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朱杰勤与他所创建的中外关系史学——兼谈中外关系史之特性

中外关系史学既是年轻的在学科门类体系中尚无自属地位,但又有着自身清晰发展轨迹和深厚历史积累的研究视域与方向。目前在我国十三个学科门类中,中外关系史隶属历史学科门类下中国史一级学科中的专门史(二级学科),我们在多年的研究生招生与培养中就是遵循这个学科定位的。

中国古代剑文化演变特征研究——基于《古今刀剑录》与《名剑记》的文献比较

通过对陶弘景《古今刀剑录》和李承勋《名剑记》的文本细读和历史背景分析,考察了两书在内容选择、视角取向等方面的异同,并研析各自的时代语境进行诠释,以此反映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剑文化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古今刀剑录》着重于冶炼技术,反映个人经历;而《名剑记》则侧重记录历史文化,体现士人尚武精神。两书均反映其对应时代的社会文化特征。研究旨在通过古代刀剑文化研究加深对中华文明历史积淀的认识,并激励当代社会传承并创新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西沙立场的演变及评析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陷于内忧外患境地,法国及殖民机构图谋侵占西沙群岛,着手编织所谓安南(越南)“拥有”西沙的“历史依据”,但是法国外交部法律专家对这些“依据”的法律效力问题心存疑虑。恰在此时,法国政界要人呼吁从战略上认识西沙群岛,促使了法国政府加快西沙立场的转变,而印度支那总督对西沙局势的分析及立场,对法国最终决策的形成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法国外交部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最终确定与中国交涉西沙,不过一致认为如果“在法律手段施尽时”,那么法国依然在某种条件下“承认中国的主权”。法国西沙立场演变的主要推动力是谋求地缘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建立在漠视中国领土主权基础上,并对南海局势产生了恶劣的消极影响。

南海历史研究的境遇与情怀(四)

近代中国报刊对海疆危机的形势、舆论及对策建议等方面的宣传报道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在敦促执政者采取维权措施、增强民众海疆意识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不仅与报刊新闻信息报道时效性有关,更与社会各阶层对新闻信息的关注度和信任度有关。

郭嗣本与唐贞观时期北疆经营探究

郭嗣本墓志近年出土于陕西西安,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郭嗣本墓志记载了郭嗣本家族的相关情况以及其相关仕宦。郭嗣本在传世史书中记载有限,墓志的出土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对于研究郭嗣本的仕宦以及唐初史事都起到了补遗的作用,特别是郭嗣本曾参与了唐初与突厥的战争和交往等,对于研究唐初与突厥的关系也起到作用,志文还记载了郭嗣本曾担任鸿胪寺卿,对于了解和认识唐初的对外交往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琛航岛事件”与中国的西沙维权

20世纪50年代后期南越政权多次侵入西沙群岛,企图扩大控制范围,1959年进一步制造了“琛航岛事件”。该事件标志着西沙局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南越政权除舆论造势外,更利用武力方式挑衅中国主权。中国政府首先采取政治、外交等手段进行维权,迫使其释放中国渔民,随后通过政权建设、军事巡逻、资源开发等综合性手段巩固宣德群岛的阵地,为后来解放永乐群岛、进入南沙群岛奠定了基础。虽然台湾地区当局密切关注西沙局势,与南越政权进行交涉,但是受到与内地政治、军事对立的影响而采取了妥协立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南越政权未予任何支持,且对争端持不介入立场。

主持人导语:南海历史研究的境遇与情怀(五)

研究南海历史的前提之一是收集南海海域发生的各种事实,为此就要挖掘梳理各种文献资料,并探究某些事实产生的原因,尤其是一些颇为重要的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其影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几乎不可能身临其境,直接感触这些事实,也不可能像物理和化学研究那样通过反复实验来观察、验证,而是要在研究中重建。为了重建历史,勾勒出事实的源流、框架,研究者必须掌握进而熟练运用一种复杂的研究范式或方法,特别是必须学会读解所掌握的文献资料,进而融会贯通,弄清楚一个又一个事实及其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联和影响,在此基础上,勾勒出南海历史的基本轮廓,以探寻关键事实发展的轨迹与特征。这一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积累和逐渐深化的过程。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掌握各种理论和方法,对搜集事实、剖析义理很关键,否则,难以把握历史运行的轨迹及其背后的力量。

主持人导语:南海研究的视角及其转换

基于南海研究中各种维度的问题纵横交织,我们考察南海问题有多种视角,而且每有转换,每有发现。就南海海疆治理而言,笔者曾揭示其复杂的内外层面^([1]),阐述各个层面之间的复杂关系^([2-3])。而仅在其历史时、空两种维度之内,有待深究的问题还有很多。

中日西沙事件引发的公共舆论与主权维护

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政府的引导与扶持之下,一批日本商人与中国不法商人狼狈为奸,通过由何瑞年等人出面申请承办岛屿实业、日本人实际控制经营的方式,蚕食西沙资源。1922年2月,陈明华揭发了日本人假借何瑞年之手侵略西沙的罪行,引发了一场历经七年、波及范围广大的保卫西沙群岛主权运动。《民国日报》等报刊对这一运动持续跟踪报道,推动琼崖民意转化为公共舆论合力,使民众自发的维权斗争上升到政府自觉层面,促成了西沙事件的成功解决。

近代外交转型视域下的南海海疆交涉

近代以来,海疆危机频发,海疆交涉频繁。先后有清末中日东沙主权交涉、民国中日东沙海产纠纷交涉、中法西沙群岛主权交涉以及南海九小岛交涉等。南海海疆交涉仰赖外交部门主持大局,更离不开广东地方政府的参与和支持。随着地方外交权限的削弱,海疆交涉一度呈现出中央、地方分别主导或互相合作的复杂局面。

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与西沙岛务开发关系之考量——兼论英国对日本在西沙存在的关注及研判

在南海疆域史上,如何认识孙中山和南方政府与西沙岛务开发的关系,是个颇为复杂的问题。据英国外交部档案记载,孙中山和南方政府不仅与西沙岛务开发有关联,且涉嫌出卖西沙和海南岛的权益,当时国内《申报》《晨报》《民国日报》等报刊亦盛传此事,还曾引起琼崖各界人士的强烈抗议,并向孙中山和南方政府提出质问。孙中山等虽一再辩白,但舆论汹汹,一时之间真假难辨,直至近些年仍有人出于某种目的继续炒作此事。其实,以中外文献比较及对南海局势的分析来看,指责孙中山和南方政府的证据皆似是而实非。谣言流传,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外某些政治势力企图制造舆论混乱、挑拨民族情绪以从中渔利,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国内某些报刊、组织团体不究事故而盲从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中国香港报刊对西沙事态的反应——以《明报月刊》为考察中心

1974年1月,西沙海战爆发后,中国香港报刊积极报道与战事相关的内容,对中国香港社会的维权动态以及南海诸岛史地知识亦多有着墨,但很少深入探讨中国南海主权。相对而言,《明报月刊》则刊登了一系列由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所撰写的学术维权文章,为中国南海诸岛主权的论证提供了历史和法理依据。

蔡康海疆开发思想探析——以东沙岛开发思想为例

清朝末年,在海洋主权意识受到刺激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孕育之下,蔡康形成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海疆开发思想。蔡康提出了3种开发模式,而尤其重视招商承办,认为其最具可行性。在招商问题上,他主张宽商惠商,坚持民族资本主导开发,这对后来海疆治理极具指导意义。探讨蔡康的思想,既是总结历史,也可以为我国当今的海疆开发建设提供借鉴。

鲍应中的海疆治理实践

晚清民国时期,我国深受周边日本等渔业强国侵渔,有志之士积极探寻加强海疆治理的道路。其中,广东省建设厅水产股主任鲍应中立足时代背景,发挥所学,结合粤省渔业的实际,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采取大量措施,如引进拖网渔业、推进废除鱼行制度、积极建设渔民学校等。鲍应中从发展渔业生产力、改造渔业生产关系和鼓励渔业教育等方面,致力振兴粤省渔业,巩固南海海疆主权。

清末初勘西沙之中外文献考释

据中外文献的记载,因他国之人不断进行非法勘测西沙群岛,尤其是担心日本人强占东沙岛之事再度发生,两广总督于1909年4月派舰初勘西沙群岛。该过程虽历时短暂,但大致明晰了群岛的地理分布及开发价值,这为后来再勘及筹划岛务开办奠定了基础。查勘人员还对岛上渔民进行调查,并勘得西沙各主要岛屿之上有珊瑚小庙,这是中国拥有群岛主权的有力证据。查勘行为并不涉及与他国之争议,是中国政府维护主权的自觉行为,而通过外文文献记述的某些初勘场景更能深刻理解其中的涵义。

朝鲜王朝陈献章“从祀文庙”之争考论

陈献章是中国明朝最具影响力的儒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朝鲜却遭到了学界的抵制与批评,盖因大多数朝鲜学者认为其学说杂糅了禅学,与陆九渊、王守仁的学说同属异端外道,而不予接纳。在其后朝鲜王朝关于文庙从祀人员升黜的讨论中,亦未效法明制,将陈献章列入文庙供奉。这反映中国与朝鲜两国学者对本国儒学发源的认同和对佛家思想的态度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的产生,是朝鲜儒学在地化的表现,亦促进了东亚儒学演进的多元化。

近代奉粤之间的海上贸易——以太古航运牛庄—汕头贸易线为例

近代奉粤贸易,以牛庄—汕头间的豆饼、白糖贸易最具特色。奉省丰富的大豆、豆饼资源作为甘蔗肥料,通过太古航运运至岭南,即所谓北豆南运。货轮送达汕头港后,再将岭南丰富的白糖及其他生产、生活物品,运送至以牛庄为贸易核心的奉省和东北其他地区,即所谓南糖北运。一南一北的奉粤贸易,加强了奉粤两省间的经济、文化与物质交流。

明代中琉封贡关系的调适倾向——以琉人来贡中的违纪事件为视角

自洪武五年杨载诏谕琉球"归附"以来,终明一代中琉两国都保持着封贡关系。但在两国藩属关系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种调适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成化年间琉球贡期的改变与确定,尽管琉球多次请求保持一岁一贡的"定例",但都遭到了明政府的拒绝。造成这种改变的直接原因便是琉人来贡期间的违法乱纪行为,由此导致的琉球贡期改变的结果不仅削弱了琉球的朝贡贸易,也推动着中琉两国的封贡关系由过分亲密趋于适度理性。

1950年菲律宾对西沙、南沙群岛的觊觎与中国的应对--以中国香港报纸为考察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50年解放海南岛之后开始经略西沙和南沙群岛,巩固我国的主权防卫工程。然而,菲政府某些政要、媒体担心中国经略两群岛后会“威胁”其地缘政治安全,于是开始编造所谓法理依据(托管地、地理邻近说),为其觊觎行为寻找借口。由于中国政府的警告、中国台湾当局“驻菲大使馆”的反对,以及自身意见不统一、海军实力薄弱等原因,菲律宾暂时放弃了占领南沙群岛的野心。此时南海地缘形势的变化深刻地打上了冷战格局的烙印。中国政府采取维权与建设并举之策,并借助苏联力量进行榆林港海军基地和永兴岛气象设施的建设。

民国时期的渔业政策和对南海渔权的维护

进入20世纪后,渔业制度在民国时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对维护民族权益起到了一定作用。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渔业条例》《渔业法》和《渔会法》,并在某些沿海省份得到初步贯彻和实施,标志着中国渔业制度正式颁布和施行。这在中国渔业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然而,列强持续侵犯中国领海主权,不平等条约依然是中国渔业受侵扰的根本原因之一。法、日等国纷纷侵扰南海诸岛,掠夺南海渔业资源。中国渔民在捍卫南海诸岛主权、渔权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