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的“出世”与“入世”——兼谈新文学作家“儒道合一”的文化人格

何其芳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他早期的诗文创作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出世”态度十分明显。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他又由“出世”转为“入世”,积极投身于全民族的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就是学界所关注的“何其芳现象”。其实所谓的“何其芳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新文学现象,它所反映的问题本质,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世界观问题,而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直都在自觉坚守的文化人格问题,即:“出世”与“入世”这两种传统文化因素,形成了他们文化人格中可以互相调节且可以自由转换的内在机制,并根据其自身的生存环境不断地进行切换,进而使自己始终都能够保持一种心态平衡。

回归自然与新文学创作的另一种路径

在中国新文学的伦理中,自然伦理叙事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现象。无论启蒙话语还是革命话语,都对“自然”表现出了一种敬畏心理。新文学作家以先知先觉者的身份自居,呼唤人们重新去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重新去认知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尽可能地远离正在堕落的尘世社会,回到“自然”中去获得精神上的绝对“自由”。新文学的自然伦理叙事,提倡尊重自然的敬畏心理,并以“回归自然”的深度思考,否定“超越自然”与“征服自然”的盲动作为,进而表现出了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意识。

探寻曹聚仁先生早年的活动足迹:以暨南大学为中心的考察

曹聚仁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作家、学者和记者,二三十年代和抗战胜利后曾两度任教暨南大学长达11年。其中二三十年代任教暨南大学9年的经历是曹聚仁人生历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拟以曹聚仁任教暨南大学时的活动足迹为中心,探讨其与暨南大学的关系。

探寻谭其骧先生早年的学术足迹——以暨南大学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中国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早年曾在暨南大学求学三年,抗战胜利后回暨大兼课近两年。目前,已有多篇论著研究其学术思想。本文拟在此基础上,通过查阅《申报》、《谭其骧日记》,结合暨南大学综合档案室所藏的相关档案等,深入刻画谭其骧求学、任教暨大的历史细节,从中探讨求学、任教暨大的经历与其学术生涯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当时暨南大学的教育环境。

试析民国前期暨南大学的海外招生

本着弘教泽而系侨情,培育华侨子弟、服务海外华侨事业之宗旨,早期暨南大学以对侨生“来者不拒、广纳学子”的基本态度,使招生录取工作在逐渐走向严密系统的同时,招生录取形式亦趋于灵活多样。

郑洪年与国立暨南大学的党化教育(1927—1934)

党化教育是国民党掌权后在思想领域实行一党专制的重要手段,尤以民国国立大学内的党化教育最为典型。本文着重以民国华侨教育家郑洪年任校长期间的国立暨南大学为考察点,探讨国民党在国立大学实施党化教育的主旨、具体措施及其影响,以加深对民国时期党化教育的认识。

台湾现代主义“学院诗”的兴发——论《文学杂志》之于台湾现代诗场域的建构意义

1956-1960年间,《文学杂志》在视文学为宣传工具的语境中,坚守"文学"本位的编辑原则,为台湾现代文学的良性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石。它所坚守的学院立场,直接开创并构建了台湾现代主义"学院诗"传统。学院诗的第一要义,即在自觉坚守诗歌自律的基础上,建设性地寻求诗歌本体的变革与发展。学院诗往往会遭受"脱离现实"、"晦涩难懂"、"保守自闭"、"理大于情"的指责。对此,《文学杂志》编辑们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从三方面做出了局部调整。

论范成大领任宫观官期间的文学创作

范成大一生五任宫观官,长达十五年。领任宫观官促使范成大开发和营造的石湖别业,不仅是他归乡里居的具体地点,而且成为他与周必大、杨万里、姜夔等文人交游唱和的触发场域和记忆空间。领任宫观官为他反观自身提供了重要契机,生理上的病痛对其晚年生活及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病中自嘲与览镜自照成为他提举洞霄宫期间独特的创作现象。范成大通过身体书写,塑造了一个衰老、多病的自我形象,使壮志难酬与衰疾忧虑交织的情感体验得到了充分表达。他此时大量创作的田园诗歌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吴地农村的社会面貌,兼具田家乐与苦的两种创作主题,透露出范成大闲与愁的双重奉祠心态。

“凑戏”现象与红色文艺发生学

“凑戏”是红色文艺运动初始阶段的一个重要现象,它以回归艺术本原为表现特征,追求大众参与艺术创作过程的“游戏性”与“娱乐性”,并且在这种群众性的“凑戏”过程中,去充分体现文艺大众化的本质特征。正是由于“凑戏”是一种回归艺术本质的文艺现象,所以它完全摆脱了五四新文学以来的“西化”影响,不仅为红色文艺运动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同时也在不断地提升工农兵大众的艺术素养,最终经过20多年时间的摸索与实践,开创出了一个“人民文艺”的历史新纪元。

一百年来广州话反复问句演变过程初探

历史语料与现实语料的对比表明,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广州话的反复问句开始从早期句式转变为现代句式。这种类型的转变造成现代广州话里早期句式与现代句式共存的局面。而实地调查数据显示,早期句式的使用频率极低,其最终趋势会逐渐消失。

流寓异乡 兼照两地——新加坡华侨邱菽园与新加坡早期的“流寓文学”

本文探讨了邱菽园“流寓文学”“心属故地、兼照两地以及华文本土化”的特点,论证了邱菽园文学个案对新加坡早期“流寓文学”、新加坡华文文学史的价值。

“地方性文学”的多元探究与价值考量

“地方性文学”是近年来中国文学中兴起的一股创作潮流。它传达出以地域性为中心的文学观念,致力于细致全面地展现地方风习,并蕴含着较丰富的文化精神内涵。它的出现,呼应着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状况,也关联着地域文学的历史境遇和当前现实。现实合理性赋予了这一创作充分的意义,但也应该警惕它存在的某些极端化和封闭化特点。民族国家主体性、现代性和适度性是“地方性文学”书写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

金石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

金石是周代乐悬制度中最为重要的乐器。金石的礼仪功能在于,金石的演奏形成了公共空间,在宏大的集体性场面中,金石之音塑形了意识形态,凝聚了人们的信仰,形成了以公共情感为核心的社会共同体。金石所具备的礼仪意义,也被引申于诗文评领域,人们以金石之音评诗文,呈现的是美善合一的人格和文章。

新文学伦理叙事的三个维度及相互关系

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就是新文学作家在世界格局大变动的关键时期,通过对“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民族”之间伦理关系的深度思考,去全面展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从反“家”到想“家”,是一种回归理性的文学表现;从关注“自我”到关注“社会”,是一种责任担当的文学表现;从“集团”利益到“民族”利益,又是一种文化自信的文学表现。因此,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就是重建民族自信心的艺术表述。它以关注社会民生为己任,以复兴民族精神为愿景,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入世”意识,始终都体现着中国文学所特有的文化品格。

论新文学乡土叙事的历史复杂性

"乡土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叙事主体,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出于维护"启蒙"与"革命"这两方面考虑,几乎都把"乡土文学"做了机械教条的单一化理解。其实,"乡土文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观念,并非是"落后"或"愚昧"的代名词,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到"乡土文学"叙事的深层次结构,便不难发现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人的乡土观念,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血缘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辩证地去看待"乡土文学"的历史复杂性,并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结构入手,去诠释中国人的乡土情结和乡土观念,进而客观地评价"乡土文学"的历史地位与审美价值。

器物比德与中国文学批评——以《文心雕龙》为中心的考察

道德、器物与文学之间存在着精神上的契合。器物作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合体,承载着深厚的道德内蕴。人们以器比德,通过赋予器物精神内涵来表达对“德”的思考。刘勰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文心雕龙》以“器物比德”的方式来论说理想的文学与文人。首先,刘勰继承了儒家明慎辨物的传统,以辨器比识德,认为明辨器物的正色与间色就是推崇道德与文章的雅正之美。其次,刘勰以器质比德质,以治木砌墙时的先质后文来论说理想的文人人格,以玉器的以质为文来论说文章之美。再者,刘勰以制器比修德,以金属冶炼对质料的重塑、律管定律对器物的规范,来喻指人修身正己的过程,并将其引申至文体的规范性。最后,以器用比德彰,借圭璋等玉器之用比君子德行和文章之美,又以木材喻人才,论说文德以器用为本。《文心雕龙》的“器物比德”传统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和“器以藏礼”的礼法观念基础之上。

中国古典画论中的文学思想——以宋代为例

由于各种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合力,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传统绘画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表现在从文学的角度、按文学的标准来要求画者,考察和规定绘画活动的诸方面,并建立了完整的文学化的古典绘画理论体系。文学观念对传统绘画的渗透和影响,极为重要的结果是提升了绘画的价值和意义,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

中国现代文学中“城俗”叙事的多重视角考察

以"城俗"作为"乡俗"的对立研究点,一般以为"城俗"会因城、乡二者经济结构与地理空间上的不同而凸显出"城"的特色,然而通过启蒙、革命、审美视角考察其在现代文学城市文本中的不同风格,清晰地看到作为精神文化的乡土风俗是如何参与城市文学叙事建构的,以及由此而彰显出"城俗"在"乡俗"根基上的"变"与"不变",并展现出民俗在美学意义上的文化反思以及诗意表达。

中职学生专业承诺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G市中职学生的调研数据

中职学生的专业承诺是对中职学生专业学习行为的心理状态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体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质量和效率。通过对G市中职学校1~3年级8703名学生的调查发现:当前中职学生专业承诺整体水平一般,对口就业意愿不高;各测量维度中,规范承诺水平最高,经济承诺水平最低;学生的专业承诺水平在性别、年级、是否参加企业实习实训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社会感知、学校体验和自我评估等因素可以显著预测中职学生的专业承诺水平。基于此,建议强化职业生涯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加强技能学习供给,为学生接受更高层次职业教育打好基础;加强学校校园文化建设,增强学生的身份认同与学校归属;优化课堂教学策略,提升学生的专业自信与自我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