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富裕与道德

Peter Singer首先对富裕国家的民众应当给远在千里之外发生饥荒的难民提供援助进行道德辩护,并提出了强的道德原则:如果我们有能力阻止非常不好的事情发生,并且不会因此而牺牲任何具有道德价值的东西,那么我们在道德上就应当去做。然后在修正传统道德概念图式的基础上,对"责任与慈善"进行重新区分,并论证了此种援助是义务行为而非超义务行为。同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为"在无需牺牲具有同等道德价值的东西的前提下,我们应当尽最大努力阻止苦难的发生"这一道德原则进行了有力辩护,解决了富裕国家的民众应当捐赠多少的问题,即捐赠额不超过边际效应点——"捐赠者将给其自身及其家属带来严重的痛苦"——即可。最后,对不捐赠的两个重要理由——"私人捐赠会纵容政府及该社会中未捐赠的成员逃避他们的责任";"除非存在有效的人口控制,否则饥荒救援仅仅是在推迟饥荒的发生"——进行了有力反驳,主张富裕国家的民众应当通过"饥荒救助或者人口控制的方法,或者两种方法都采取"的方式缓解贫困国家的饥荒问题。

非支配自由和新罗马共和主义——对菲利普·佩蒂特的访谈

一、回顾佩蒂特的共和主义理论郭峻赫:大约15年前,自从东北亚学者引介你的共和主义理论,人们一直对你的自由概念非常感兴趣,特别是他们渴望找到一种不同于全球范围内“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替代方案。现在很多人都读过你1997年出版的《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Republicanism:A Theory of Freedom and Government)和2014年出版的《自由足矣:复杂世界的道德指南》(Just Freedom:A Moral Compass for a Complex World)。

公共理性的国内语境与全球视野：合法性、多样性与政治共同体

文章通过对公共理性的含义的解释,认为在国内政治中,该思想要求行使权力者必须公开在公众面前给出理由,并允许其他人提出异议。在国际政治语境中,公共理性有助于界定全球政治、文化多样性的基础和界限,尊重合法性的价值,尊重集体自治的政治共同体或人民的价值。

代表：回应与标示

公共代表可能是回应性的,也可能是标示性的。理论家们一直关注前者,忽视后者。本文从抽象理论推演、政治思想传统与政治实践三个层面纠正这种偏差。标示性代表也许不是选举产生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公共控制,他们为公众服务的独特方式彰显其民主效用及必要性,因此具有很强的民主正当性。如果人民充分占有信息,公民大会可以很好地标示人民会如何处理特定议题;在很多领域,其标示效果比民选代表之间达成的共识更好。在民选代表的利益可能诱发自利性不稳定的领域,法定官员可以为如何最好地服务公共利益提供可靠的保障。最后,私人总检察长可以迫使所有其他代表,不管是民选的还是非民选的,都恪守符合共同体宪法或其他规范的标准和利益。

自主治理的人民相互负有什么义务:普世主义、多样性还是《万民法》

本文为罗尔斯对不同人民之间多样性的有条件包容提供了一个道德辩护,这种辩护不是依赖于全球多样性的事实,而是建立在集体自主治理的道德意义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论证了适用于西方社会的分配性正义原则并不适用于国际社会,自由社会应当充分尊重非自由的但合宜的、秩序良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