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概念中的变革

一、引言 “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概念在欧洲16世纪的诞生以及在17世纪的传播关涉一种政治理解上的变革。众所周知，“国家理性”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即它声称国家维存的目标——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统治（合法或不合法）——能够采取任何手段来追求，而不管正义与否。

美国限制中国农地投资的风险政治逻辑

虽然中国对美国农地的投资规模较小,但近年来美国在联邦和州层面出台了大量限制中国农地投资的法案。基于风险的开放经济政治框架可以发现,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居民往往有着类似的风险偏好,风险感知通过对相似性的判断而形成。由于中美之间在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和历史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美国社会和政治人物对中国的农地投资的风险感知往往被放大,促使对中国投资的风险评估更为保守。例如,在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的案例中,对食品安全标准的担忧和对美国食品供应链潜在风险的关注加剧了对中国农业投资的警觉性。类似地,在阜丰投资北达科他州的案例中,投资方的中国背景和项目与重要军事基地的地理邻近性引起的国家安全担忧导致了项目的取消。

欧洲知识分子的失败?

知识分子一直因未能让人们对遭受危机破坏的欧洲重树信心而备受指责。但是,让.维尔纳.米勒认为,对合法的欧洲叙事的呼吁连同对欧洲主义黄金时代的怀旧情绪其实仍然忠实于19世纪民族国家构建的逻辑。那么,欧洲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呢?知识分子应该警惕准民族主义宏大叙事的塑造,作为澄清者(clarifiers)承担向读者解释欧洲的责任,兼任通俗化解释者和民族传统的阐述者,跨越国界扮演文化翻译者和政治协调者。面对欧洲政治危机,自由和民主应该是欧洲知识分子永远捍卫的价值观。

新兴的亚洲权力网络：亚洲内部双边安全关系的凸显

在亚洲出现的双边安全关系建基于早先已经存在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合作之上。亚洲各国将各自的安全关系多样化起初是为了防止受到中国崛起和美国在区域未来扮演角色的严重不确定性的损害。双边关系得以发展还由于各国寻求一种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以及在区域内和全球事务上扮演更为重要角色的办法。经过过去十多年的发展，如今亚洲内部的互动已经充分地增进了全方位的安全合作，这包括高层次国防访问、双边安全协定、联合行动和军事演习、军售和军事教育项目。

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强化民粹主义政治?

有不少观点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社会的民粹主义将因疫情影响而遭受沉重打击。但本文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很可能并不会削弱西方民粹主义的势头,反而会增强民粹主义政客的势力。其原因在于,疫情所造成的特殊社会氛围会为民粹主义者的传统政治伎俩提供合法化渠道和依据。因此,人们有必要对这种可能性保持警惕,而不应盲目乐观。同时,左翼也应当在疫情期间寻求制度化的手段,团结和动员民众以抵御民粹主义崛起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难以抓住的民主

晚近现代世界的民主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考虑到现代权力形式的可怕潜能，及其从社会和自然世界所榨取的东西，民主也就必然没有希望，没有什么值得为之奋斗之处。我们需要把民主重新理解为某种非政府形式的东西。本文认为，所谓当代民主困境不是人们经常所说的，古代民主概念与现代政治社会的规模和范围不相容。而是任何植根于作为行动者的公民和参与性政治的民主概念，都与国家的现代抉择不相容，这个现代抉择即国家成为政治生活的固定核心，而相关的政治概念就是持续围绕单一主导目标的活动，即控制或影响国家机构。民主制是一项关乎普通公民政治潜质的工程，也就是说，关乎他们经由公共关怀的自我发现及其实现方式成为政治存在的可能性。

使公民有道德:导论

法律并不能使人成为道德的。只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只有基于正确的理由而自由地选择做道德上正确的事情,人们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法律能够命令人们从外在方面遵守道德规则,但是不能强制理性与意志的内在行动,而正是这些内在行动使得从外在方面遵守道德要求的一个行动成为一个道德行动。

美德理论与至善主义法学:价值与限度

古老的核心传统主张国家有义务通过立法的方式惩恶扬善,本文将为核心传统的这一至善主义的观点提供辩护。为了进一步驳斥自由主义的观点,文章集中关注和梳理了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关于政治社会、法律以及道德正直性方面的理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不仅要关心协调好人们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必须设法塑造人们的道德品性。阿奎那承袭了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那个观点,但是他做了一些更为细致的阐述和补充,认为道德性法律本身必须是正当的,否则的话,不正当之法难以引导人们去做一个道德上更高尚的人。

自由选择、实践理性和法治的适切性

一、法治有时,人们会对法治提出各种主张,这些主张对法治进行了过分的渲染。例如,30年前,在当代对法治的概念做出了最佳解释的理论家,朗·富勒[1]似乎断言,暴君统治者(ruler’s)不能在追求他们有害的目的的同时,又能严格遵守法治的要求。富勒主张,或者说他的批评者认为他主张,法治依赖的是一种程序上的保障,而不是对实质不正义的否认。[2]富勒的批评者则回应,邪恶的统治者有时纯粹出于自私的动机,也会去避免官方的违法行为,以及约束自己按照法定程序行事。他们争辩说,严格遵守由这些规则构成的法律程序并不能够保证他们颁布和执行的法律不具有实质性的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