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检察职业道德的理论基点、内容体系及根本功能

当前，我国正处于诸多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交织的特殊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促使公众对司法工作抱有更加强烈的期待。在追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公众更加关注个体权利的保护，更加重视制度的力量，更多地将寻求公平正义的期待投向司法工作，投向检察官和法官本人。特别由于我国法治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法律法规应对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欠完善性，以致检察裁量权欠缺规制，为以权谋私留下漏洞。

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溯源

中西古代法制史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但御史制度和监察官制度却能够提供关于行政监督的丰富素材。结合检察监督的历史,可以在一种更为开阔的理论模式下,理解中国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现状。

诚信观的历史流变及中西比较之现代启示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诚信观渐次历经了夏商周的萌芽期、春秋战国的塑型期、秦汉的体系化时期、宋明的哲理化时期与明清至现当代的式微、调整期,是社会道德范畴的重要内容并表现为相关字、词涵义的变化、延展及其文献著述。在同西方诚信观的多方位比较后,中国传统诚信观必须检讨己身,实现扬长避短、兼收并蓄基础之上的现代性转化。

“腐败黑数”畸高之文化传统与社会责任分析

反腐败是学界及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文化传统与社会责任的分析维度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深刻反思我国的"腐败黑数"问题。对于畸高"腐败黑数"中主要由文化、社会等外在因素导致的行为失范和腐败犯罪,应主要立足于宽容的救赎,而控制和消弥畸高"腐败黑数"的根本出路应是植根于文化基础之上的严密而人性化的制度设计。

新刑诉法适用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

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档案封存制度等,本着对未成年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新刑诉法实施后,立足于解决检察实际中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初步构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

“再听证”条款考疑

介绍了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关于再次举行听证会的规定。分析了我国行政程序法试拟稿及部分地方立法中有关于再听证规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关于基层司法“压力源”的深层思考

基层司法的压力过大,逐渐成为制约法制建设规范化和常态化发展的一个普遍共识。通过多层次、多维度地分解"压力源",可以发现,基层司法机关的编制待遇、司法权的性质及其运作方式与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是其中的深层因素。

高素质的法官、检察官:司法公信力的人力保障

应着力建设精英化的法律职业群体，改革当前以行政职级为准的管理模式，加强法官。

对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问题的思考

2018年10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计目的,在于鼓励、引导确实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并予以从宽处理。该制度坚持在打击犯罪的基础上提升办案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但在“两审终审制”原则未设定例外的情况下,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是否应当受到限制甚至取消,当前司法界颇有所争议。本文拟从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问题的现状出发,探讨当前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以期促进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