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基层检察院信息安全系统的自主可控

本文从基层检察信息系统自主可控的意义、存在问题以及如何做好自主可控等方面进行论述。

基层检察院信息网络系统安全探究

为适应网络应用的需求,检察系统建立了从最高检到基层院三级联网的检察系统专线网,随着检察机关利用计算机网络的普遍展开,三级网覆盖面的扩大,服务器和各种网络设备呈几何级数增长,网络安全的隐患也愈加突显出来。如果不能解决信息网络的安全问题,将直接影响到信息系统的运行和生存。笔者作为一名基层院的网络技术管理人员,在工作中曾大量接触网络安全方面的实际事例,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本文通过信息网络系统安全需求、信息网络系统安全威胁分析、信息网络系统安全策略、网络系统安全技术部署几个方面进行探究。

深入实施数字检察战略 不断助力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数字检察,是检察机关运用科技赋能、数字赋能深化法律监督的一种新模式。通过数据共享、线索归集、类案办理,它能够推进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重塑性变革。近两年来,数字检察建设的推进明显提升了社会治理效能。

检察机关建立法律援助律师担任合适成年人制度探究

近年来城市流动人口大量增加,其中不乏脱离了监护人的未成年人。有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不能或不愿参与到刑事诉讼中来,这无疑架空了我国刑事法律中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的规定,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合适成年人是一种独立于法定代理人之外的诉讼参与人,评价合适性的标准主要是看该成年人的到场是否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要求。律师熟悉法律,能够在旁听时切实监督检察机关是否存在诱供、刑讯等违法行为,从而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提高口供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因此法律援助律师担任合适成年人具有合理性与优越性。

检察机关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准化适用——以办理故意伤害案件为视角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具有的检察权必须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近年来,刑事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轻罪犯罪态势持续提升。立足于新的发展阶段,检察机关应以法治思想为指引,积极主动回应人民群众对于法治的新要求、新期待,在具体办理案件过程中落实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故意伤害案件作为常见多发案件,检察机关在每一件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应努力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本文以故意伤害犯罪的类型化为路径,研究检察机关在办理故意伤害案件过程中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准化适用,以期达到案件办理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相统一。

试论社区矫正人员权利保护的检察监督

我国自2003年实行社区矫正以来,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是由于长期受我国刑罚传统的影响,矫正工作中侧重对矫正对象的监管,忽视了对矫正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文章从检察机关检察监督权的角度来探讨如何完善社区矫正下的检察监督体制,进而保障矫正人员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真正实现社区矫正的目的。

检察环节社会矛盾化解、办案与调解对接的工作机制问题——以民行部门检调对接工作机制的建立为视角

三项重点工作的不断深入和"大调解"机制的建立,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为贵"、"息诉"的民族社会心理,弘扬了追求和谐融合的历史文化传统,为维护一方社会稳定、实现群众利益、促进公平正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誉。检调对接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应运而生。

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规范化研究

自行补充侦查的实践探索,为推动完善自行补充侦查机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实践中自行补充侦查还存在主动性不高、缺乏规范指引等问题。本文在启动原则、适用范围、行使程序等方面对自行补充侦查规范化提出建议,同时提出应当从提升能力、强化协作、重视激励和监督等方面强化自行补充侦查的制度保障。

试论微博时代下的检察公共关系建设

检察公共关系建设是实现检民关系良性互动的重要基础。针对当前微博时代的特点,必须利用微博加强检察公共关系建设,提高检察机关的公关能力,密切检民关系,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树立检察机关的执法形象,维护司法公信力。

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加强群众工作研究

检察机关提高执法能力,最核心的是提高群众工作能力,群众工作的本领,决定了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文章从新形势下加强检察机关群众工作的必要性、检察机关在当前群众工作上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如何应对新形势对检察机关的新要求等方面入手,论述如何提高新时期群众工作的能力。

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之再思考

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是指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自行依法收集、调取证据的专门诉讼活动。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是退回补充侦查工作的有益补充,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主责主业,维护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的有效路径。

侦查取证的监督机制研究——以北京市A区检察院检察委员会2006—2010年期间法定不诉和存疑不诉的案件为样本

证据是链接程序法与实体法的纽带,案件能否得到公正处理与证据息息相关。在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经常出现取证"瑕疵"而导致案件证据无法认定,进而影响案件的有效处理。基于各种原因所限,检察机关对侦查取证的监督经常成为检察机关日常办案的"附属品"。为此,我们对取证"瑕疵"的种种样态进行实证分析,剖析监督侦查取证的困难所在,并且结合当前检察工作,从机制层面对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监督关系进行建构分析。

部分试点检察院主任检察官的职权配置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1]总体上，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所确定的45项由检察长、副检察长行使的职权，根据权力的性质、特点、影响等，由检察长向不同办案部门的主任检察官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授权。整体上讲，对公诉、诉讼监督、自侦部门的主任检察官授权程度依次递减，行使审查批捕、公诉等职权的主任检察官可以更为独立。对于非终局性的权力如起诉权，由主任检察官独立行使，而不起诉等终局性权力，则不完全由主任检察官行使；对于有重大影响的案件、重大程序性问题，报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其他案件或事项可由主任检察官决定，对于应由检察长决定的事项，主任检察官有权提出建议。

基层检察机关完善数字检察工作模式的思考

检察机关日益适应数字化形势开展数字检察改革。基层检察机关作为数字检察工作的主体,应构建完善数字检察工作模式进而推动法律监督工作。本课题着重比较当前不同数字检察工作模式,在前述考察基础上提出基层检察机关构建科学有效数字检察工作模式需要契合数字检察改革的要求、服务法律监督职责履行、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承继检察信息化的发展、顺应现有检察权运行机制,提出组织一体化架构、数据流畅化运用、平台通用化整合、案件协同化办理、配套优质化完善等路径设想。

检察院严把职权,做好矫正人员调查评估工作

借鉴“眉山模式”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被视为恢复性司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它要求动员社会力量，吸收犯罪人居住社区的民众及志愿者参与到对犯罪的惩治中来，在非监禁中实现犯罪人的教育矫正和“再社会化”。

比特币等虚拟货币金融犯罪风险前瞻

比特币作为一种新兴的虚拟电子币,目前已经具有了货币所具有的五大职能,其诞生给货币的发行、流通带来了新的理念。比特币的去中心化、全球流通的特点也给当前的货币体系带来巨大挑战,只要获得国家认可,就能成为真正合法流通的货币。比特币所具有的相对于传统货币的突出优势对金融管理秩序造成重大冲击,也增加了金融犯罪的风险。本文通过对比特币特征的研究,结合法学理论对比特币流通中可能带来的金融犯罪风险进行初步探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基于Android智能终端微信应用的数字取证分析模型的研究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智能终端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智能终端应用——微信，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正是由于微信的流行，利用微信进行违法犯罪行为越为突出，针对Android手机微信数据的可信提取和溯源分析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介绍了智能终端的数字取证技术研究现状，并分析了使用国内外取证工具进行微信取证时存在的瓶颈问题，研究和设计了针对Android智能终端微信应用的数字取证分析模型，并在数据提取和数据分析方面提出了APP数据建模分析、时间序列分析、数据关联分析等方法和模型。

取证分析SaaS云的安全体系及关键技术研究

文章结合云计算的特点探讨了取证分析SaaS云的安全需求,提出一种取证分析SaaS云的安全技术体系结构,该体系结构引入固件安全技术、数据自销毁技术、云恶意行为检测技术、云安全评估评价技术以及云安全取证技术等最新的高端安全保障技术,为取证分析SaaS云提供安全服务。

试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被害人1作为直接受害人,其权利无论在法律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一直遭受冷遇。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不仅承受着实体利益的丧失,程序权利亦未得到有效保护,这种权利保护薄弱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动因。鉴于刑事被害人的权利境遇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加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自然至关重要。

电子证据鉴定技术和规范研究

本文旨在通过将电子证据检验鉴定的计算机技术和案件的侦查措施相结合,从电子证据检验对象、电子证据检验材料的提取与保存、电子证据取证的发展与规范、电子证据检验的要求和作用、电子证据检验技术方法、如何开展电子证据检验及专业建设等方面入手,对电子证据的取证及检验方法进行深入探讨,进而研究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对电子证据提取和检验应注意的问题和重点工作,以及公诉和批捕部门对侦查机关提供的电子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时应注意的问题。通过研究分析,为检察机关实际运用电子证据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为办案过程中如何搜集和运用电子证据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为制定有关电子证据的收集与运用的规则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