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与史学之间:宋代义理史学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结构

宋代理学家基于“体用一源”“理事体用”的理学观念,创成了义理史学,明确了“经经史纬,故分体用;经史不离,是为一源”的经史关系,彰显出“由体贯用,以理统事,义理为先,不废史传”的内在精神。按照理学“即天视人”和“即人视天”两种理论模式,义理史学形成了两种著作类型。一种是以胡宏《皇王大纪》为代表的叙述型史学,运用理学中的宇宙发生论和天道运行论,采取“化经为史”的方式,建构出整体性的上古三代史。另一种是以胡寅《读史管见》为代表的评骘型史学,依据理学中的心性工夫论和政治社会论,采取“以经断史”的方式,对战国以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合理性作出评价。湖湘学派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推动宋代义理史学真正发展成熟。

《文子》“自然”觀探論

整體地看,今本《文子》的“自然”有道本身是自然的、萬物的存在和生長是自然的、人性應當順其自然和政治治理應當成全人性之自然四個層面。《文子》的“自然”觀之大旨在後兩個層面,即君王克制以智治國的欲望,任百姓“自爲”而達致“相爲”的和諧,從而實現各自的“自然”;君王本於“自然”之性去實踐“無爲”的政治治理,以德治和法治爲輔,助百姓返歸“自然”,從而導向理想的道治。《文子》的“自然”觀透露出對最高權力的警惕,在其限制權力的思想中藴含有理性的謹慎,可見其以民爲本、“工具化君王”的訴求。

康德道德教育理论中的榜样概念

学界对康德道德教育中的经验性榜样有较多研究,而对纯粹榜样的关注较少。但这两种榜样概念都构成其道德教育理论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并且两者之间具有统一性。经验性榜样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由外而内的,并且超出了个体的局限性。其教育意义不在于直接使人们效仿,而在于鼓励,使人们看到道德的可行性。纯粹榜样就是纯粹理性之中具有道德上完善性的存在者的理念,其作用方式是由内而外的,通过直击人心而引导其效仿和向善;但这种功能局限于个体自身内。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这两种榜样需要相互协作。这表现在,纯粹榜样充当了经验性榜样的目的,经验性榜样则是纯粹榜样的手段;它们在教育历程中可以达到历史性的统一,共同实现着道德教育中关于人性完善的目标。

个体和整体双重视角下康德的人性发展观

康德哲学中的人性概念可以从个体和整体两个视角来考察。个体不可能从其具有感性偏好和根本恶的不完善状态独自达成其人性的绝对完善性。因此,对于成就具有善良意志的正义元首而言,人性的曲直很难具有辩证统一性。在其晚期著作中,他退而求其次,提出了一种遵守法权原则并可以求教于臣民的道德的政治家概念。这是康德从政治共同体角度对该人性难题的适度解决,而要使每个个体都实现其人性的绝对完善,则需要人们为了至善的目的系统地联结成为一个伦理的共同体。在康德这里,无论是政治共同体中正义元首的达成还是伦理共同体中个人的道德完善,都应当在整体视域中来思考。

熊氏家学与船山易学:熊十力早期思想来源新探

熊十力的姓名字号,是其不同人生阶段精神追求和学思宗趣的符号化表达。以姓名字号为线索,重新释读相关史料,可知其族名“继智”、学名“升恒”、字“子贞”,表明熊氏家学有注重易学、崇尚义理、追求宇宙人生实感的特点。壮年时使用“健庵”“观生居”两个斋号,表明其对船山易学健动、生生两大要点的生命感通与哲学领悟。熊氏家学和船山易学构成熊十力早期思想的两大主要来源,在其“弃政向学”“由释返儒”两次人生转折过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在熊十力所创建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中,熊氏家学、船山易学和佛教哲学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既是其体系建构的原料,也是其涵化、超越的对象。

朱子礼学影响下的明清礼治社会——兼论宋明理学的外王维度

"近世礼教时代"是以朱子礼学为范型的时代。作为朝向平民社会的实践礼学,朱子礼学通过"社会化"和"身体化"两条途径,极大地塑造了明、清两代礼治社会。《家礼》《增损吕氏乡约》及其民间变形,建构起一整套交往礼仪和行为准则,成为组织民间社会的主要依据。《小学》《童蒙须知》决定了礼仪与修身在童蒙教育中的首要地位,推进了平民教育与精英教育的一体化发展。朱子礼学在组织社会和教化民众两个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代表着儒家外王之学从政治维度向社会维度的拓展。这一维度的发现,对宋明理学"重内轻外"、两宋之际中国文化"转向内在"等流行观点提出了挑战。

《齐物论》“言未始有常”考辨

对《齐物论》“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历来主要有两类解释。其一以“言”为世俗言语,认为此句意指言语导致了畛分的出现;其二以“言”为“至言”,将“为是”理解为“只因执了一个‘是’字”云云。后一类解释对“为是”的理解,不符合先秦时的语词用法。且该句上承“一与言为二”之语,考察其语脉,应将此句之“言”理解为世俗言语,不宜将其视作“至言”。

宇宙图式与经文训释——一种对汉末象数易学的反思

孟喜、京房之后的西汉象数易学,包括两种面向:一种重在建立宇宙图式——将卦爻符号与时空信息进行配比,另一种重在进行经文训释。这两种面向的学问相对独立,前者展开论述时基本不释经文,前者中常用的卦气、纳甲等说亦未见于后者之中。汉末的象数易注之学,一方面不再提倡脱离经文训解而建立宇宙图式的这种学问,另一方面又将卦气等象数易说引入经文训释之中。汉末象数易注之学立足经文训释而对西汉象数易家两种面向之学进行吸纳、调和,又恰带来了其“案文责卦”等弊病。

实验哲学与读心研究

与实验哲学和经验哲学的划分相比,普瑞兹关于实验哲学与心灵理论的区分并未受到太多关注。后一种区分实际上指向了实验哲学与读心研究之间的一致性。横向层面上,两者在研究对象和主要议题上是一致的;纵向层面上,实验哲学早期及现今的研究倾向也与读心研究呈现出一致性。可以将诺布关于实验哲学是认知科学的论断修正为:实验哲学是关于读心的研究。以读心视角来理解实验哲学有助于说明实验哲学的哲学性。

先秦“命”“天命”概念与儒、墨“天命”观的异同及其实质

在上古时期,“命”和“天命”观实际反映了中国早期宗教由“自然宗教”到“人为宗教”、由多神教到一神教的发展特点。春秋战国之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作为至上的人格神上帝或最高主宰之“天”所赋予人的“使命”或德性称为“天命”,而将令人无可奈何的、导致人之生死疾病顺逆吉凶等偶然性的“盲目的异己力量”称为“命”。墨家则出于“天志”“天鬼”“天意”的宗教立场,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皆由“天命”决定,“天命”之外不存在所谓“命”,故对“强执有命者”之“有命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墨家“非命”的实质只是反映了儒、墨两家“命”和“天命”观的某些差异,而非两家思想的根本对立。

上行与下贯:明代朱子《家礼》的双向发展

作为宋代平民礼学运动的代表性著作,朱子《家礼》为“礼下庶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文本基础。明代初年,在朝廷的主导下,朱子《家礼》被纳入《大明集礼》,成为国家礼典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教民榜文》的颁布和老人制的实施为契机,朱子《家礼》得以推行于地方,并在明中期实现了与宗族制、乡约制、保甲制的普遍结合。朱子《家礼》既是明代政府管理、控制地方社会的重要手段,也是民间自治社会的组织原则和日常生活的行为依据。

试析《庄子》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批评

《庄子·天下篇》是中国学术批评史上的开山之作,其主要内容是对先秦诸子及其人物的评论和评价。但就其反映的理想人格的类型来判断,《天下篇》并非庄子本人所作,而是其弟子或后学的作品。庄子本人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批评,见于《庄子》内七篇。庄子本人批评的道家人物,除了《天下篇》中论及的老聃(老子)、宋钘(宋荣子)和庄子本人之外,还有列子(列御寇)、接舆、南郭子綦(南伯子綦)、阳子居(杨朱)等。庄子所批评的"儒、墨",实际只有儒家的孔子及其弟子。由于"儒"及孔子的"师儒"身份,包括庄学在内的诸子学派的渊源皆可追溯至孔子,故庄子本人不可能对儒家及孔子有激烈批评。《庄子》书中对"儒墨""杨墨"或"儒、墨、杨、秉"及惠施的批评,实际上只涉及名家和名辩作风,反映了先秦逻辑学由形式逻辑向辩证逻辑发展的重要线索。庄子弟子或后学对先秦诸子的批评与庄子本人的先秦诸子批评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

先秦儒家对诸子学派的学术批评

先秦儒家对诸子百家的学术批评,始于孔子对道家学派和儒家自身的批评;孔子也批评了早期法家、名家和"小说家"的某些思想因素。孔门"七十子"及其弟子的学术批评,基本发生在儒家内部,其中以子游、子夏、子张间的学术批评和世硕、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相与论性情,"皆言性有善有恶",影响最大。战国中后期儒家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批评,除孟子对杨、墨和荀子对"十二子"的激烈批评之外,对诸子学派最著名的学术批评,是孔子七世孙孔穿对名家公孙龙的批评和孔子九世孙孔鲋及儒者董无心的"诘墨"等。先秦儒家对诸子百家的学术批评,反映了原始儒家的思想特点和价值取向,值得重视。

康德的真无限概念

康德的真无限概念包含着先验观念论与经验实在论的统一性。因为理性的世界理念对一切现象的系统把握是通过无限概念完成的,即观念上的无限引导人们在现象序列上不停地向过去回溯。从哲学史上看,康德在无限论题上超越了芝诺、亚里士多德、休谟等人,还对潜无限与实无限之争作出了回应和调和,如此这般的真无限可以广泛地运用于康德的历史哲学领域。它通过将现象序列表现为进展中的、永不停息的动态过程,打消了人们在时间内部寻找历史开端和终结点的企图,由此就为观念上甚至揣测的开端提供了逻辑上可能的空间,也为终极目的在无限绵延的时间行程中的实现提供了理论依据。

王引之难郑氏易之论辨正

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对郑玄的爻辰说及郑氏以爻辰解《易》的注文多有不满。不过,他批评郑注的方式,反映出他不仅未厘清八卦卦气与月份的关系,也没有很好地区分郑氏爻辰说与八卦卦气说,更未同情地理解郑注兼用两种象数易例递推象、辞关系时的理路;他指责郑氏爻辰说将一卦诸爻隔月值时,但在搬出《京氏易传》作为正面典型时,又未能准确把握京房纳支之说。这缘于王氏“不囿于汉学之藩篱”的学术风格和希望探察经文本义的治学追求。王氏的这种特点,虽带来了上述问题,但也使其能跳出汉易的局限而另有深刻见解。

论熊十力的早期经历与思想转折——以新发现文献为中心

新发现的熊十力五篇佚文及相关史料表明,辛亥革命以前,熊十力曾使用“熊叔恒”“熊定中”之名参与晚清革命活动。流亡江西德安、湖北黄冈期间,曾化名“周定中”,暗寓鼎定中原之意。辛亥革命以后,熊十力曾参与湖北革命实录馆的义务编修工作,发起了“政治研究会”等民间政治团体。他最早使用“熊十力”之名,不是学界通常认为的1924年,而是1912年首度使用、旋即停用,1924年再次使用直至终身,其意涵也从早期的“如来十力”转向后期的“菩萨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