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大学接收东亚留学生的开端与培养特点

基于明治大学110年来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历史,在回顾以往学界及明治大学亚洲留学生研究会相关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以明治大学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历程为研究对象,分析明治大学接收中国留学生与创办经纬学堂的关系,梳理清朝最后3年间中国留日毕业生的整体情况,进而寻找明治大学培养东亚留学生的整体特点,探索东亚各国留学生在明治大学的种种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在有成就的留学毕业生生涯中占有的地位和对其产生的影响,并得出"明治大学最早接收的东亚留学生是朝鲜留学生,始于1896年"的结论,指出留学生史研究在资料方面存在的障碍,并强调留学生派遣方和接收方共同研究留学生史的重要性。

“民族”和“语言”双重束缚下“在日”文学的现状与走向

"在日"文学是指日本殖民朝鲜半岛时期(1910~1945)来到日本或被强行带到日本的朝鲜人主要用"日语"创作的文学总称。这些文学围绕着1945年8月5日朝鲜"解放"后仍残留于日本的朝鲜人不回国的理由、战后朝鲜半岛的南北分裂状况以及日本社会存在着的"民族(朝鲜人)差别"等问题,追问自我民族身份而创作的小说、诗歌和短歌等。以最初获得芥川奖的李恢成为首,"在日"作家历经第一世代(朝鲜半岛出生)、第二世代(日本出生)、第三·第四世代(父母及作家本人均日本出生)四个文学世代的历史,在日本战后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在战后70多年的当今,"在日"文学如何坚守自我的民族身份,在日本现代文学中占据怎样的位置,又将走向何方等,伴随着第一世代文学者的相继故去,第三、第四世代文学者肩负着重要的课题。

汉学是科学吗——现代中国汉学和宋学的对立

20世纪初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加速了科学与哲学的分化,汉学和宋学的对立也被卷入这种分化之中。在科学派一方,丁文江坚持科学万能论,主张汉学是科学,宋学不是科学;胡适认为汉学并非汉儒之学,而是宋学“格物致知”方法的延续和发展,与西方科学处于同一路向。在玄学派一方,张君劢认为宋学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企图以宋学包容汉学并由此重建新儒学;冯友兰则认为宋学是哲学而非科学,正是因为其具有空虚这一不同于科学的特征而成为中国哲学经久不变的主流。而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前,王国维早已对汉宋划界问题有所预见,他较为倾心于汉学并试图调和两者的矛盾,然终不可得。对汉宋划界形成过程的追溯为我们重新思考何谓“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思路。

清太宗皇太极和毛文龙的议和

一天启二年(天命十一年,1622年),明末辽东武将毛文龙进驻鸭绿江口附近的椵岛(明称皮岛),募集辽东逃民,开辟东江镇。竟被任命为都督。毛立足于明、后金、朝鲜三国之间的交通要冲,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很有势力。清太祖(努尔哈赤)晚年,毛文龙屡次从后金的背后袭击、威胁其后方。太宗(皇太极)即位后。

武田泰淳的中国--鲁迅与竹内好

一、创作之艰难所有的文学家都关注这一点——往前行动一步试试看,你那拙劣、贫弱的文章将会丑态毕露。德田秋声笔下的刁民、岛崎藤村笔下那些明治初年的遗老、还有中野重治笔下的伪装转向的转向者,他们的眼睛一直都在盯着我。我迄今依然没能把握住发现“自我”的途径。(中略)在看破世间万物的同时必将受到世间万物的影响,从而才能够看破一切。无法看破一切,自身将永远处于难以圆满的状态。写作,原本就是为了克服这样的宿命。

1990年之后东京大城市圈的空间重构

本文探讨了1990年以来东京大城市圈空间扩展与变迁以及全球化对东京的影响全球化对城市空间的重构有很大影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流动、劳动力转移、产业结构变化等因素是影响城市空间重构的主要要素。因此。

现代日本代际差距的状况分析——基于自身经验的视角

本文试图揭示在与政治同步发生变化的经济因素、社会背景这一条件下,现代日本出现的社会问题。如平成日本在政治状况上呈现出内阁更迭频繁,在经济方面则进入了萧条时代。特别是泡沫经济的破裂导致日本社会出现了代际差距,而代际差距的出现又引发了就业、教育、道德、福祉等一些列新的社会问题。本文基于笔者自身的经验,对现代日本代际差距的真是状况进行分析,并藉此考察泡沫经济破裂的诸多原因,并以"平成日本"为研究对象,探讨日本研究今后面临的课题和应做的努力。

性差政治批判与女性本质重构:大庭美奈子“山姥”问题研究

山姥是存在于日本民间信仰中的女神,同时也是日本文学中出现频率较高、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性差符号。传统上对山姥的塑造存在着扭曲女性形象、歪曲女性本质的问题。因此,近代以来的女性作家批判山姥的声音不绝于耳。其中,大庭美奈子《山姥的微笑》是当代日本文学中揭露山姥的性差构造、重构女性本质的重要篇章。论文将在性差批评观念下考察大庭美奈子文学中山姥的源流以及塑造山姥的性差政治空间,在解读大庭文学解构性差符号山姥的过程中揭示山姥"微笑"中具有的反讽意义并对山姥以极端方式脱离家庭的选择展开文学阐释,评价大庭美奈子文学在战后日本文学中对山姥的性差政治批判以及她在女性本质发现与重构历程中的文学突破及社会意义。

“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再探讨

1784年,二位佃农在九州岛北部的志贺岛偶然发现一枚＂汉委奴国王＂金印,学者们认为它就是《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记载的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委奴国奉贡朝贺时光武帝赐给的印绶。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此印应该是江户时代（1603～1867）仿制的,也有人认为此印为赝品。经过多角度的研究,我认为这些质疑是不能成立的。

文学自白的制度化及其失效——柄谷行人文学批评中的私人语言批判

自白作为文学表现技巧,事关自我言说的可能性限度这一重要问题。一方面,作为一种话语制度的自白,其成立建基于“本心—欺瞒”的二元图示;另一方面,基督教传统的自白仪式在宗教改革后逐渐转向私人化,自白便可溯源到这种基督教的私人忏悔。此时,以后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私人语言批判能够提供一个拒绝私人化自白与承担他者伦理责任的契机。基于此,柄谷行人对文学自白的批判并非指向文类,而是自白文体中存在的与他者之伦理性关系的切断这一弊端。柄谷行人对夏目漱石《心》的分析则显示出对内省的主体性的反思,只有直面伦理关系中不可避的他者才能真正望见真实。

關於唐法門寺咸通十四年(873)舍利供養的考察——兼論法門寺《真身誌文》碑

一、前言——《真身誌文》簡介1987年春,從中國陝西省扶風縣法門寺十三層真身舍利塔的地下(地宫)出土了金銀器、陶瓷器、玻璃製品及絹製品等大量文物。其中最重要的是分别置於幾個多重寶函内的四枚指骨舍利。這些舍利是作爲釋迦真身即真骨保存在該寺的.

日本政府对“天津外交”的认识与运用

明治初期日本政府趋向于通过总理衙门来解决外交问题,在历经琉球案交涉失败的教训之后,日本政府开始意识到李鸿章在对日外交中的地位,并开始接受以李鸿章为主体的“天津外交”,进而巧妙地运用它来为日本谋取利益。“天津外交”的核心是“和戎”,从主观动机来说,李鸿章的和戎思想是着眼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客观上来说,它虽为清朝解决了许多外交问题,却存在泄露国家军事机密等负面结果。

两人的卡门 战后日本电影中的“肉体”言说与表象

在战败后的"败北文化"中,"肉体言说"理论基于战败的现实状况,对于女性身体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从而掀起了日本文化界"肉体"艺术的热潮。这种文化热潮很自然地影响到日本电影的创作,作为战后民主主义象征的女性身体的表象也在银幕之上开始泛滥。本文对于战后肉体言说的代表之作、木下惠介导演的影片《卡门回故乡》进行了分析,同时,探寻由此对上世纪60年代铃木清顺导演的影片《河内的卡门》所带来的影响。

唐初村落制度的“新史料”——西安碑林博物馆藏《荔非明达等四面造像题名》之再探讨

序论隋文帝确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在整顿作为统治基础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同时,于平定南朝陈不久后的开皇九年(589年)二月,实施了新的村落制度,即制定了隋代的乡里制度。在此之前的隋开皇二年(582年)令施行期间,实行的是隋初三长制。隋初三长制吸收了北魏以来三长制的传统,在畿内、畿外各设置了由族(100家,族正)一闾(25家,闾正)—保(5家,保长)和党(100家,党长)一里(25家,里正)一保(5家,保长)三级构成的村落组织。隋代乡里制没有隋初三长制畿内、畿外之别,省略了相当于三长制中间组织的25家的村落组织,把原来的村落组织重新编成乡(500家,

秦汉地方行政中的决策过程

前言在中国,通过官僚机构实施统治或展开行政正式始于战国时期,这种统治或行政方式又依凭各种官府所制成的数量巨大的公文书或官方簿籍及其收发文件而成立,所以可被称为所谓的文书行政。~4自20世纪始,支撑文书行政的公文书、官方簿借以简牍史料的形式陆续出土。同时,作为探讨文书行政之制度基础的史料,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等与律令、法制相关的简牍也颇为重要。

秦简中所见的童工——兼及对家庭内部的多样性以及社会的流动性之理解

前言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秦简(岳麓书院秦简、里耶秦简)^(1)中有关童工的记录,探讨生活在当时的人们的家庭人员构成以及这些人的人生经历的多样性,进而探讨当时社会的流动性。本文所说的童工为十几岁的孩子,主要年龄段在14—15岁,还包括10岁以下的儿童,具体会在后文详述。

甲卒小考——据地湾出土的甲卒简牍

前言在汉代史料中,可以看到“甲卒”这样的词,如《史记》记载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这里的“甲卒”历来被认为是与战士同义的军人之意,且似乎不仅承担驻守前线的防务,还须参与物资输送的任务。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策划进攻匈奴,实施了大规模的征发,此时亦可见到甲卒的身影。

往來肩水金關的人們與西漢後期的邊郡、内郡

前言衆所周知,漢代存在内郡與邊郡的區别。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漢書·百官公卿表》)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烽火追虜。置長史一人,掌兵馬。丞一人,治民。當兵行,領長史。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農都尉,皆不治民,不給衛士。(《漢舊儀》卷下)參考上引史料與渡邊信一郎的研究,1所謂邊郡位於漢朝統治領域外圍,轄區内包含有异民族集圑,设置有部都尉府等,帶有濃重的軍事色彩。

關於陸游詩與自注的構造關係

一、序論一般而言,文學作品的注釋是爲了幫忙讀者理解作品而存在。而作者所作的"自注",則往往因爲反映了僅作者本人所知的知識或意圖,而成爲讀者不可輕易放過的信息。謝靈運在《山居賦》等賦中所作的自注,可謂是中國文學當中自注的早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