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媒介批评 促进传媒发展 深化新闻学术——访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教授

随着信息技术与传媒产业的发展,当今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媒介化社会。媒介在现代社会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广泛地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成为联结各个阶层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现代媒介庞大的产业下,就产生了媒介批评,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媒介批评究竟是什么?它是何时产生的?媒介批评的对象有哪些呢?对传媒业的发展具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呢?带着这些疑问,本刊采访了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教授。

寻找学术研究新路标——基于2023年新闻传播学与新媒体研究的再研究

在解读2023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综述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相关材料,对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分别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从不同视角用不同方法对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学与新媒体研究进行重新解构。认为要以新媒体新文科新思维来激活和驱动新闻传播学研究;面对未来的互联网和新媒体,新闻传播学人需要勇敢地走进自然科学的大讲堂和实验室进行跨学科思想碰撞,提出新闻传播学科重建和创建传媒学的构想。最后标出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新路标,包括研究有生命力的新闻传播学、加强基础研究与理论创新、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创新、跨学科研究的协同创新、研究方式拓展与研究成果评鉴、科研赋能新闻传播学研究,以期推动新闻传播学与新媒体研究走上新台阶、进入新时空。

大学生使用移动新闻客户端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暨南大学为例

网络间接影响了大学生对新闻的态度和接触,影响了大学生的成长。文章主要探究在网络时代下,大学生对移动互联网的新闻接触与使用情况。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进行,综合、全面地对比分析了高校大学生采纳移动新闻客户端的关键影响因素及使用现状。访谈围绕"使用动机—如何使用—使用的评价"这一使用与满足的基本模式展开测量。研究发现,新闻客户端是大学生获取新闻资讯的重要平台之一,从大学生对移动新闻阅读的习惯来看,用户对新闻产品的阅读呈现出快餐式的阅读趋势,在使用形态上,大学生主要呈现出的是认知学习型,对新闻的要求比较高。本研究是对传统传播学中"使用与满足理论"等相关理论的再检验。

文化适应视角下境外生体育教育的文化传播策略——以暨南大学为例

高校境外生体育教育逐渐成为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新路径。从境外生的文化适应问题出发,结合暨南大学的实践案例,探讨如何在境外生体育教育中实现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提升境外生对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感。研究认为,港澳台侨学生存在文化认同意识淡薄、形成地缘性人际圈等文化适应问题;外国留学生则面临语言交流障碍、文化认知缺陷等文化适应问题。为促进境外生体育教育中的文化传播,应培养体育教师的跨文化意识,强化体育师资队伍建设;优化民族传统体育教材,提升教材设计的针对性;加强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体验,创新体育实践育人模式;转变文化传播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体育故事。

关系研究与本土传播:一种媒介化的视野

“关系”概念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本土化理论成果,它与传播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可以援用到传播学研究中。媒介作为基础设施可被视为关系研究的关键变量,以填补既有研究的缺失。在中国,关系并非一个本质化的概念,而是人们处理问题的方法,其内涵充满开放性、经验性和历史感。它可被视为传播学得以本土化的有效通道,而媒介正是其支点。媒介可通过组织时空、培养惯习、重构权力等方式逐步实现对关系形态和关系文化的重塑。因此,传播学本土化可从媒介实践入手,关注媒介对于关系形态及其文化的影响,并将其对接到诸如乡土社会的维系和变迁以及社会治理等议题的讨论中。

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以及相应的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紧张,先后产生了不同乃至对立的看法:或主张新闻学吸取传播学来完善自身,或倡导用传播学来取代新闻学,或批评传播学统治了新闻教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缺乏深入的体认。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相互交织,我们应当更加理性地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促进彼此间的互动与吸取,使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而使新闻学与传播学获得更大的发展,不必人为轩轾,制造"你死我活"的无谓争论。

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

随着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研究方法显得日益重要。我们不仅需要注重量化研究,也需要注重质化研究。因为在当今中国新闻传播的语境下,质化研究不仅重要,而且非常必要,同时我们在运用质化研究中还须注重科学规范。此外,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研究新闻传播学中各种复杂的理论问题。

可沟通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命题与逻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是中国崛起与民族复兴背景下的文化自信之举,但“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对此形成强大掣肘。在此情况下,可沟通性的传统文化传播命题,能更好绕开意识形态风险和想象,是有助于规避“民族—国家”“民粹主义”等文化传播的另一种构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现代”的文化对话与再媒介化的数字沟通,有利促成文化的视界融合以及国家之间的有效对话。要实现可沟通性的传播,需注重文化折扣,降低价值损耗;借用“数字之船”,实现行政机制与数字机制的耦合;培育海外居民主体,融入日常生活的文化交流。可沟通性作为一种构想,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

Z世代大学生算法素养现状及培育路径

文章在算法素养概念框架下,采用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方法,考察Z世代大学生在算法平台日常使用过程中的算法感知和应对行为。研究发现,大学生受到算法黑箱的困扰及算法智能化权力的操纵,并指出图书馆在信息素养教育实践中可从3个方面着手培育大学生的算法素养,即提升信息环境认知力,引导大学生批判性审视算法系统;增强个人隐私保护力,指导大学生防范算法风险;提升驾驭算法技能,强化大学生算法应对能力。

媒介化视域下“乡村新闻官”制度的生成机制和实践路径——基于清远市清新区的田野考察

随着基层媒介化进程加快,清远市首创“乡村新闻官”制度,旨在延长新闻触手,成为打通城乡一体的信源通道,为基层治理体系与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利探索。研究发现“乡村新闻官”制度的运行与实践是媒介实践嵌入基层治理体系的具体呈现,且规范化、体系化的运行机制使得乡村新闻官可发挥主体能动性,形成三种实践路径和效果,最终构建出“乡村新闻官”制度的媒介化实践结构图。

再造传统:Z世代的“新国潮”传播及其文化价值重构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面向过去”的传统文化不断受到消费文化和流行文化等的冲击,其传播、传承与保护面临困境。特别是在Z世代青年群体中,传统文化的认同面临挑战。如何在时代发展语境中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径,是迫在眉睫需解决的问题。近年来,“新国潮”的流行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与实践范式。在数字平台中,Z世代通过多样的文化实践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参与式传播和创造性转化,在重构“新国潮”文化价值的同时,也革新了传统文化的当代言说方式。

“可沟通性”连通:数字化城市传播的技术逻辑与理论进路

城市传播将城市理解为一种关系性空间,涉及物、人、信息等多个层面的互动。从传播学的视角思考当前中国新媒介技术与城市化转型之间的学理关系,是在数字化改革背景下做出中国传播学的响应。本文讨论了数字化城市传播的技术支撑体系,从“大数据+网格化”治理技术、场景化技术和人机交互技术三个层面,阐释了数字化技术嵌入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体验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明晰了数字化城市传播的理论入口及其传播框架,即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逻辑,将“可沟通性”作为数字城市传播的理论进路,进一步拓宽了数字化城市传播在解释当前各大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动因、过程以及方向等问题的理解。

场域理论下东南亚留学生公共参与研究——以暨南大学为例

东南亚留学生已成为中国留学生教育的重要群体,这一群体的公共参与程度反映了其社会融入和文化适应的状况,而公共参与受到场域的影响,研究场域对留学生公共参与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研究发现,总体上东南亚留学生社会场域的公共参与水平一般,但肯定性参与高于否定性参与,在自觉性和干预性的参与层面,东南亚留学生均更倾向于社会理性选择。研究结果对提高东南亚留学生的公共参与水平有着实践性的指导意义。

政治传播学视阈下广播新闻节目的非语言声音符号研究

声音会随时随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依靠声音来完成交际和信息的传递。广播是以声音这一单一要素作为传播介质的大众媒体,在诞生之初,就以信息传递的高效性、贴近听众的亲密感、设备技术的易操作性赢得了无可比拟的传播优势,并成为政治权力组织传递政治观念和国家意志的重要手段。独特的广播新闻文本写作规律和声音符号系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规训下体现的。本文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了广播新闻节目的政治传播功能,通过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经典新闻节目《新闻和报纸摘要》中分析,并结合皮尔斯的一般符号学相关理论,归纳出了广播新闻节目中非语言声音符号的一些研究新视点。

国家形象广告中华文化传播取向的缘起、动力及其纠偏

国家形象广告作为国家公关的重要手段之一,可发挥快速改善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公共外交效果的作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世界各国间的竞争从原有硬实力的比拼转化为文化软实力的较量,对国家形象的关注与研究,不仅以文化为核心聚焦,还引入了品牌的认知和思维,重视以广告为载体的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这构成了国家形象广告文化传播取向的缘起;中华文化自身发展与传播所遵循的价值主张,以及党和国家支持文化发展与繁荣的高度自觉,则构成了国家形象广告文化传播取向的动力支撑。而借助具体的广告来展示“文化中国”,并依据不断变化的环境适时调整广告的形式、内容与叙事技巧,最终弥补、缝合以往国家形象广告所产生的文化断裂现象,则是国家形象广告文化传播在不断纠偏中前进的实践指归。

同题电视民生新闻差异化报道研究——以广州三大电视台对“小碧心”事件的报道为例

电视民生新闻具有受众地域化的特点,而在同一区域内,新闻素材十分有限,因此电视媒体难以避免报道相同题材的民生新闻。"小碧心"事件是广州地区2012年度的热点新闻,广州地区三大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南方电视台和广州电视台在报道过程中善于挖掘不同点,通过全面系统的新闻策划、多维度的报道视角、全方位的深度报道、生动多样的新闻素材、个性化的解说词、勇于创新的意识等路径,实现同题电视民生新闻的差异化报道。

论广东新闻传媒职业道德的他律与自律

市场经济为新闻传媒带来了经营观念和管理体制的变化,也给新闻从业者的价值观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由于新闻管理部门监管不到位,社会化管理手段不健全、传媒自律不严等原因,广东新闻传媒也出现了导向意识弱化、责任意识淡薄、合作意识缺乏等问题。因此,加强制度建设、推进新闻立法、建立新闻评议制度、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提高从业者的自律意识是当前提高新闻传媒职业道德水平的有效手段。

公共政策如何通过新闻报道构建合法性——以《广州日报》广州BRT项目报道策略为例

合法性是衡量公共政策能否获取公众支持与认同的关键指标,且直接关系到政府部门行政管理的有效性。作为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的渠道,新闻媒体对公共政策的客观报道与充分解读,也是影响公共政策合法性构建的重要因素。新闻媒体通过信息的传播,可使公众通过媒介参与实现的政治参与,强化其对政治权威的认同和理解;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可根据公众对新闻报道的意见反馈,及时进行政策的调整,并完善其执行的手段,最终在政府行政目标与公众利益之间达成共识。

微信的传播学观照及其影响

微信已经成为手机用户的一种生活方式,开启了移动互联网传播的新时代。从拉斯韦尔"5W"模式来看,在微信这种基于关系的病毒式传播中,所有对信息感兴趣的人都是传播主体,他们整合手机和QQ中丰富的传播资源,借助文字、语音和视频等富媒体介质,有选择性地将一些碎片化的内容,定向传播给窄化的"朋友圈",以增强人际交流,提高社会"湿度"。

突发性重大新闻报道与报纸核心竞争力——对广东四报2003年相关报道的解读

对突发性重大新闻的报道直接关系到报纸的公信力、影响力以及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报纸要强化竞争意识 ,抓住契机 ,设置议题 ,增强报道的吸引力和可读性 ;还要把握分寸 ,突破“禁区” ,创新业务 ,超越自我 ,以树立良好的形象 。