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固高等书法教育的文化根基

记者:请谈谈各位所在院校的书法专业概况?王岳川:北京大学的书法高等教育是随着中国现代性出场开始的,早在沈尹默在北大任教时,就开始全面倡导大学书法教育。遗憾的是,其后北大经历了太多的政治风云,在文革中又有太多次政治挫折,初成规模的大学书法教育一度中断,即使是有也仅仅成为全校的公共课而未成理论体系。20世纪80年代,我们不满足于北大教授和学生书法团体的活动和进修班的教学模式,多次呼吁学校应将大学书法纳入到北大高等教育体系中来,因为北大作为一所著名学府。

学者交游对清代学术的影响——以吴大澂为例

学者间广泛而密切的交游是清代学术得以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拟就晚清考古学家吴大澂与几位朴学大师的交往,来分析学者间的交游对清代学术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殷周青铜器铭文制作方法评议

殷周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众说纷纭。本文作者在对各家见解评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泥条制字贴范法。这一观点，对研究古代科学技术史和研究古文字学。

“讽籀书九千字”辩

许慎《说文解字·叙》:《尉律》: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班固《汉书·艺文志》: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僮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按:上所引内容为西汉初年的同一律令,仅在表述方面个别字有所不同而已。这是传世史书中第一次记载由国家将文字的掌握情况作为选士标准的内容,对于研究中国早期书法史、文字发展史、文化教育史等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故此,历来为诸多学者所引用。单就这一材料的整体大意而言,比较容易理解,然而,具体到局部的'讽籀书九千字'方面,论及者各持己见,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达成共识。笔者近期在对《汉书》与《后汉书》中有关'善史书'、'能史书'等内容的记载中,所涉及到的'史书'的'名实'问题进行考证过程中发现。

晏庐自述

记得20年前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教《语言学概论》的叶斐声教授说过的一句话：“一个婴儿的诞生，就像一辆加满了油的汽车。”或许是转述西哲观点，说明人类有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其实《礼记·祭义》早就说过：“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应己觉察到承继的相似之处。所以不能绳武先人德业，即被斥为“不肖”。现代生物学关于DNA的研究，使人类对揭示自身奥秘迈进了一大步：胞核中遗传密码贮存的信息，

“史籀”辨——兼与王美盛先生商榷

一般都认为『史籀』就是该字书的编者,古人是以人名为篇名,故称《史籀篇》。清代段玉裁提出异议,认为许慎《说文解字·叙》『讽籀书九千字』句中的『籀』当训『读』,『讽籀连文谓讽诵』,『籀』非为人名。(段玉裁《说文·序》)王国维也怀疑『史籀』不是人名,他在《史籀篇疏证叙录》中认为《说文解字》释『籀』为『读』,又释『读』为『籀』,故『太史籀书』意为『太史读书』。《中国书法》

南碑述论

碑学和碑派书法以及南北书派问题，是近两百年来书法史上的一个热点论题。清代学者阮元在他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两文中，首先明确提出了南北分派和北碑南帖的观点。对此，后世的争议颇多，至今聚讼纷纭。本文通过对三国吴、东晋和南朝等南派碑刻资料的粗略整理，重新提出“南碑”这一概念，以与北碑、南帖相应，并对南碑源流、南碑与南帖、南碑与北碑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抱瓮余话

记得十多年前,有人把书法复兴以来的理论研究归纳为思辨派和史论派。前者涉及美学,多为我所茫然,因此我是自觉自愿地坐到“史论派”席位上的,如果说贩自外洋的货色多少有些玄乎,那么土产似乎在接受心理上会感到踏实一些。我在北大读的是古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