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焦氏家族迁徙传庚看唐代藩镇发展——以河北新出土的《大唐故焦府君墓志铭》为例

河北新出土的《大唐故焦府君墓志铭》刊刻于唐大中十三年(859年),在该墓志近1000字的铭文中,记载了墓主焦文举四代官宦,与其父焦长楚先后均为昭义军节度使的重要幕僚成员,官级达正三品。更为重要的是,铭文还记载了当地政区与人口变迁的许多内部情况,对研究当地地方史乃至唐末河溯藩镇、昭义军的史料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具有补正史之阙的作用。尤其是铭文中对墓主焦氏家族四代职事和驻地迁徙变化以及其家族文化传庚的详细记载,从中可以管窥对应时代、对应地域的唐代中后期藩镇发展、变迁的粗略脉络和趋势以及藩镇与地方行政体系交织过程中的一些制度、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赋到沧桑句便工——中国古代“发愤著述”文学的发展与品鉴

作家在遭遇困厄或精神压抑不得伸展时,常会借著书立说、吟咏词章来抒志遣怀,从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一种常见的文学创作现象——"发愤著述"。这种创作是理想与现实碰撞、理智与情感交锋的精神文化产物,表面看是作家发愤后的情绪宣泄,而其本质都是沿着"艺术触发"开始的文学创作过程,是一种带着痛苦的艺术收获。从孔子的"诗可以怨",到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刘勰的"蓄愤"说、钟嵘的"怨愤"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李贽的"发愤之所作"说等,都可被称为"发愤著述"文学观。关于"发愤著述"文学创作的核心论题,可集中归结于"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的文学观和"赋到沧桑句便工"的创作论,它们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印证了"发愤著述"易于写就伟大、优秀的作品的创作规律。

二十世纪楷书的分期及成就寻绎

二十世纪楷书创作发展,大致可分碑学余绪期、碑帖交融期、风格"百花齐放"期、汉字繁简并行期、美术字与书法联姻期、现代转型期六个时期。二十世纪拥有中国古代书法成果的最新总汇,具有书法"古"性的历史延伸和时代拓展的双重特征,而其总体趋势是在继承、创新和融合状态下,不断走向繁荣,从而为新世纪楷书的再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