋激烈。对资源小国日本而言，强势日元有助干增加日本对巴西，澳大利亚等国的资源投资。

韩国和日本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比较研究:政治关系三联体和政策反应

2020年1月,韩国和日本相继宣布了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冠肺炎疫情在这两个国家传播模式类似,但它们却采取了不同措施来应对这一流行性疾病(反应迅速、积极主动的方式对比谨慎、自我约束的方式)。研究采用政治关系三权分立模型,分析比较韩国、日本的制度背景和治理结构,检验这两个亚洲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政策反应的差异性。首先,文章回顾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历程、韩国传统的总统主导的政治关系三联体和日本官僚机构主导的政治关系三联体的发展变化。随后,比较了制度背景和治理结构的差异性如何影响两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反应和政策结果。

“传染病的中国史”诸问题探讨

当代史学新思潮、新学派风起云涌。既有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学术自觉的推动，也有国际学术协作团队的努力。这一波新史学潮流的出现。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断得到推介。但并未形成清晰的画面。个中原因恐怕还在于对话与交锋不够。互动太少。因此不免自说自话。新说的创见如不能内化为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学术自觉。其影响也就日渐减于无形。有感于中国学界学术反思之不足。本刊特组织相关学者。趁各种新兴思潮、流派有一定经验和实证研究基础但尚在成长之际，截断众流，形成代际，对其聚集，着重反思，推动中国学界的反思与前瞻，推动中国史学之知识创建汇入人类整体知识洪流。系列反思第四辑以“医疗史”为主题。邀请国内外五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医疗史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论清代北京话

清代北京话与明代北京话相比存在断层。这可能是因为清朝占领北京城以后,使得北京内城的居民搬迁至外城,而旗人进入内城,他们的语言即成为标准语。这是河北方言的汇集,似乎存在比明代北京话更古老的形式。例如,街g佟i,去k侉,巷h伽ng等,牙喉音+i,y在清初还不是j,q,x。

超大系统论:基于制度设计与解释的中间概念的论点剖析

超大系统论(Mega System)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建设方面有重要指导作用。事物、现象、问题具有内在关联性和不可孤立性,强调超大系统性的、跨学科型的问题应对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增水环境系统与大气清洁系统、全球商务战略、云等超大假想计算机系统、跨国新药开发、环境、社会与治理的综合判断投资行为及与益打包式制度设计等都可看做是超大系统。在应对环境能源等相关问题及推进有关法律建设时,超大系统论的指导意义在于应改变利用、索取和单方受益的行动哲学,而更多地关注赋予、回馈和付出,这样才可能实现人类活动与自然变化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