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中国女大学生村官研究回顾与展望

自2008年党中央、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工作以来,大学生村官选聘工作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程。选聘大学生村官工作起初是在个别地区先自发性探索,随后在全国多地区大范围试验推广,进而由地方试点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近十年来关于女大学生村官研究的主要议题集中在整体性研究、选聘意义与成效、选聘的基本做法、女大学生村官工作生活现实问题以及职业发展研究等五个方面。把女大学生村官问题单独剥离出来进行专门研究具有必要性,也有独特的研究价值。今后要站在党中央安排部署全局工作的高度,在政策安排、制度构建和实际操作等方面进一步推进女大学生村官的后续研究。

中国乡村治理变迁格局与未来走向:1978-2017

作为国家治理重要场域的乡村,其治理成效好坏与国家治理成败有重大关联。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由国家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发展渐进形成了中国乡村治理变迁格局。基于此项事实,为更好地对中国乡村治理实践进行指导,应在现有中国乡村治理的相关研究基础上总结乡村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概况。以考察中国乡村治理变迁与改革开放之间的契合关系为逻辑起点,探寻了中国乡村治理变迁的三条主要路线。同时,通过分析1978—2017年以来中国乡村治理改革中所涉及的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城乡一体、生态环境及基层民主等关键领域,建议在顶层设计、关键领域和秩序构建等几个方面研判中国乡村治理的未来发展趋势,以期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治理变迁格局与未来走向的相关问题。

秩序重构: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新轨迹

乡村社会治理问题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难点所在。城乡二元差距不断拉大引发的乡村治理结构性变迁,对乡村社会治理秩序造成严重的冲击。传统乡村社会治理在向新型乡村治理转变的过程中呈现行动困境、服务困境、参与困境与制度困境等"多重性"的事实难题。新形势下,在新型乡村社会秩序与治理创新的思路安排下,破解乡村社会秩序难题需要以治理新理念引领乡村社会秩序发展。具体而言,需要在党的十九大思想引领下,通过深化乡村改革、落实公共服务、构建多元主体、创新治理体制等方式进行全面治理创新。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历史、实践与目标

坚持和完善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必须注重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围绕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体制这一意义重大的表述,既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在功能路径、场景路径和技术路径上进行讨论与解读。研究发现,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变革的成就集中在社会治理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治理参与体系、治理主要领域、政党政府协同治理等方面。基于以上逻辑,从中央到地方围绕社会治理体制变革创新,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经验。但由于体制抗力的深层影响,不断变化的形势使现有的社会治理体制面临显性与隐性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多元主体共治、创新手段方法等对策措施。

反思与行动:近十年国内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治理哲学

作为传承民族文化的场域,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进行治理一直是党和政府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扶持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从国家层面来看,我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缘起于2009年,到现在已走过整整十年的治理历程。现阶段,在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治理予以回顾与评述的基础上,进而对不同地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治理经验进行总结,以充分认识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进行治理的重大意义。这能够认识当前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治理中存在“自然-社会”双重因素制约、治理意识明显滞后、民族文化同质化明显、文化传承的人才缺失、多元主体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等显性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路径选择上,要形成有效的治理合力、创新治理手段方法、因地制宜做好工作、培育村寨治理精英和建构多元主体治理格局,这是未来我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治理的根本方向。

协同治理:基层政府与乡村社区构造中的新轨迹

作为一种具有较强认同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乡村社区承担着联系国家和社会的桥梁作用。经过长期的发展,乡村社区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进步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在看到乡村社区徘徊于国家与社会治理中的表征下,也应深刻分析乡村社区如何与基层政府协同治理的问题。文章紧扣基层政府与乡村社区这两大治理主体,以协同治理的内涵和外延为视角,对基层政府与乡村社区之间历史的演进、治理的遭遇等基本问题进行逻辑梳理。基于此,文章重点从社区治理体系的再塑、拓宽利益诉求的方式以及监督模式的执行来深入论证两者在协同治理上的可操作性,来全面探讨基层政府与乡村社区协同治理的新轨迹,以期揭示两者在协同治理上的实践与探索。

以治理创新推动乡村社会发展

乡村治理的好坏不仅决定着乡村社会的发展、繁荣与稳定,也体现国家治理的整体水平。文章从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容和目标为出发点,分析了当前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在观念缺失、组织难育、体制失灵及人才缺失等方面的现实难题,在乡村治理创新的目标导向下,提出更新观念、创新制度、发展社会组织以及搭建人才平台等具体措施。这对重构乡村社会治理新秩序,确保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起到促进作用。

民主监督:城市社区治理中的重要手段

伴随着多领域、多维度社会治理的逐步深入,城市社区所承担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工作任务日益繁重,责任更加重大,其所面临的各项治理风险也较易发生。鉴于此,对城市社区各项事务的日常监督就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在确保社区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的基础上,对社区民主监督模式的探索就兼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通过对城市社区民主监督工作的主要内容进行概述,来阐释民主监督工作在具体探索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要强化流程监管、构建民主监督机制、提升队伍履职水平的路径探索。以期让民主监督成为新时期强化城市社区公共权力监督制约以及加强基层建设的一种重要形式和有效手段。

以治理创新推动乡村社会发展

中共昆明市委党校决策咨询研究所助教李达、云南中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助教赵秋苑在《山东行政学院学报》发文指出，乡村治理的好坏不仅决定着乡村社会的发展、繁荣与稳定，也体现国家治理的整体水平。当前，我国的乡村治理的主要任务是以乡镇基层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为多元主体，以实现各项利益关系协调为出发点，规范乡村居民社会行为，化解乡村治理变迁过程中的矛盾，实现乡村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社会治理共同体:一个文献述评

对人类社会的解读,可以从共同体的视角出发。作为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形态,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是对治理领域的重新思考、设计与建构,其变革的动力来源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深层次变革,也是为了适应治理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现阶段,在社会治理领域引入共同体这一概念,首先就需要对其理论来源和现实基础做出一个大致的回顾与梳理。从整体上来看,诸多学者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从理论维度、历史维度、实践维度和时代维度四个方面对社会治理共同体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与讨论。这彰显了在社会治理走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调整、社会治理领域的再发现、社会治理空间的再拓展。研究发现,对建立在文献述评基础上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问题进行讨论,可以尝试通过研究结论和发展趋势这一双重分析视角进行述评,这能为我们在新时代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理论指引和现实关照。

近十年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回顾与思考

作为文化沉淀的载体,村寨搭建起联系传统与现代生活的桥梁。重新审视近十年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需要在回应群众需求、实现共享发展以及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层面进行思考,以此昭示其价值确定、价值选择及价值追求。通过案例分析和事实研判,能够清晰认识到当前村寨建设中存在的显性和隐性冲突,这致使其发生形式与实质的裂变。只有彻底超越传统的“中心—边缘”结构和工具主义思维,在编制村寨规划、多元主体共治、上下联动探索、因地制宜布局和推动人才发展上进行安排,才能促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在程序与实体层面实现融合共生,进而建构起传统与现代融合、城市与乡村并轨的治理体制。

整合与重建:西部乡村生态振兴的新轨迹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总要求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即生态文明建设质量的高低和效果,因而乡村生态振兴就构成了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必须关注的重要内容。当前,中国乡村生态治理存在一定程度的恶化趋势,其根源在于粗放型发展思维主导下的行动逻辑和自身转型造成的共时性叠加效应。在例证西部地区K市乡村生态振兴发展逻辑的基础上,文章对不同地区乡村生态振兴的实践进行了经验总结与拓展,指出新时代下,修复中国乡村生态治理环境,需要通过秩序重构与整合来有效应对当前乡村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治理维度。通过坚持党的领导与组织保障相协调、以"四个精准"统筹推进农业绿色发展,重点治理农业环境中的突出问题,持续推进和改善人居环境,扩大多元主体参与渠道,建立健全生态系统保护制度等六个方面作为新时代乡村生态振兴的突破口和新取向,以期早日实现建成"美丽中国"的长远目标。

马克思社会建设思想及其中国化成果

基于批判与建构基础上的马克思社会建设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革命性、科学性和人民性,不断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新视野。马克思社会建设思想是逻辑性、系统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内容体系,其实质就是现实自由的理论逻辑。它包含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公平正义等主体内容。在对马克思社会建设理论阐释的过程中,要从理论基础、本质规定和鲜明特征这三个着力点来科学把握其思想本原。马克思社会建设思想的中国化成果贡献维度集中于形成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理论、确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治理的重大课题等内容。新时代要把马克思社会建设思想融入到当代中国发展实践中来,不断赋予其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进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中国社会建设事业推向未来。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秩序重构

如何在新时期、新阶段下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当前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需要思考的重大现实问题。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成就明显,但难度凸显,问题频发等情况在事实层上迟滞了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如何明晰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表征状态和未来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此逻辑框架建构下,需要在精准把握社会治理发展的实践下,从强化政府主导作用、培育社会组织、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总结治理经验、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等五个方面进行重新梳理和布局。唯有如此,才能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节点下推动中国社会治理实现发展跨越。

始终坚持“党校姓党”全力推动昆明干部教育事业改革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昆明市委党校在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及上级党校的大力指导下,始终坚持"党校姓党",致力加强党员干部队伍教育培训和资政建言,全力推动昆明干部教育事业改革发展。一、市委党校为全市改革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昆明市历届领导班子和广大党员干部队伍鮸力同心,勤奋工作,全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伟大成就。

以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基于A市Q镇个案观察的经验阐释

与以往大部分研究基层干部队伍对于基层政府开展的认知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不同,在基层党委执行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基层干部在政策目标推进中存在偏离总体要求的情况。鉴于此,本研究以实证的方式将A市Q镇全面从严治党的情况作为个案观察研究对象,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考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现实情况、具体案例、教训启示三个维度,来进一步剖析基层干部队伍在全面从严治党场域下存在的薄弱环节。在此研究前提和范式下,建议在树立政治自觉、践行"四种形态"、深化政治巡察、遏制权力寻租等方面下功夫。唯有如此,才能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统筹协调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推进从严治党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向纵深发展。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秩序重构

如何在新时期、新阶段下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当前国家、社会、个人层面需要思考的重大现实问题。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成就明显,但难度凸显、问题频发等情况迟滞了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如何明晰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表征状态和未来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此逻辑框架建构下,需要在精准把握社会治理发展的实践下,从强化政府主导作用、培育社会组织、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总结治理经验等五个方面进行重新梳理和布局。唯有如此,才能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节点下推动中国社会治理实现跨越发展。

移风易俗在三台乡的生动实践

云南省大姚县三台乡是中国有名的“核桃之乡”。近年来,三台乡按照乡风文明的要求,采取措施,不断推动移风易俗工作落地生根。主要工作长期以来,三台乡存在大操大办红白喜事的不良风气,一些人甚至自设名目操办宴请,造成铺张浪费、盲目攀比,名目繁多的人情往来让不少群众苦不堪言,有部分群众因频繁随礼而陷入贫困。

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的四个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特点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核心问题的系统思考,认识到社会治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