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传统:Z世代的“新国潮”传播及其文化价值重构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面向过去”的传统文化不断受到消费文化和流行文化等的冲击,其传播、传承与保护面临困境。特别是在乙世代青年群体中,传统文化的认同面临挑战。如何在时代发展语境中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径,是迫在眉睫需解决的问题。近年来,“新国潮”的流行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与实践范式。在数字平台中,乙世代通过多样的文化实践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参与式传播和创造性转化,在重构“新国潮”文化价值的同时,也革新了传统文化的当代言说方式。

跨越边界:跨媒介艺术的思想谱系与研究进路

跨媒介艺术理论从关系而非实体出发,聚焦不同艺术媒介之间“跨越边界”的现象。近年来,该理论的兴起,既是对当代日趋混合的艺术实践的某种回应,也体现了人们对媒介特性论所推崇的“纯粹媒介”的不满。跨媒介可分为共通、混合、转化三种类型,与之相对的是提炼共通性、辨析混合性、探究转化之道三条分析进路。跨媒介的潜能在于“感性再配置”,其美学政治在于它可能会挑战既有感性体制。跨媒介研究着眼于媒介边界的侵扰、模糊及破坏,既避免了媒介类型的无限增殖,也拒绝了媒介概念的无序扩展。跨媒介艺术理论并非自上而下的体系化理论,而是一种强调描述、归纳的中层理论,其未来推进的方向在于:结合社会文化背景对跨媒介进程作历史书写,以及注重数字媒介对传统媒介的改造与重塑。

文明叙事、后人文思想与新南方写作的未来向度——论陈崇正《悬浮术》《美人城手记》

一、一个新的文明转型期探讨岭南地区的文学,我们多数时候会把目光投向这块土地的历史。近代时期,广东开始了“睁眼看世界”的历史。现代的广东,作为大革命运动的策源地,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关联着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进入改革开放后的当代,珠三角城市因为邻近港澳,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可以说,在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中,广东都充当着重要的历史角色。人们对岭南地区文学的想象,普遍也会围绕着这些重要历史节点展开。

习近平总书记新闻舆论工作群众路线的三维话语空间

作为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群众路线”的话语凝练,源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涵式发展、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历史淬炼以及回应时代诉求的精确研判,构成了群众路线继承性和发展性的历史话语空间。“以人民为中心”的认知框架、中华文化“民本”特色的情感框架、治国理政功能指向的目标框架,彰显了以人民情怀和治国之道链接的情理话语空间。新闻舆论工作群众路线的平台融合创新、话语修辞创新、主体协同模式创新,指向了协同和融合构建的实践话语空间。

华侨外语写作与文学史“再”重写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时代语境下,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重新反思语言的国别问题,将华侨外语写作纳入自己的视野与书写实践之中,认真思索华侨外语写作所内蕴的“东学西渐”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世界性”中国应是一个“传播”的中国,而在时代性、当下性,乃至未来性上,“传播”中国视域下的文学史“再”重写,既需要坚守领土完整、主权统一的“本土”视角,又要在此基础上有效整合华侨文学,特别是华侨外语文学所内蕴的具有文化间性与世界性的“海外”视角。

作为迷宫的互动叙事:冒险故事、分岔情节及多重未来

互动叙事意指一种新兴的数字叙事形态,即用户通过对主角言行的决策来影响后续情节的走向,由此引发的情节分岔会导向或好或坏的多重结局。以冒险故事为主要题材的互动叙事宛如一座危机四伏的迷宫,创作者是掌控情节流程图的"迷宫视图者",需要尽可能多地设置引发情节分岔的决策点,但又要防止情节过度分岔所导致的叙事过载;用户是站在岔路口不断做出抉择的"迷宫探行者",受制于限知视角但仍试图做出更好的决策。互动叙事允许用户回溯至先前的决策点重新选择以逆转未来,但其许诺的"选择你自己的冒险"也被批评为"自主性的幻象"。面对不甚满意的现状与不甚确定的未来,日益兴起的互动叙事为用户激活了一个危险与机遇兼而有之的多重未来。

共世性:作为方法的跨媒介叙事

跨媒介叙事的前提并非“互文性”,而是“共世性”,即基于诸种媒介的若干故事发生在同一个故事世界之内。故事世界成立的必要条件,不在于其材质是幻想抑或现实,而在于历史、地理、人物等维度的“可扩展性”,其扩展方式包括填补历史之缝隙,探索未知之疆域,以及补充人物之经历。基于共世性原则,跨媒介叙事扩展可以借助“协同论”与“冲突论”两类视角予以考察:前者关注与典范版本保持一致的叙事扩展,后者则关注与典范版本存在明显冲突的叙事扩展,尤其是草根创作者有意为之的“另类叙事”。故事世界的消费者因未知驱动而不断探索,其模式可归为“体验收集”与“问题研究”:前者迁徙游历,收集新鲜事物;后者博闻强识,致力于深入钻研。故事世界吸纳了宏大叙事凋零之后的众多细小叙事,是后现代社会宏大叙事的替代品。故事世界为人们提供了“复数的世界”“多元的群体”等丰富的选择,人们借此重建个体与世界的连接,进而在故事世界中寻找相似的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迈向关系范式的媒介地理学——评邵培仁《媒介地理学新论》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际遇,着眼传播研究深化的时代需求与未来走向,邵培仁教授新著《媒介地理学新论》展示了迈向关系范式的媒介地理学研究图景与实践价值。根基于communication精神与物质并重的关系意涵,该书锚定媒介与地理互嵌的范畴共同体,重新发现元媒介意义上的传播意蕴;以时空勾连中的“关系转向”立论,将媒介视为“天地人一体与延伸”的关系存在,搭建以“空间、时间、地方、景观、尺度”为核心关系轴的媒介地理学研究框架;以多学科范式的整体式视域融合建立媒介地理学学科范式,具象并回应“人类整体传播学”的问题空间;在天下文明观的坚守中彰显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的传播学旨趣,释放中华传播思想的科学性与时代性话语创新价值,激活人类实践研究与人类文明创新的媒介地理学想象力。

饮食书写与岭南城市文化叙事

葛亮谈论《北鸢》的饮食文化书写时曾以《由“饮食”而“历史”——从〈北鸢〉谈起》为题,阐述了其对于饮食与历史关系的看法:“饮食有如镜像,映照时代路轨,亦透视人性嬗变。其见乎于日常精微,又融入时间浩瀚。由文学书写的层面,其似点墨,却有氤氲之力,端的是历史侧畔不可不言的盛景余韵。”((1))葛亮这话说得文雅,用到他最新以粤港城市饮食文化为主题的长篇小说《燕食记》里,也是很好的概括和提示。

希望的微光:鲁迅《坟》的话语特点、喻说与反传统

《坟》的编纂与出版,不仅是鲁迅在1926年的标志性事件,也是其文学创作及其精神世界的重要乃至关键的节点。就“反传统”而言,这个“标志”和“关键”体现在鲁迅“含胡中止”的话语及其“留恋”“新生”“中间物”等喻说中,重新确认了为希望而写作的创作主旨。鲁迅希望的微光,蕴含于其“以反为立”的反传统叙事策略之中,具有方法论的特性与效果。《坟》的编纂,是鲁迅对其近20年道路的一次回首与驻足,是其自我反思和调适的表现。

“礼尚往来”还是“礼上往来”?——从跨学科对话(1939—2013)到中国人际传播的经典模式

礼物、人情与主体间关系既是社会的存在何以可能的问题,也是一个传播问题,对此曾有一场近75年的跨学科对话。可通过辩论式交谈,从中国人的亲属关系中整合出一个人际传播的基本模式:关系的亲疏远近和礼物的媒介功能由人情界定,而人情是一个动态的三重意义结构(情感联系、理性计算和道德义务)。人情作为中国的"意义之网",对应着一套"语义装置",使走动、往来与礼物馈赠成为呈现与确认意义的符号化过程,并将符号形式、文化意义与实物交换组织为一整套社会实践;人情作为"文化设计",将对等互惠的"礼尚往来"修订为差等互惠的"礼上往来",用道德义务维系长期的亲属关系,并作为基本形式影响其他关系形式,虽平淡无奇却创造了社会生活的奇迹。

游戏化电影:数字游戏如何重塑当代电影

"游戏化电影"指的是在形式上深受数字游戏影响的当代电影,主要体现在时空设定、情节结构、视觉呈现三个层面。就时空设定而言,电影角色频繁穿梭于虚拟与现实之间,操控时间速率乃至重启时间;就情节结构而言,电影提供一系列循序渐进的关卡,主角需要打怪通关方能获得奖励与升级;就视觉呈现而言,电影采用大量的准交互式镜头(如主观镜头、跟随镜头),令观众更好地代入局内人的角色。然而,空间的频繁穿梭容易带来真实感的断裂,时间的循环可逆容易导致意义的溃散,情节的关卡化设计容易将角色的欲求窄化为胜利、升级,视觉的准交互式呈现容易触发角色的暴力行为。游戏化电影本质上是游戏经验在电影创作中的投射、移植及内化,尽管它在电影美学层面不乏创新,但我们仍需对此抱有审慎的乐观。

电影如何跨越边界——作为方法的跨媒介研究

“跨媒介性”意指不同媒介之间共通、转化、混合等关系,借此视角或可打开电影研究的新视野。电影媒介观由综合性、特殊性两条脉络交织而成,前者重关联而轻区分,后者重区分而轻关联,而跨媒介研究则既重关联又重区分。不同于“后理论”消弭电影边界的主张,跨媒介研究既承认电影边界的存在,也强调电影跨越边界的现象。研究者可以从模态混合、艺术混合、技术混合三个层面分析电影中的跨媒介混合。跨媒介研究为电影史、数字电影研究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