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庆祝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成立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和学术影响。为了进一步巩固传统和突出特色，发挥教学与研究的相互促进作用，整合我校国际关系和华侨华人及其他相关领域研究力量，

“和谐与共赢：国家软实力及华侨华人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暨南大学召开

由国务院侨办政策法规司与暨南大学主办、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承办的“和谐共赢：国家软实力及华侨华人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3月10日-11日在暨南大学隆重召开。泰国前副总理、泰中友好协会会长功·塔帕朗西，国务院侨办政策法规司巡视员范如松、理论研究处处长赵健，广东省侨办副主任林琳，我校校长胡军、副校长林如鹏，以及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泰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百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印尼泰国华人青年的国家认同比较——对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一次问卷调查

通过对印尼和泰国两国华人青年的国家认同观的对比 ,本文认为东南亚华人青年较为普遍地存在国家认同多元化的情形。首先 ,华人青年作为居住国公民认同于该国 ;其次 ,大多数华人青年在文化层面上仍然认同中国是他们的宗祖国 ,同时也认同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这些国家的华人国家认同过程尚未完结的遗存物 ,另一方面是全球化条件下 。

马华公会与华人社团的关系研究(1949—1957)

“二战”后,马来亚华人本土意识的增强促使马华公会应运而生。在华团的积极推动下,1949年马华公会成立。其最初为维护华人权益的民间社团或福利性组织,1952年改组为政党后,与华人社团的关系趋于复杂。马华公会一开始就积极推动华人争取公民权,华团则在公民权问题上先冷后热;同时,党团推动公民权运动的目标一致,却未能展开有效合作;党团在争取华文教育地位方面虽有分歧,但总体合作较密切;关于华文官方语文问题,党团之间分歧明显,但最终双方都采取了妥协立场。马华公会转变为政党后,它以追逐执政权力为鹄的,导致其后来与华团和华社的关系渐行渐远。

关于“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思考

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互动始于 15 11年葡萄牙对马六甲的占领。自那时以来 ,特别是冷战以后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以及国际格局的演变对华侨华人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样 ,华侨华人的发展也在一定层面和程度上对国际体系发生着作用。本文试图从理论、历史与现实三方面对“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这一命题作出阐释 ,对其研究内容与方法进行探讨。

关于“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再思考

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生态不断地丰富和改变着"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内涵,特别是国际关系思想的功利主义化和行政化进程,促使"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内涵日益融入不同层次的公共政策之中。论文借用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法,从国际体系和民族国家两个层次对"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命题的内涵进行了学理性的建构,分析了华侨华人因素在当代国际关系结构中的属性,强调了设计华侨华人战略对中国外交和中国崛起的价值和意义,同时针对华侨华人未来国际化民族取向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大多数华人不能也没有条件选择国际化,他们仍将生活在民族国家之中,只能选择追求平等公民政治权利的多元社会生活。

海外华裔青年来华留学的文化适应研究——基于暨南大学个案调查的分析

华裔新生代将在推动海外侨务工作开展、增强中国软实力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本文以暨南大学华裔学生为个案,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结合相关文化适应理论,探讨了华裔学生在华留学文化适应的特点,并对推动其文化适应提出了对策建议。

海峡两岸侨务问题研究的新篇章——庄国土教授《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关于侨务的论述评析

庄国土教授在其新著《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中 ,分别对 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的侨务政策分阶段进行了评析 ,总结其经验教训 ,是非得失 ,为我国今后的侨务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本文为此书这部分内容的书评。

国际移民与祖籍国经济现代化——以华侨华人为例的分析

论文梳理了国际移民在祖籍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分析了华侨华人对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并就中国在发挥华侨华人作用方面积累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论文认为,广大华侨华人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和获益者。这主要体现在华侨华人自身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关系网络方面具备独特优势,对祖籍国抱有深厚的情感和认同,并且在改革开放中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需要华侨华人的参与,而对华侨华人而言,中国经济现代化也同样意味着机遇。

“中国式现代化”:华侨华人研究的新范式

论文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解读,阐述了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华侨华人的独特性质,探讨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华侨华人研究的新范式。“中国式现代化”内外兼修的视野,要求华侨华人研究一定要具有全面、系统和均衡的视角。一方面,需要在祖籍地中国和住在国之间有一定的均衡,过分强调任何一地,都可能会失去对华侨华人这个分布于全球的群体的客观理解;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个系统工程,现代化进程既涉及政治经济,也包含社会文化;既需要本土稳定,也兼顾世界和平,所以对华侨华人的研究,一定要有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视野。

“全球视野：华侨华人与中国”——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十届国际会议综述

2019年11月8日—10日,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十届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Overseas,ISSCO X)在广州举办。此次会议由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与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等联合举办。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新加坡、日本、巴西、越南、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等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80名学者与会。

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关系的思考

广东是中国第一侨乡。海外华人对广东 ,特别是主要侨乡的影响 ,使其具有鲜明特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侨乡的现代化建设步伐明显快于其它地区 ,文化发展独具特色。从理论上认识华侨华人与侨乡的关系 ,是海外华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罗香林对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史的研究

罗香林是20世纪中国一位著述颇丰的史学家,治学的范围相当广泛。中外关系史与华侨史是其长期研究的重点之一,其中涉及中外关系史上佛教、景教、伊斯兰教、真空教等宗教的传播问题;蒲寿庚、孙中山、梁诚、容闳、傅秉常等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和华侨史上的"兰芳大总制"等众多问题。罗香林的史学,承继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张星火良等大师以及其父罗师扬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形成了求真实、求创新、求博通的鲜明风格,自成一家之言。当然,由于时代的限制,罗氏史学中亦不免有值得商榷之处,如罗氏史学中关于对"民族主义"的理解等。

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的历史沿革

1927年诞生的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是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成绩最多、声名最著的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的专门机构,它开辟了中国现代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个"新纪元"。关于这一机构的历史沿革,已有的叙述或有讹误与疏略之处。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考察,提出较为清楚准确的表述,以供学者了解暨大校情以及进行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学术史回顾时参考。

简论日本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的关系

本文将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关系分为近代和当代两个时期 ,指出近代神户华侨社会与广东侨乡关系的四个特征 ,认为近代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关系是以火柴贸易和生产为中心的关系。改革开放后 ,虽然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的关系有了恢复和发展 ,但这种关系缺乏坚实经济关系的基础 ,是一种“根”在神户的关系 ,而不像新中国成立以前那种“根”在中国的关系 ,这是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关系在近代时期和当代时期的主要差别 ,这种差别的产生主要是神户华侨华人社会本身变化———即落地生根的结果。不过 。

聚焦现实问题 服务国家需求 提升创新能力——华侨华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规划与实践

华侨华人研究是暨南大学重要的学术传统和特色。"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启动实施后,暨南大学紧抓机遇,牵头组建了华侨华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该中心以华侨华人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作用这一重大战略性需求为导向,以涉侨研究与运用的机制体制改革为核心,选取了六大重点发展方向,在华侨华人研究创新能力提升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

海外乡亲捐赠暨南大学述论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高等院校的教育经费来源形成了以国家财政为主,多渠道筹措办学资金为辅的体制,而接受华侨、港澳同胞捐助成为经费来源之一。本文以海外乡亲作为捐赠的主体,以百年侨校暨南大学为客体,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乡亲捐赠暨南大学的表现、特点及启示。

我国开展公共外交的华侨华人作用研究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持续上升,"公共外交"已成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海外华侨华人拥有居住海外和人数众多等多种优势,他们可以通过改变自身形象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可以通过大众传媒等途径帮助他国民众了解真实正面的中国,还可以通过各种文化和民俗活动传播中华文化,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在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中,起到了非常独特和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海外华侨华人进一步扩大与当地民众的交流与沟通,他们在推进中国公共外交中,将继续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