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视域下我国公共卫生应急风险沟通的政策演进与运行体系研究

公共卫生应急风险沟通有助于加强公众自我防护与缓解社会恐慌,是政府防控疫情的重要工作。构建公共卫生应急风险沟通共同体,主要包括公共卫生应急风险沟通的共同目标、主体网络、运行机制、社会基础等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以主体网络为理论视角,我国公共卫生应急风险沟通的政策演进分为单向输出为主的起步阶段、步入双向互动的发展阶段、多元协同的共同体建设阶段这三个阶段。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我国公共卫生应急风险沟通的运行体系可分为代表党委政府的内核圈层、社会力量的中介圈层、人民群众的基础圈层这三个主体圈层。据此,应从制度建设、精细治理、科技赋能三大路径,健全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卫生应急风险沟通共同体。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CLHLS2014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从经济支持、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三个维度,研究代际支持对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方法根据全国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4年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嵌套模型对代际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展开定量研究。结果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显著影响,而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对其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的正向影响;照顾支持的作用不是很显著;子女的情感支持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呈正向影响。同时,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还受年龄、婚姻、生活水平、失能情况、慢性病、养老保险和社区服务等因素的影响。结论子女应多与老年人沟通与联系,给予老人更多的精神关怀;发展老年人婚恋及提高老年人经济水平亦是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途径;老人们安享晚年目标的实现还有赖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优化与完善。

情法合一:中国特色基层治理之道——以D村人民调解实践为例

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制度,是“枫桥经验”在基层实践中的重要体现形式。人民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D村人民调解案例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中的乡村矛盾是违背了“情”“法”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人民调解需要综合考虑乡规民约和法律规则的共同作用,“情法合一”灵活使用多种手段才可以化解矛盾。但是,在调解过程中仍面临着乡规民约和正式制度的冲突、调解最前端的村干部缺乏主动性、调解决定的执行缺乏政策保障等问题,导致调解工作遇阻。因此,应该继续完善制度供给、赋能基层人员、教育民众遵守法规,将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之道更成功更广泛应用于乡村人民调解的实践。

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对老人用餐供需匹配程度的影响——基于广州市天河区老人“大配餐”项目的调查分析

从理论上说,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具有促进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更加多元化的优点,但在实践层面上,由于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我国的政府购买服务模式的实际效果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本文根据广州市天河区享受"大配餐"服务的抽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从实践效果层面检验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在解决老人"用餐难"问题上的质量和效率。相较于高校食堂和企业,托老中心提供的老人餐服务的供需匹配程度更高。说明未来在解决老人用餐难题上,政府与托老中心的合作应成为一个重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